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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兵:一分天赋 两分勤勉 七分机遇
  2004年02月11日14:2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1985年时《新闻学刊》创刊号上登了我一篇文章,《从哥达纲领批判看马恩的舆论监督思想》,当时有些人说我这篇文章是“借死人骂活人”,我当时也很紧张,但我知道自己的文章所依据的事实是可靠的,又请教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所以就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种坚持就是胜利。

观察: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新闻工作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去做,比如舆论监督、知情权、新闻自由等,我们目前做得并不好。

建言:
西方重视方法论的教育,强调个性和创新,我们的教育则偏重简单模仿和记忆。所以我感觉中西教育应该更多沟通和互补,我们可以联合来培养学生,实现优势互补。

论点:
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千万不能唯老师和书本是真理。

个人简介:
童兵, 1942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6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在一家企业报做了十年编辑记者,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90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国家教委表彰为“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次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主讲新闻传播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中西新闻传播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大众传播等课程。著有《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比较新闻传播学》、《新闻理论》、《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等,主编《中国监督学大辞典·社会监督卷》、《企业报理论与实践》等,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他曾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九五”课题《中西新闻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现正主持国家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与操作机制研究》、复旦大学课题《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


童兵:一分天赋 两分勤勉 七分机遇

在新闻传播学的圈子里,如果问起谁是咱们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相信都会脱口而出“童兵”这个响亮的名字。在这个“第一”背后,蕴含着多少活色生香的故事与的丰富感人的经历?三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有幸倾听到了童老师这个“第一”背后的灿烂,和着他那童心未泯的灿烂笑声。

想成为一名勘测队员

李晓静:童老师,我知道您的家乡是浙江绍兴,一个人才辈出的好地方。可以谈谈您是怎样在那里度过您的童年的吗?故乡对您的童年以及现在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您的性格和学养方面?

童兵:绍兴的确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绍兴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培养了许多人,一个重要的乡土规则就是重教,家里无论多穷,都要培养孩子读书,所以绍兴自古以来像陆游、徐文长、蔡元培、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据史书少说也有500多个。第二就是绍兴人生活很艰苦,绍兴没有很大的产业,它主要靠“三缸”:酒缸、染缸、酱缸,这就养成了绍兴人靠勤劳创业的品质。我出生在绍兴,但5岁时就随父母来到了上海,所以乡土的熏陶并不很持久。但故乡在自己的心目中一直是非常神圣的,是一种无形的动力,一种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因为自己是绍兴人,所以也应该为绍兴添光加彩。有一次我在香港碰到吴小莉,她也是绍兴人,大家说起家乡都是无限神往,我们都很愿意为家乡做些事。家乡现在还没有大学,只有一个绍兴文理学院,如果有一天家乡办了大学,我会去义务教学,这也算是我为家乡的进步发展想做的一点贡献吧!

李晓静:现在在您的记忆中,青少年时代求学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个时候您有自己最大的愿望和理想吗?

童兵:我上学比较晚,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母的思想比较保守,怕我念书太早会在学校受欺侮。所以我9岁才进小学,并且也不懂事,在学校里非常调皮。大概从五年级我才开始懂事,还当上了班里的中队长,毕业后考进了上海中学,在那里读了六年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现在回忆起来,中学给我打下的基础非常深刻,她教给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学习。换言之,关于做人的基本道理、做学问的基本方法,我是在中学时代培养起来的。在中学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学生工作,接受了很多锻炼,我从初二开始就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到高中就担任主席,在学生会一共工作了五年,给了我很多经验和营养。我在中学时爱好很广泛,参加了很多课外活动小组,像美术、文学、航模、戏剧等等,当时自己的愿望是非常想成为一名勘测队员,因为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为祖国找寻宝藏,挺有意思的。我当时想学理工科,不想读文科,因为文科总要坐办公室。

李晓静:您本科就读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我想知道,在考大学之前,您的兴趣爱好是在新闻领域吗?又或者还是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后才对它产生兴趣的呢?

童兵:其实我读新闻也很偶然,几乎是在最后短短的几个月内报考的,之前对新闻并没有太大兴趣,主要是想学理工科,当个工程师或者勘测队员什么的。但到1963年时,我们国家开始“反修”,希望学生干部能考文科,做“反修”、“批修”的一线战士,所以我突然之间就开始考虑读文科。而当时文科最好的就是复旦的新闻系,并且记者对我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当时一句流行的关于记者的口号就是“相机胸前挂,任我走天下。今朝名记者,他日大作家。”记者可以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我的志趣也比较符合,所以就这样选择了读复旦新闻系。

选择了这一行后我对专业还是很用功的,既然学了,就应该把它学好,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目标。在我进校时,复旦新闻系已经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师兄师姐,在各个新闻工作岗位上都干得十分出色,让我特别羡慕,所以我就一心要向他们看齐。我觉得复旦新闻系的大学课程设置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帮助,比如老师经常带着我们读报评报,还搞课堂讨论,给了我很多启发和锻炼。系里还鼓励我们写文章,参加实际训练。当然读大学时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政治干扰也特别大,但对新闻系的人来说,这又有偏得的地方,因为对新闻系学生而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工作能力的锻炼。我当时参加了两次“四清”,担任小组长,了解贫下中农,学做宣传、做记录、做家庭访问等,都有十分深刻的切身体会。我1964年还到《解放日报》去实习,叶春华老师的夫人就是我的指导老师,让我们用铅笔改稿,反反复复,直到满意为止,这些锻炼都让我获益匪浅。

李晓静:您觉得自己大学五年中在学业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童兵: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学到了知识。我在复旦大学念本科期间学到的许多知识对我现在都还很有帮助。我出去后当了十年记者,给通讯员讲课时用的讲稿就是大学的课堂笔记,像什么采访写作课、编辑评论课、新闻事业概论课等。这样,在当记者时我的专业基本没丢,所以考研时新闻理论我考了第一名,应该说这都是母校给我的知识营养。二就是学到了方法。读大学时老师和我们班上29个学生都非常熟,每天晚上都要到我们宿舍来带着我们读报评报,像余家宏老师、伍必熙老师给我们开了这门基础课,每次都要让我们分析当天的报纸,今天的头条是什么,这则新闻写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等等。所以关于如何评价新闻的方法,老师都是手把手地教给我们,这给了我很多收获。


读研与攻博

李晓静:您1968年本科毕业后选择的是去媒体做编辑记者,并且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的媒体工作对您今后从事新闻传播领域的科研和教学有什么影响和帮助呢?可以谈谈您那段工作期间的经验和体会吗?

童兵:我很喜欢自己的专业,可以说是越学越有劲。但很可惜,我毕业时“文革”正值高潮。我毕业分配时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一定要搞本专业,不论被“工宣队”分到什么地方。当时有一个北京军区的指标,它有报纸,有很多宣传工作,所以我就想到那里去。但大学生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要下到基层去,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军区骑兵五师十五团,在那里干了一年多。后来我又分到地方锻炼,到了辽宁锦州铁路局的一家报纸《锦铁消息报》去做记者编辑,这在当时是一家比较规范的企业报,周三刊。我在这个小报干到1978年,收获是很大的,这份报纸“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没有很细的分工,所以基本的新闻生产流程我都做过,从采访、写稿,到划版面、通联、给通讯员授课等等。这些对我后来的科研和教学都有很大帮助,我自己觉得在大学做新闻系的老师需要有实践经验,这种切身体验很重要。另外,在这期间我还有两个主要收获:一是更热爱生活了。你不知道,“文革”期间的东北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人均一个月只有三两豆油,半斤猪肉,但工人、通讯员和我们相处得都非常愉快,让我感觉到艰苦生活中的温暖和美,所以在那以后,我的生活态度总是很积极的、向上的。二就是我深深体会到了“当记者决不能说假话”的道理。当时的很多报纸就遵循着“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路子办报,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也是我后来考研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晓静:那您后来又是怎样决定去人大新闻系读研的呢?读研期间您的专业方向主要在哪一块?后来读博呢?

童兵: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主观上想脱离“文革”时这种每天编假新闻的环境。但那时考研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我们报社一个记者是北大地球物理系毕业的,他当时一直想离开报社,很早就准备着考研。我当时压根不知道1978年恢复高考后新闻学专业也可以报考研究生了,这个同事来找我同他一起考。就这样,我就产生了尝试考研的想法,手续也很简单,交了两张照片就算报了名,之后就开始看书。后来还是花了一些功夫,很幸运地就考上了。读研时我的导师是甘惜分先生,他是从延安过来的老新闻工作者,我跟着他一直致力于新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硕士三年我学得很辛苦,写了许多文章,我和郑保卫一起合作编了《马恩列斯论报刊》(上、下卷),有六、七十万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通读了50卷马恩全集,也写了四十多万字。所以整个硕士阶段里我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这应当感谢人民大学,给了我很多机会。读博期间我继续做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研究,想写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不仅是马恩了,还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后的列宁、毛泽东等等,比硕士时做得更为深入和更为系统。

李晓静:能谈谈您在人大读硕、读博期间治学的体验、方法和收获吗?

童兵:大学里的条件无非是两个,一个是书,一个是老师。老师不能天天跟着自己,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自己要学会利用书本知识来学习。我想结合自己的体验谈四点方法:一是对自己有用的书都应该读,而不能仅仅局限在专业书领域。我搞马克思主义新闻史,牵涉到世界近代史,我就去选了世界近代史这门课,跟着老师的课去读这方面的书,收获很多。二是要活读书,我读书时做了很多卡片,摘抄一些重要的内容,记录自己的心得等。书并不一定要全读,读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即可,只有特别好的才是逐页细读,否则就会效率低下。三是要读活书,不仅停留在读书上,与学习相关的活动都应该参加,比如我学外语就不光是拿着一本书背单词,我还喜欢把一些外语知识做成卡片,在买饭排队时、等车时就掏出来看,一次和同学步行去香山玩,一路上大家用外语聊天,足足4个多小时,回来后感觉收获特别大。四是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人云亦云。1985年时《新闻学刊》创刊号上登了我一篇文章,《从哥达纲领批判看马恩的舆论监督思想》,当时有些人说我这篇文章是“借死人骂活人”,我当时也很紧张,但我知道自己的文章所依据的事实是可靠的,又请教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所以就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看来这种坚持就是胜利。你们做学生的一定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千万不能唯老师和书本是真理。


治学与思考

李晓静:谢谢您的建议!童老师,我知道您在新闻理论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新闻理论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是现在有一些大学生认为马列新闻理论枯燥乏味、脱离现实,甚至对之持一种不屑的态度。您能否结合实际谈谈在当下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童兵:大学生学一点马列主义经典新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我想这种必要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学一点知识,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它不仅是告诉我们怎么革命,它首先是一门科学,里面有很多真理,对新闻传播规律性的认识。其次可以从中学习方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他们总结出的新闻运作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像现在的新闻改革、新闻竞争中的方法论是很重要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很多方法论的东西是值得反复揣摩的,如辩证法。三是学习规范,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这中间是有道理的,我们一些学生在没学马克思主义之前认为它很枯燥,而在学习以后却获益不少,以前只知其然,现在更知其所以然,能讲出其中的道道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带给我们的收获。

李晓静:2001年新闻界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上海特意请您来做辅导报告,您如何看待这次活动?您认为马列主义新闻观当前对新闻从业人员从事传媒工作有什么意义?

童兵:从2001年到2002年初是我最忙的一段时间,全国很多地方都让我去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像山东、江苏、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广西、重庆等。我感觉很有意义,也非常高兴。这首先是让新闻工作者知道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另外让他们能够运用正确的理论去观照错误的东西,对改进实际工作很有指导意义。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很多新闻工作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去做,比如舆论监督、知情权、新闻自由等,我们目前做得并不好。而早在100多年前,马恩就有很多相关论述。我们没做好固然是有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了解甚少、认识不够,所以新闻工作者学习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李晓静:我曾经读过您的一本书《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是1997年出版的。我想知道,您今天再如何来评价中国和西方各自的新闻研究?您觉得西方的研究有哪些可资中国借鉴的地方?

童兵: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自己,也能更公正地对待别人,所以我一贯主张对中西新闻传播学进行比较,去年我又出了一本《比较新闻传播学》。就当前西方媒介而言,我认为它有三点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一是体制,中国新闻改革进行了20多年,但成绩不大,主要就是一个体制问题。西方的体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它把经营和宣传分开,经理和总编各司其职,相互制衡,是一种双驾马车的体制。而我们长期以来都是总编乃至报社党委书记说了算,既管经营又管编辑,这就容易出现偏颇。西方还有比较好的人事制度、奖惩制度等等,都有完善的体制作为保障。二是西方对权利的尊重也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如知情权、舆论监督权、新闻批评权等,在西方几乎不成为问题,像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几乎所有媒体都报道,而在中国,很多东西都是难以见报的,或者迟报、部分报。三是西方高度张扬媒体的个性,而我们往往把媒体都弄成一个样。当然现在也有了一些有个性的报纸,像《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但总的来说,西方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值得我们借鉴。

李晓静:2002年您和师母合作出版了一本《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您能否简要评价一下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您认为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在这几年主要取得了哪些进展,又还面临着哪些问题?突破口在哪里?

童兵: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起步不晚,就美国而言,规范的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我们也已经有一些院校在从事新闻理论研究。但多年来我们没有什么大的长进,原因很复杂,新闻学研究功利主义很强,受干扰也很多。这些年来,新闻理论研究的视角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传者研究到现在的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等等。

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都必须从事实出发,从新闻出发,我主张把两者结合,考察事实如何演变为新闻,以此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学术逻辑起点。我们现在的进展在于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日益多元化了,但问题也就在于,新闻理论研究必须本着实用的目的出发,也就是说要研究新闻,要立足于新闻而不是其他,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这几年我们的新闻学研究多少有些变调,只去关注什么产业结构、什么资本运营等,这些需要研究,属于媒介经济的范畴,但一个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对新闻本身的研究,现在的硕士、博士论文真正研究新闻的太少。而老百姓对我们期望最高、关注最多的恰恰是新闻,广告商关注的其实也是这个,只有你把新闻做好了,别人才会看到你的价值。所以我们的突破口也正是在于对新闻本身的研究需要强化,新闻才是第一位的,而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步不大。

李晓静:您曾在2001年的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国内目前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这个“与”字恰好反映了二者关系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处境。您能否具体谈谈如何看待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关系应当怎样建构才能促进新闻传播整个学科的发展?

童兵:我自己觉得新闻学和传播学是种和族的关系。因为传播是一种范围很广泛的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新闻传播只是传播的一部分,其核心是所有信息传播尤其是社会信息传播中最有魅力、最具挑战性的一块,所以它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和一般的传播学科不一样,是传播学的一个族、一分子。我现在致力于提倡一门专门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不同,和新闻学也不同。它的任务是研究作为人类重要传播现象之一的新闻传播本身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其性质如何界定,它有何特点、功能及规律等。

李晓静:在去年的“首届中国传媒高峰论坛”中,您曾就“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问题做了发言,您认为“中国传媒正经历一场空前激烈的兼并、重组、改革的深刻变化,全方位进入争夺市场的战国时代。”您可否谈一下中国传媒在入世后首当其冲的发展策略是什么?

童兵:入世对中国新闻传播界而言是机遇多于挑战,推动了整个新闻传播的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应学会熟悉和遵循国际游戏规则、了解改革开放的传播环境,国外信息传媒有条件的进入,我们有条件的要大胆走出去等,这都只要很低的成本。所以入世会推动我们新闻传播思想的解放,创新、平等竞争。当然起初阶段对我们会有较大冲击,但最终总有一批媒体会脱颖而出,所以我对入世以后中国媒体的状况在总体上持乐观态度的。我们的媒体关键是要改变体制,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怪入世,不能怪别人,只能怪我们自己,首先就是体制不灵活,太保守,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不能提供市场保护和政策支持等。对一部分人来说,还有一个观念转换和战胜私心的问题。

李晓静:您如何评价北京和上海的媒体格局?它们各有什么可以互补的地方?

童兵:研究环境是北京好,思想更解放,没有太多框框,而且信息来源多、情报传递快,我个人感觉上海相比之下往往学术信息要滞后半个月到一个月。上海的优点在于海外消息来源多而且传递快,与国际交流多。就媒体而言,北京的传媒更为解放和大气,胸怀开阔,而上海说得坦率些,显得拘谨而且保守,竞争机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北京要好些,相信今后这种局面应该会有所改变,会更放开些。


教学和科研

李晓静:据我了解,师母好像是复旦环科系的教授吧。听说您最近和师母联袂在做一项关于新闻传媒与生态环保的合作研究,对吗?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项研究吗?

童兵:是的。我夫人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和工程系的教授,我们两个人起初是做的不同课题,她做国家教育部的规划课题:“新闻传播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国对环保投入的力度加大了,但管理却显得不够,而管理是比投入更重要的问题。管理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新闻传媒来批评和呐喊,来强化全民的环境意识。所以复旦引进我的时候,我就报了这个“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的课题,希望能发挥两个人专业互补的优势。去年暑假我们专门到内蒙的鄂尔多斯库布其地区的生态保护示范区进行了考察,日本的治沙英雄、90多岁的远山正一先生每年都带着弟子去那里植树。我们的合作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文理兼容、知识互补,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力争做到资源的优化组合。

李晓静:可以介绍一下目前您手头上的科研项目吗?

童兵:现在手头一个是教育部的重点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与操作机制研究”,经费是20万元人民币,历时已有两年多了,计划在2004年结项,目前的中期工作已经做了一些,走了很多地方来调查全国的舆论监督情况,做得比较好的有海南、珠海、上海、桂林等地。一个是复旦大学的文科课题,就是刚才和你说的“新闻舆论导向与公民环境意识”。另外我还参与了方汉奇老师的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做其中的一个子项目1949-1976年的中共新闻思想研究。

李晓静:您在人大工作了多年,这次回到母校复旦来工作,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吗?

童兵:感受就是复旦的亲情很浓,北方的学校政治色彩比较浓,而南方的学校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复旦很尊重人,教授地位也高。复旦的青年教师很可爱,办事效率高。整个复旦发展相当快,和40年前我在这里相比,复旦已经有天壤之别了,可谓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在这里工作我感觉心情很愉快,希望能多为复旦及新闻学院做些事。

李晓静:在国内新闻学界一直有一个提法就是“北有人大,南有复旦”,您在两所学校都呆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能比较一下它们在学术科研领域的风格、特点异同吗?

童兵:复旦受海派文化影响大,大部分老师有海外研修的经历,兼容性强,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学术氛围比较宽松,政治色彩相对比较淡薄些,能够张显独特的学术个性。人大的特点在于资源丰富,消息灵通且传递快,而且紧靠中央,能获得一般外地院校得不到的资源。

李晓静:我知道您对中西的新闻教育领域都非常关注,也非常熟悉。您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西方新闻教育的情况比如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吗?有哪些方面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中国的新闻教育存在着哪些问题?

童兵:海外教育和我们不同,我们重视基础理论教育,国外则更偏重应用,案例分析多。国外教学思路比较开放,上课主要采用讨论的方式,允许各种奇谈怪论,师生地位非常平等,我们则显得封闭些。另外西方重视方法论的教育,强调个性和创新,我们的教育则偏重简单模仿和记忆。所以我感觉中西教育应该更多沟通和互补,我们可以联合来培养学生,实现优势互补。

李晓静:您现在复旦担任博士后流动站站长,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您认为它对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有何意义?您对博士后的培养工作有什么设想吗?

童兵:能够担任这个职务我感觉十分荣幸,这个博士后流动站对于复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平台,可以吸引大批有志于新闻传播研究的青年学者到复旦来。但我现在工作做得还很不够,主要问题在于良好的发展机制还没建立起来。我目前的设想是希望能组织博士后来开展一些国家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实战中提高博士后的科研水平,拓宽他们的学术视野。

李晓静:您授课几十年来,在思路、方法和侧重点上有些什么变化呢?

童兵:20多年来我的兴趣一直是在宏观层面尤其是政策、法律层面,比如入世、十六大以来国家关于新闻政策的变化等。另外我在授课中比较注意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讲义的资料,像上次课我就让学生关注两会以来《南方周末》的报道,分析它一些报道的深层原因。我上课很容易动感情,声音又响,所以半天上下来,觉得很累。

李晓静:您这些年在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上面倾注了很多心血,可以谈谈您是怎样栽培他们的吗?或者说,作为老师,您最想给予他们的是什么?

童兵:作为老师,我一是想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就说过,应该送给学生钓鱼杆教他怎样钓鱼,而不是送给他鱼。二是要教会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培养一种问题意识。三是要培养他们写东西的意识和能力,在第一线练兵。

李晓静:您觉得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和您那个时候相比,在心态、能力、学识上有什么不同吗?您如何评价他们?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和勉励吗?

童兵: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个时候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心态也不同。他们所接受的基本训练比我们多,很多能力像外语、计算机操作能力都比我们强。但他们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能力我感觉比不上我们这一代人,比如他们最爱上网查资料而不是去图书馆,网上的资料往往是一错就跟着错,以讹传讹。现在的研究生的角色认同感和角色期待也不如我们,心态容易浮躁。我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正确认识自己,对于社会的要求不要太高,毕竟社会给予他们的已经很多了,心态应该放平和些。

李晓静:您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平衡学者、教师、丈夫、父亲这诸多社会角色?这中间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角色?您对自己是怎样定位的?

童兵:我在现实生活里经常处于角色冲突中,好在我这人脸皮厚,也不怕了。(笑)但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教学和工作始终是第一位的,集体利益是第一位的,其他东西不能兼顾就随它去。家里这几天搞装修,我实在是没时间去监工,没办法,面对家人时只好耐着性子听埋怨。其实角色冲突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人要想什么都做好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自己最看重什么。我想我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其次才是其他社会角色。

李晓静:您还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们共勉吗?

童兵:我想一个人的成才一分靠天赋,两分靠勤勉,七分靠机遇。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把握自己的机遇,好好努力奋斗创造条件,来争取自己美好的未来。



                            李晓静2003年3月17日谈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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