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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敏:中国出版业智囊之首
  2004年02月11日14:5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我们实施了“三轮驱动”的三年发展计划,两年就变了。就有人和我谈,说:你太年轻了,我们原来的所长都六十多岁,所以你一来大家很怀疑您这么年轻能做什么事情嘛,大家心里没有底啊。我说,我不年轻了,50 多岁的人了。

观察:
国外资本进来要干什么?它一定是要占领市场,第一位是人才资源的争夺,出版资源是第二。通过高薪把人才买断啊。了解中国的政策,民情,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有中国的渠道的人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建言:
一个行业、一个社会,忽视民营是不对的,不管它是什么目的进来,只要遵纪守法。如果民营能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做出贡献,应该是大力提倡的,要给他合法的地位,承认他们,给他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把它们纳入到正常的管理轨道,当然必须要加强监管。

论点:
当某个东西没有被人注意,没有被人发现的时候,你就有很大的空间去设计它,去完善它。出版业的研究即是如此。况且出版行业的学科建设刚刚起步。



个人简介:

余 敏: 汉族, 中共党员 ,编审,兼职教授

   1942年9月28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劝学巷,一个南迁逃难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在玉溪,安宁乡下度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即随家迁至武汉,就读于铁路子弟学校,后曾在武汉一中和南昌一中上学,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少年时光;196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寒窗五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虽毕业而未分配;1968年底,几经周折,仍未能如愿去当名工人;12月,独自来到河南省新野县溧河公社李楼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至1972年2月二次分配,有幸就职于郑州市文化馆创作组.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结交了许多作家朋友;1976年粉碎”四人帮”,调入文联,筹办《百花园》文学月刊,后任主编;1986年创办《小小说选刊》、“小小说创作研究中心”,兼任主编,当时,事业可谓蒸蒸日上;1989年初,由于办刊思想的分歧,辞去两刊职务,仅以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年底,年已47岁,携一双女儿来到北京,跨进华龄出版社大门,担任编辑部主任;1992年调进《新闻出版报》社,和一帮年轻人创办周末版;1994年还是和他们一起,又创办了《中华周末报》;1996年9月28日,正好是54岁生日那天,被正式介绍给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全体中层干部,成为研究所的新任主持行政工作副所长,党委副书记;1998年兼任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直至今日;经历大致如此.著作不多,好的更少,况时过境迁,不提也罢.最近几年主编的一批专著,尚可一读:《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1999年);《出版集团研究》;《加入WTO与中国出版业发展》;《前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出版学〉〉;〈〈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2002年);〈〈加强出版业宏观调控研究〉〉;〈〈中国出版蓝皮书:2002—2003中国出版业状况及预测〉〉。



余敏:中国出版业智囊之首


余敏在一些专业网站的简历里写着自己“在杂志社、出版社、报社等新闻出版单位从事编辑及管理工作已32年”。他喜欢把自己称作传媒人。

1966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余敏被下放河南农村劳动,在和牛只有一墙之隔的草棚里还坚持研究文学,几年后被安排到郑州市文联搞创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南主办过蜚声全国的《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文学月刊。

1996年10月,余敏来到出版界最高智囊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主持行政工作。1998年兼任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2000年又创办“中国出版网”,并担任董事长。六年间,他主持过三十多个研究课题;六年间,他使出版科学研究所的总资产增加了六倍半。


出版科学研究所:七年生息不寻常

辛华:几年前,我去过出版科学研究所原来办公的地方,真是很破旧,空间狭小,光线也不好,看看你们现在的办公条件,真是不敢相信那里曾经是国家级研究所的办公地点。

余敏:当时我一去上任的时候也很吃惊,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所怎么会这样简陋?真是很意外!我的办公室是整个研究所中最好的一个,可是就是在这个最好的办公室里,还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一听。当时署里的外事司司长到我办公室,我很热情地请他到沙发上坐,结果呢,他一屁股就坐到地上了,原来是那沙发腿,早不掉晚不掉客人一坐它掉了(笑)。

辛华:您是1996年10月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主持行政工作的,当时是在怎样一种心理状态下来上任的? 

余敏:我原来在中华周末报任总编辑,这份报纸是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一个子报。后来调工作,我的选择是要不到机关,要不到出版机构。我从学校里毕业后,因为在河南作家协会搞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大量的时间是从事出版,最先做刊物,做了17年,1989年到北京以后,也是搞出版,所以我倾向选择后者。

但是对于来研究所,我依然很慎重地考虑。与其说我在考虑,不如说是考察。

出版科学研究所是1985年根据中央加强出版管理的精神建立的,宗旨就是搞好研究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研究所总是没有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关键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对研究的理解不明确,定位就不明确。所以我来以后,感到首先必须明确研究所到底是干什么的,它既然不同于出版社和报社,那他自己的特色是什么?这个单位到底需要我做什么,我去的任务是什么?

当时出版科学研究所的整个构成是一个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还有一本杂志——《出版发行研究》,整个研究所就只有一个综合研究室。当时业内的研究所有两个,一个是印刷技术研究所,很多人知道;一个是出版科学研究所,知道的人很少,包括我也不知道。

另外研究所是事业单位,条件差不说,完全就靠国家的补助,听说有时工资都发不出来,当时确实很困难。

但是,我更多考虑的是它的空间,看自己能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一点作用。虽然研究所的条件很不好,但是空间还是很大的,大到可能我十年都做不完。大家都认为出版是朝阳产业,出版研究的前景就应该是广阔的,而且我感到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完全可以落脚到研究上。

还有一点,我一直认为,当某个东西没有被人注意,没有被人发现的时候,你就有很大的空间去设计它,去完善它。出版业的研究即是如此。况且出版行业的学科建设刚刚起步。

我经常对研究所的同志讲,研究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个服务业,是直接为行业服务的。如果你的科研成果不转化成生产力,那理论研究是没有价值的。出版业是个朝阳产业,我们的国家有需求,它又是刚刚起步,所以前途无量。

我还对一些硕士生、博士生说过,你可以研究唐诗、宋词,可以研究歌德、普希金、惠特曼,但你很难研究出什么更新的东西?这些都研究了多少年的了。但是,出版研究不一样,它正在处于一种被开垦的阶段,你们将来要想在学科上有成就的话,研究出版业,可以成为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啊。

所以,说实话,当时我考虑来考虑去,条件差不要紧,关键它的空间要大。还要说句实话,越是落后的地方,越能做出点事情,如果让我到一个很好的出版社,或许就没有什么空间让我开拓了。

至于一个落后的地方,只要你方向对了,方法对了,改造它不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当时很有信心的就来了。我在就职大会上这样说,第一,大家都很年轻,路还很长,但是这个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希望大家有一个自力更生、努力拼搏的精神,苦熬不如苦干;第二,这个领域非常广阔,前途是光明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把握准方向,踏踏实实地苦干三年,我们一定能重塑出版研究所的形象;我还当场表态:如果三年改变不了现在这个面貌,我立即下台。我再回到我的本行,做编辑。

徐蕾:结果呢?

余敏:我们实施了“三轮驱动”的三年发展计划,两年就变了。就有人和我谈,说:你太年轻了,我们原来的所长都六十多岁,所以你一来大家很怀疑您这么年轻能做什么事情嘛,大家心里没有底啊。我说,我不年轻了,50 多岁的人了。

徐蕾:您这么大年纪,为了实现抱负,一定遇到了很多困难吧?

余敏:困难除了经济上的,还有人际关系上的。要知道,一个地方越穷,事情越多,越穷越斗,越斗越穷,越穷越干不了事情,整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抓发展是第一要务。当时的人缘很复杂的,各个地方调过来的都有,很难管理。

举个例子,那个时候评职称,不管你是不是这个行当的,资格够不够,你都可以评。面对这种情况,我说我不管过去怎么样,到我这里划个句号。以后我们必须严格按照规矩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这个规矩执行起来必须是一碗水端平。

当时有的人就不接受,就闹,包括把社会上的人拉过来威胁你,经常是半夜我家的电话就响起来了,个别职工在半夜十二点带着人到我家来,说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三天之后我让你到医院!我说你现在就可以捅我一刀,但是你要考虑后果。我说,你搞发行的,想评职称,这是好事,可以啊,你去考试,我这个人绝对一视同仁。后来这个人见我软硬不吃,也就没办法了。年轻人很容易冲动,这是需要批评帮助的,对那个人也没有处分他。一直到现在那个人见到我还说,领导,你怎么骂我,我都没有话说,很佩服你,也很感谢你当时的做法。

徐蕾:您当时为了扭转研究所这种“一穷二白”的状况的现象作了哪些工作?

余敏:我想得比较远一些。我们制定了两个“三年发展规划”,调整科研结构、学科结构、人才结构、组织结构,一手抓人才、抓成果;一手抓管理、抓经营。 实施了科研、出版社、杂志社“三轮驱动”战略,科研工作紧扣“两个服务”,大胆面向市场,同时,出版社,杂志社这几个部门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能者上,庸者下。给他们定指标,完成了,有奖励;超额完成,重奖。《出版发行研究》是学术刊物,《出版参考》是资讯刊物,《传媒》(原来的《报刊管理》)是指导性的刊物,这三个刊物都自负盈亏。我们每年要开经济工作会,确定指标。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确定指标,不是说你坐在那里,躺在那里就可以做得到的。我给你的指标是你站起来还要蹦一下才可以够得着的。“三项制度”改革,现在的科研体制改革中就有这一方面的内容,而且是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四五年前就试着搞了。效果不错。

辛华:您在研究所主持工作,科研工作方面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余敏: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重视基本学科建设。特别要重视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方向;第二,重视科研数据的积累,现在已经逐步建立了出版法规库、出版科研资料库、人才库等,这些还都要逐渐实现数字化,信息化,以实现资源共享。日本、韩国以及我们的香港、台湾地区都很关心这项工作的开展。

第三,重视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近几年,研究所先后提出并组织科研人员完成了《我国现代出版业百年历史研究》、《当前非法出版活动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加入WTO对我国出版业的影响及对策》、《加强出版业宏观调控研究》、《出版学》、《新闻出版业十五计划及15年规划》、《世界十大出版企业研究》、《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报告》、《我国出版集团研究》、《我国发行集团研究》、《苏联俄罗斯出版管理研究》等一批研究课题,为署党组提供了《英国出版宏观管理》、《美国、英国、日本出版产业概况》、《英国政府的出版管理职能》等一批报告和不定期的《参阅资料》等。

第四,重视先进手段的采用。手段和效率、效果是密切相关的。我来的时候,所里只有两三台计算机,来所以后我带头学习并要求每人学会使用计算机,初步建立了一个局域网,基本上人手一台电脑。在总署计财司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规模更大、功能更全的出版信息平台。

第五,重视发展规划的制定,我们的总体发展方向就是“深化体制改革,紧扣两个服务,创建一流院所,扩大国际影响。”

徐蕾:您现在是宝刀不老,超期服役了,您是否总结过六年多来在办所“施政”方面的得失?您认为自己在其中所起到的独特性贡献有哪些?今后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

余敏:我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应该的,分内的事,不算什么突出的贡献,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但是教训我却有不少,也记得很深刻,“中国出版网”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原因很简单,投资方和主办方建网的目的不一样。作为投资方,它是希望我们建立这个网站把他们包装一下,能出手卖掉赚钱,这很正常。而我希望你可以提供资金把这个专业网站建立起来,为我们这个行业的生产和科研服务,作为一个公益的事业来办。二者的目的差别太大了,没能办成。所以这次办新的网站我们就牢记上次的教训,最根本的是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将良好的愿望变成现实。

现在出版科学研究所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还不是很满意,我希望它可以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真正像一个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我有几个计划,第一,在我任职期间,我已经聘请了三位外籍专家,以后还有这个打算,让这些外国人员的研究为我所用。如果单从待遇上讲,说个实在话是不会吸引他们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出版大国,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这给我们节省了很大的成本,如果你到国外搞个调研,也只是蜻蜓点水,花费还不少。我们请日本出版学会前会长,我们请英国布鲁克斯出版研究中心的主任,还有韩国大学的著名教授。我亲自给他们授牌,他们认为能被聘为中国这样一个出版大国出版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觉得很光荣。这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媒体讲这是中国出版研究工作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当完成我们的研究课题后,就按照中国的标准付给他们稿费(笑)。当然,以后有条件还是会增加的。

第二,改造硬件设施。有的人曾经很不理解说,你们现在所里的硬件设施已经不错了啊,我就给他打了个比方,这好比为孩子买鞋,7岁的孩子你是不是要给他买8岁的鞋啊,为了明年还能穿,因为脚长得太快。硬件设施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流的研究就要有一流的设备,所以我建了科研大楼以后,准备着手成立一个国际出版学术交流中心。要让世界了解我们,我们更多地了解世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现在总说中国出版要走向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备作坚强的后盾,与国际接轨。外国同行们非常羡慕我们国家对科研工作的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出版大国但却不是一个出版强国,我们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走不出国门,实在是很可惜的。

第三,就是搞好“中国出版通史”研究,出版界都很关注这项研究成果,媒体也很关注。这项研究还没有完成好多出版社已经抢着要承担出版任务了。

第四,建立一个先进的科研信息平台,建立出版法规库,出版科研资料库,出版统计数据库。将网络的巨大作用充分体现出来,不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受众,随时可以搜索自己想要的最新的资料。2003年5月份我要召开一个会议,两岸四地出版专业网站建设与发展的研讨会,初步打算这个网站先把两岸四地连接在一起,然后是国外的网站,虽然现在出版的网不少,但是真正发挥功效的不多。


“为出版管理服务,为出版生产服务”

辛华:您认为出版科学研究所的专家在我国出版界发挥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余敏:说大一点算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实务界的智囊团吧,起一个参谋作用。我们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两个服务,即“为出版管理服务,为出版生产服务”。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如果研究所不能有效为生产和管理服务,不能促进出版行业的发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科学研究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科学研究必须为整个行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辛华: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室的设置情况是怎样的?

余敏:我刚来的时候只有一个综合研究室,我来了以后撤掉这个研究室,本着两个服务的原则,成立了应用理论研究室,了解调研当前的新形势新问题,研究当前的应对措施,为署党委直接服务;成立基础理论研究室,搞学科建设特别要着重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另外还有国际出版研究室;出版经济研究室,专门研究出版经济和出版物市场的;高新技术研究室,主要研究传统的出版产业如何与现在的高新技术结合,如何推进和应用高新技术。将来还要搞一个版权研究室、一个出版标准化研究室。


徐蕾:您是专著研究报告“中国出版通史”的项目负责人,现在这个课题进行得怎样了?

余敏:这个课题已经搞了两年了。“中国出版通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已经被列为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总署非常关心,非常支持这项工程。出版史学是出版学的一个分支,我国的出版史从先秦一直到现在3000多年了,中国四大发明里就有两个与出版有关的。可见它发展过程的辉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段漫长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它的规律是什么。我们的研究人员并不完全是业内的,除出版界外,还有史学界、教育界、图书馆学界、文化界等各方面的学者。希望在他们最好的时候趁热打铁,不能等到他们八九十岁再做这件事情。我们从指导思想、安排计划、组织协调、合作方式、资金运用、研究与出版等方面都考虑得比较细,目的是希望这本书能代表当代出版史学方面的最高水平。总之,这本书首先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其次才是出书,现在是分开进行。这个工程很大,预计明后年出版。


纵论中国出版业大趋势

徐蕾:有人说,国外资本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说如大象之于浴缸,没有进入的兴趣。您认为这一看法对吗?如果不是这样,请您谈谈我国出版企业当如何应对国外资本进入的挑战?

余敏:这个比喻不恰当。说这话的人不了解情况。中国市场非常大,当今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别是我们达到小康水平以后,更大、更重要的一个需求目标就是精神产品,吃饱了穿暖了,要发展、要竞争需要的是什么,衣服穿完了一件还想另一件,书读完一本想不想读第二本?学生一茬又一茬,有多少学生要读书?所以把中国出版物市场比作澡盆子,不可思议。

贝塔斯曼直接进不来中国,就千方百计建立读者俱乐部,说明什么?中国市场太大了,有利可图啊,就是因为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我曾经在香港看到一篇文章,外国对进入中国出版物市场的一个看法,说中国是尚未被开发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利润,每个出版商都虎视眈眈。

辛华:面对外国资本的这种虎视,我们应该怎么做?

余敏:在出版领域,对国外的资本进入,WTO的游戏规则不是硬性规定的,而是采用承诺的方式。我们的意见是不承诺、晚承诺、少承诺,即便承诺也分梯度。怎么分梯度?先是印刷,然后分销,然后出版,出版里还可以再分梯度,先是科技,教育。为什么?就是希望民族出版业有一个适应,有一个抵御,准备的过程,有一个把自己做强作大的过程。

国外资本进来要干什么?它一定是要占领市场,第一位是人才资源的争夺,出版资源是第二。通过高薪把人才买断啊。了解中国的政策,民情,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有中国的渠道的人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将来把你的人才资源,把你的出版资源买断,作家买断。将来就是要出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还要到他那里去买版权,就是很可悲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有一些应对措施,可以分为不开放,晚开放,少开放;分梯度、分层次、分环节开放。

做强我们自己的集团也是一个关键的举措。有人说我们的集团是拉郎配,但是我个人认为,在转轨时期未尝不可,因为这么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么大的市场,在转轨的过程中你要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去办很难的。尤其在体制机制没有转变、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你是国有的,我也是国有的,你说谁能吃掉谁?在很短的时间里,你要组建一个集团,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很难,需要时间来竞争,来优胜劣汰,还有谁来当龙头老大、谁来做母公司?同一个国有资产也有很多不同的产权关系,有的是中央的,有的是地方的,地方的还不一样,你怎么来协调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个特定时候,我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进行一些宏观调控,未尝不可。但要防止跟风,防止出现新的地域保护。

利用政府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有意识的把这个和那个组合在一起,问题的关键不是形式,关键在组成集团以后它的机制是怎样的?

按照我的想法,是事业单位就不要实行企业化管理;社会公益性的出版社,国家可以专门养起来,不要求有利润,就像芭蕾舞和交响乐团一样,不需要你盈利;但是对于那些经营性的出版社,完全可以转为企业。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企业的决策机制,用人机制,监督机制,同时照顾到资本,管理,经营,技术几方面就好了。

徐蕾:民营出版发行对国营出版发行的切入点在那里,他们的互补性是怎样的?

余敏:从现行的政策来看,民营还不允许进入出版环节,但是暗的已经进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它更多的是在分销渠道,这是政策允许的。

两年前,我们就开始注意民营书业的问题,民营书店的出现首先说明了出版业市场是被看好的。现在的环境与刚刚改革那十几年前是不一样的,那时候,黄色书籍、非法出版物到处都是,现在这批人经过治理以后,基本上已经该管理的管理了,垮台的垮台了。当然,现在还有盗版盗印、买卖书号等违法行为存在。

对现在的民营书业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研究所召开了几次民营文化公司老总的座谈会,我注意到有很多的从业人都是海归派,要不就是学历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做了很多书。他们眼光独到,头脑很灵活,尽管他们有不少通过各种渠道去做,包括买卖书号,包括体内循环等方式,但他们策划出来的很多书都是有相当质量和水准的。并不是以前那种夹着个皮包到处跑的人了。

一个行业、一个社会,忽视民营是不对的,不管它是什么目的进来,只要遵纪守法。如果民营能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做出贡献,应该是大力提倡的,要给他合法的地位,承认他们,给他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把它们纳入到正常的管理轨道,当然必须要加强监管。总之,你要正视并承认它的存在,要善于利用这股力量,形成合力,将我国的出版产业做强做大。我很久以前就表达了这个看法,现在民营书业已经浮出水面了。外国人都进来了,自己人为什么不可以?我到万圣书店,发现那里的书真多,全是学术著作,学术书是利润很薄的。有的在新华书店买不到的书那里可以买得到,我很佩服。志鸿集团和科文剑桥、席殊都做得很大了。



“愿意做事情,动脑子做事情,扎扎实实做事情”

徐蕾:常言说,性格决定命运,您自己的性格是怎样的?

余敏: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很好,有的时候又觉得不好(笑)。比如说我这个人特别耿直,耿直在某些方面来说好,但是有的时候你太直了,别人接受不了。我批评人是从来不讲情面的,这样就容易得罪人。但是一个人如果总怕得罪人,就做不成什么事情。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愿意做事情,动脑子做事情,扎扎实实的做事情”的人。

辛华:有一本书叫《北大毕业等于零》,北大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余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对北大怀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我是“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毕业于北大的。我父亲是知识分子,搞工程的,于是就说他是反动权威,给我很不公平的待遇,大字报把我墙上都贴满了,我还只是个学生啊,还是个学生干部,可是一下子就变成了所谓“黑党委的红人”、“修正主义的苗子”。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北大给我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回忆,我离开北大的时候非常伤心,对自己说再也不回北大了,北大无真理可言。那年我二十刚出头。但是这些年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也反思了一下,那时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人性的扭曲,并没有必要说是去恨谁,一个时代的人都这样。现在想一想,北大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治学严谨,做事认真,喜欢思考,还有一点,决不拉帮结派,北大人的特点,自信,即使在文革那段最痛苦最困难的日子里,我还是坚持一个信念:天生我才必有用。

徐蕾:您平时都有什么爱好?

余敏:我最初是很喜欢写诗的,也特别喜欢散文。但是从事新闻工作这么长时间以后,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已理性化了,没有什么形象思维了,也没有写诗的灵感了(笑)。所以索性打消这个写诗的念头了。

徐蕾:不写诗,那您打算做什么?

余敏:我的爱好还是很多的。我喜欢读书,听音乐,喜欢书法,喜欢摄影,写文章,喜欢学东西。来到研究所以前,我一直不会使用电脑,我五十岁才学习用电脑,现在不敢说是有多高技术,但是起码也算是个网民了(笑),59岁学习开车,我现在星期天学习弹钢琴。只是时间太少了。而且我这人做事比较认真,在家里也好在单位也好,天天考虑的就是工作上的事情,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将来还要做什么。已经习惯了,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充实。

徐蕾:假如马克思显圣,告诉您可以实现您的任何愿望,但是只能有三个,您将向他老人家要求什么?

余敏:我不需要那么多,只要一个就足够了。我这个人比较实在,只要让我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这就行了。上天没有安排我别的工作,我就用心去做现在的工作,并从中得到最大的乐趣,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2003年3月24日谈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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