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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保卫:教学科研 今生情趣
  2004年02月11日15:0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2003年调回到人大,我常想我这也是“三十八年回故园”啊。当时我已经57岁了,例行做调入人员体检的时候,人民大学校医院的大夫都很惊讶,你怎么都57岁了还当人才引进啊?就像童兵老师59岁还被作为人才引进到复旦大学一样。

观察:
马克思在为出版自由辩护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之无畏、思想之深刻恐怕至今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肩吧。

建言:
我之所以倡导建立新闻评议会,目的是为了在全国新闻界创造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加强行业自律的意识。

论点:
我们的新闻学教育一向坚持“理实并重,德才兼备”,我想这其中的许多内涵和要求是传播学所无法替代的。

个人简介:

郑保卫,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生于山东,1964-1969年和1978-1981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攻读本科和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任教,曾任新闻系副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1986年调入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教授、研究生部主任、学院党委委员。其间,曾在新华社国内部任记者。1999年起被聘为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2年调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以来,主讲《新闻学概论》、《舆论学》、《公共关系学》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新闻理论研究》、《中外新闻理论比较》等课程(后三门为研究生课程)。
 
研究课题涉及新闻学基础理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方法、新闻修辞、新闻法制、新闻教育、媒体经营与管理、通讯社历史与发展等方面。出版《新闻学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合著)、《新闻学概论》(合译)等多部专著、译著,发表论文百余篇,总发表量逾300万字。

被评为新华社优秀教师,荣获首届全国韬奋园丁奖,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事迹收入《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等书刊。



郑保卫:教学科研 今生情趣


2002年3月,郑保卫教授在他57岁的时候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如果算上1964年读本科,1978年读研究生,这一次郑老师是三进人大了,颇有些落叶归根的感觉。在他的办公室里,郑老师兴致极高地和我们聊了三个半小时,还开玩笑地说,他可算“敞开心扉“了。而我们也都觉得受益匪浅,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谦和、严谨的长者,更体味到了执着赋予一个人的巨大力量。


三进人大:执着成就人生


钱婕:郑老师,今天您是以新闻界著名学者的身份接受我们的采访,所以,我们很想了解您的整个学术经历。我想我们的采访就以您迈入新闻学领域的那一刻为起点吧。您第一次与新闻学打交道应该是1964年您考进人大新闻系吧,当时怎么想到要报考新闻学专业呢?

郑保卫:说起我报考人大新闻学还颇有些渊源。我记得还是初中毕业考高中时,有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要当记者。在作文里我写的理由,一是我喜欢运动,喜欢旅行,喜欢走南闯北,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可以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这可是史书里英雄们的作为。那篇作文得分很高,分数本身似乎就是对理想的一种肯定。上了高中以后,我又负责全校的板报,这使我不但写作水平大有长进,而且还积累了一些宣传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对这项工作的感情。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学校是老师们帮我确定的,因为当时我所在的福建省漳平第一中学,过去北大、清华等著名重点学校都有学生,唯独人大没有人考过。而且恰恰人大有新闻系,所以老师们一是希望满足我的兴趣爱好,再一个是为学校争光,填补空白。(笑)后来还真让我考上了。说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在我们那里,很多人不知道人大。有人问我:“考哪儿了?”我说:“人民大学。”他们就说:“哪个大学不是人民的?都是人民的。”(笑)

钱婕:那您当时都学习些什么样的课程?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郑保卫:我们那时候的主干课程和现在差不多,就是新闻理论、新闻采、写、编、评,还有一些中文系的文学课程。我呢,还有一个特殊经历,就是上学以后不到一年,碰上调整专业。我入学时考的是新闻学专业,后来系里要办新闻摄影专业。这个新闻摄影专业是新华社摄影部委托人民大学办的,由新华社出资,当时的负责人叫石少华,著名摄影记者。当时是说在我们这一届五十名同学中选二十个人,专为新华社培养,毕业以后都到新华社去,而且主要是驻外。这条很有诱惑力啊,我们班大多数同学都报了名,最后定了二十个人,我也在这个班。所以你问我学什么课,正儿八经我是学摄影的,学了一些摄影的课程。另外新华社还要求我们外语好,能写稿,文武双全。但是非常遗憾,进人大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的课程有的还没学完,像新闻评论我们就没学。

王永亮:您的专业呢?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了是吗?

郑保卫:摄影我一直没丢,在1969——1977年分配到大连教书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在校内外拍一些照片,然后自己搞摄影作品展,另外还不时给报刊写些稿子。在大连当老师一干就是8年。

钱婕:其实八年的时间,足以让人放弃原来的理想,安于现状了,更何况您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还要考研呢?

郑保卫:我干得是不错,虽然当老师不是我的理想,但是我这人干什么就想把它干好。我当老师的第三年就被评为大连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但说实话,心里面要干新闻的这股劲儿一直没松,所以我一直坚持学习,并且和以前的老师同学保持联系。粉碎“四人帮”以后,听说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都要招“回炉生”,因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没受完嘛,所以要“回回炉”,再上一年,然后分配工作。我就向北大打听,结果听说北大新闻专业不招“回炉生”,但却以方汉奇老师的名义招两个新闻史的研究生。我一听说,立马把以前的笔记资料找出来,准备考研。当时我已被任命为中学副校长,工作很忙,幸好我们那里有一个美术老师和我关系不错,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大画板,就放在一进门儿那地方。我都是上午先处理些工作上的事儿,之后就在他那个画板后面学习,就这样准备了两个多月。那年正赶上人大复校,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划回人大新闻系。童兵和我因为新闻理论分数最高,就划到了甘惜分老师名下,学新闻理论了。这是二进人大。

钱婕:我记得您以前的理想是做记者吧,为什么当您真的重新回到新闻领域中来了,却并没有实现您以前的理想呢?

郑保卫: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要填一个意向,就是你想去院校,还是中央机关,还是到媒体。我们征求甘老师的意见,甘老师说我好不容易带出你们两个来,你们学了新闻理论再当记者没多大意思。也确实,当时我已经三十六岁,再当记者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就确定了教学科研这么一条道路,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没有错。

钱婕:说说您重回人大吧,这时距离您第一次踏入人大校门已经38年了。

郑保卫:是,我常想我这也是“三十八年回故园”啊。当时我已经57岁了,例行做调入人员体检的时候校医院的大夫都很惊讶,你怎么都57岁了还当人才引进啊?就像童兵老师59岁还被作为人才引进到复旦一样。(笑)

钱婕:我觉得其实您每进一次人大,人生便上了一个台阶,是这样吗?

郑保卫:可以这样说。如果说第一次进人大是把我领进了新闻学的大门,第二次进人大是确定了我搞教学科研的道路。那么第三次进人大,我想是给了我一个在更宽阔的平台上发展的机会。

王永亮:您所说的平台是指您现在领导的人大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吗?

郑保卫: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全国唯一的新闻学科的国家级重点科研基地(传播学的是在复旦),主要任务呢是来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为促进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和舆论支持。在这里,不仅有充足的科研资金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它有良好的人才支持。它以人大新闻学院为依托,本身学术科研力量的雄厚自不必说了,更难得的是,它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可以集纳全国一流的学者专家共同进行科研课题的研究,这种优势就使它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了不可估量的势能。最近这几年,我们基地承担了一些与新闻学科发展有密切联系的重大前沿课题,像《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使命和操作机制研究》、《中国媒介经济运行特征及媒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十五时期中国社会舆情的调查与监测》等等,这些课题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但将对国家的社会发展起到决策咨询和服务作用,而且还将对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基地的研究方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在这样一个中观环境中,作为中心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我本人也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重大课题《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并且参加了由方汉奇教授牵头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的一部分组织工作,这就使得我能够处在学科研究的前沿,也可以说能够处在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而且使我从以往的单兵作战,变成了可以组织更多学术精英共同攻坚。这对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扩大研究成果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永亮:您能具体说一下您的《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这个课题吗?

郑保卫:我的这个课题是2002年9月申请的,当年年底获得批准。之所以会申请这样一个课题完全是基于现实的需要。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根据人大代表的提案,正式将新闻立法列入工作日程,但十几年来,总体来看研究还处在人员分散,缺乏深度和广度的水平上。新中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新闻传播法,只能依靠宪法以及民法、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款和一些政策、行政法规来规范新闻工作。我们进行这项研究,主要是想为国家新闻传播法制建设、行业自律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具体涉及的问题比如公民的新闻自由权利与义务;新闻媒介运作的法制监管、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报道权利、义务、责任及行为监管;新闻出版机构设立与管理的法律依据及规范等等。另外这个课题还会涉及到一些敏感和困难问题,如对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和新闻法制理论的评价、对公民知情权、隐私权等基本民主权利的法律界定等。现在我们正处在调研和资料收集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历时一年,希望能尽量地收集到各地的典型案例、法规政策,了解各地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情况。

钱婕:您有没有设想过,您现在所做的新闻传播法制课题做成后,对于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究竟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又会对新闻立法有多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呢?

郑保卫:新闻传播实现法治化,是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前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一位负责人曾就我国新闻立法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目前我国制订新闻法的条件还不成熟,过早出台可能不利于新闻传播的发展,因此,国家目前还不会制订新闻法。对这个讲话,新闻界和社会上都有一些不同看法。今年“两会”期间,又有一些代表和委员提出尽快制订新闻法的问题。我认为,新闻法作为我国整个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终究是要出台的。近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对于我国来说,有新闻法比没有新闻法好,早制订比晚制订好。因此,我主张,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新闻立法。

目前,新闻法尚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课题研究应当说就更有现实意义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新闻法的制订起到一种推动和促进作用。我们将尽可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特别是从法学理论和新闻理论的结合上说明新闻立法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以使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关坚定新闻立法的信心,并积极促成新闻法的早日出台。 


卄载钻研:“马克思主义应该全面地去理解”

王永亮:郑老师,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呢? 

郑保卫:应该说是甘惜分老师带我走上的这条路。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听话。研究生一入学,甘老师就把我和童兵叫去了,他说,我们过去老讲马列,但是马列到底有哪些新闻观点,我们并不清楚。人大和北大曾经编过马恩论报刊的书,但是系统研究还不多。所以他说你们两个的任务就是系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他给我们做了分工,我重点解剖一家报纸,专门研究《新莱茵报》,童兵侧重研究马克思早期的新闻思想。甘老师交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我们俩边读边把马恩关于新闻的论述摘出来,做了几千张卡片。一年下来,这39卷还没读完,中央马列主义著作编译局又编完了后11卷。于是我们又每天奔走于人大和编译局之间,接着读,接着做笔记。后来出了本40万字的书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年表》。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也是以这段时间的积累为基础,写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大概有五万字。这篇论文当时应当算是中国研究《新莱茵报》最全面的一篇文章了。就凭着这段时间的积累,以后我又陆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

钱婕:您算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比较早的学者,那时候还很少有人涉足这一领域。您又是现在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学者之一,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从这个领域中抽身而退了。您为什么会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这么持久的兴趣?

郑保卫:上研究生时我们看了马恩全集,当时的确是感叹于他们理论的高深,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不是一种赶时髦的东西,它反映了马恩对新闻工作一些一般规律的认识。通过学习不仅可以用以审视过去和现在,而且还可以启示未来。他们的思想是对新闻工作,尤其是对党的新闻工作的科学规律的反映和概括。当时我越看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可研究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从那时起,实际上就培养起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再一个是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格魅力所感动,他们的执着、激情和斗争精神,真是可以让年轻人热血沸腾。我曾经这样总结过马恩的人格特征:崇尚责任、淡泊名利、以苦为乐、不尚空谈。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青年马克思非凡的才华,他责问官方“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他说,“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在精神的太阳照射下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马克思在为出版自由辩护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之无畏、思想之深刻恐怕至今也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肩吧。

王永亮:那是不是您欣赏青年马克思更多一些呢?

郑保卫:不好说欣赏哪个阶段的马克思更多一些,因为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的。仅仅从马克思的报刊思想来看,马克思早期报刊思想的核心是人民报刊思想,他认为人民报刊是一种精神不受阉割的“自由的报刊”,是真正的报刊。人民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是人民精神的喉舌。我们为什么会觉得马克思前期的新闻思想有着强大的鼓舞人的力量?因为青年马克思说出了新闻的本质,也为世人展示了最为完美、最为理想的媒介形象。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是有差距的,随着他们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入,他们的报刊思想也发生转变,日益体现出共产主义倾向,最终形成党报思想。马克思的党报思想中同样体现出了代表人民意志,体现人民精神,反映人民呼声这样的与人民报刊思想一脉相承的主张,但又不是对人民报刊思想简单的继承,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一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升华和发展。比如《新莱茵报》中体现的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奋斗目标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显然是《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中所不可能具备的。

钱婕:我感觉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根藤,攀附着这根藤不断地有枝蔓生长。那么这根籐,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郑保卫:我觉得核心是个世界观问题。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对共产主义者来说,所说的世界观就是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如果围绕这样的核心,那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为人类解放和世界和平事业服务,这就是共产主义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你举了个藤的例子,我觉得用树更形象。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棵树的话,那么现实,现实生活、现实斗争就是大地,它们为大树提供营养。主干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认识。在这里,首先应当区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是个整体的概念,他代表了一种世界观,所以它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树的主干。而马克恩、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个人是树上的分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是这棵树上的分枝,以他们为基础,后人又不断地有新的理论贡献,形成新的枝叶,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这棵大树的枝繁叶茂。

王永亮:那您有没有想过要把您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想法和研究形成一部专著呢?

郑保卫:这件事正在做,最近,在几位研究生的帮助下我已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书,书名叫《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现在已经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钱婕:郑老师,您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而且还在教这门课。我上过您的马克思经典著作选读课,我知道同学们中间存在着对这门课的抵触情绪。您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郑保卫:我考虑,之所以会出现抵触情绪,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现在的年轻人会想当然地觉得马克思主义太陈旧了,毕竟一百多年前的东西。我们不是像看莎士比亚名著那样去欣赏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而是拿它来指导工作,指导实践,其中当然会存在问题。但为什么西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那么推崇?为什么他们有些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本书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面貌?为什么马克思会被西方国家评为“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风云人物”?这是研究的结果!但现在我们的一些青年人,我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感不是研究的结果,有些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想当然地带有抵触情绪,这本身就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第二,是由于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造成的。过去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或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常常是带着某种功利意识,甚至是带着某种偏见,为我所用。比如讲党性,就强调“守纪律”。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对党性的解释都是有很深刻的内涵的。特别是列宁,他在谈到判定是“党性”还是“非党性”时,提出了三个客观标准:第一看符合不符合党纲,第二看符合不符合党章和党的策略决议,第三看符合不符合党的全部工作经验。这些东西没人讲,很多人都不知道,现在我们理解党性就成了听话就是有党性,不听话就是没党性。现在年轻人的自主意识那么强,你一味地这样宣传肯定会引起他们反感。

第三,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我们通常主要讲的是党性、人民性这样一些纲领性的宏观的思想,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里面不是没有中观和微观的东西。比如过去马克思,恩格斯讲如何办报,有好多很具体的东西。恩格斯晚年给一些工人报刊编辑写的信,其中就涉及编辑方针,怎么选稿,怎么选通讯员,运用什么方法表现,如何更有战斗力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列宁经济宣传的思想也很具体啊。他讲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宣传要有切实的经济内容,不要搞政治空谈和经济空谈;要善于运用典型和实例宣传经济;要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两种形式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等等。关于这方面我有一篇专门的文章,题目叫《列宁的经济宣传思想与我国的经济报道》,发表以后不少读者表示很受启发。毛主席讲文风,讲语言风格,起码是中观的,不是宏观的。不过我们的介绍和研究力度不够,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现在人们都很实际,喜欢学那种拿来就能用的操作型知识,对于这些指导性的、理论性的知识相对疏远一些。所以,以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教育应当适当地引入中观及微观知识的介绍,以此为突破口,培养起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兴趣。


三大倡导:促进新闻学与新闻事业的良性发展

钱婕: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现在关注的学术重点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新闻法制以外,主要集中在新闻教育和新闻伦理这三大领域。我们先从您的老本行——新闻教育谈起吧。我知道在新闻教育领域,您在努力地倡导两个观念,一是大传播的观念,一是媒介教育的大众化。所谓“大传播”应该怎么样理解?

郑保卫:在最近这几年中,新闻教育迅速膨胀,现在全国新闻与传播学的教学点达到了三百多个。由于师资力量跟不上,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所以有人提出置疑,说300多个教学点是不是太多了,我想这应该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如果我们树立起大传播的观念,那么仅就数量来说,三百多个教学点也并不算多。有人曾打过这样的比方,说如果19世纪要想称雄世界主要是靠军事力量,建立“军事帝国”,20世纪主要是靠经济实力,建立“经济帝国”,那么21世纪一个国家要想称雄世界就要依靠信息传播的力量,建立起“传播帝国”。也就是说,未来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对社会信息和情报的拥有、控制程度,以及传播的数量与质量。我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今后的新闻传播会完全打破时空的界限,冲破媒体和专业分工的壁垒,到那时候,多种传媒将融为一体,各种信息将充分传播,受众也会由单纯的受传者同时变为传播者。这一切的一切都将使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和方式难以适应。所以,要在社会文化的宏大背景下,将新闻传播纳入大众传播和整个社会信息与情报传播的宏大范围,也就是我所讲的“大传播“,是势在必行的。在大传播理念下培养出的学生,他的知识结构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基础知识,包括文史哲等等;二是专业基础知识,包括新闻传播理论与历史;三是现代专业知识,主要是现代新闻传播技能和方法;四是现代百科知识,五是一门其他非新闻传播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果我们真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他其实不仅可以从事新闻工作,还可以适应许许多多的岗位,那么三百多个教学点是不能算多的。

钱婕:您是说把新闻传播纳入大众传播的体系,这和您一直反对新闻学纳入传播学岂不是相悖的吗?

郑保卫:“传播”是一个大概念,“新闻”是一个小概念,新闻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部分,这我从来都是承认的。但是“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另外的一组概念。传播学虽然有许多值得新闻学吸纳和借鉴的东西,但新闻学中的许多深刻理论内涵是传播学不能涵括的,因此,绝不能以传播学代替新闻学,这是我这两年一直在努力阐述的一个观点。我也不赞成用“新闻传播学”的名称来顶替“新闻学”,这样实际上是把新闻学的概念范围缩小了,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当然,这并不排除“新闻传播学”可以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存在。新闻学和传播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方式上都有明显区别。新闻学要研究和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有四个:一,什么是新闻。二,新闻事业是干什么的。三,新闻工作应该怎么做?四,新闻事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其中涉及的主要是一些新闻理念和职业素养问题。在这四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学生仅仅去学一些传播技术、传播方法,那么就会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卡莱教授所说的,新闻会成为一种单纯的“信号系统”,而失去它的社会意义。我们的新闻学教育一向坚持“理实并重,德才兼备”,我想这其中的许多内涵和要求是传播学所无法替代的。

王永亮:我觉得近几年您关于新闻教育的宣传重心有两个,一是您刚才提到的大传播理念,再一个就是媒介教育大众化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郑保卫:1996年我所提出的“大传播”观念,是指新闻学研究要跳出单纯新闻传播的框框,从社会与公众的视野来观察和研究新闻传播现象。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传播成了全社会和全体公众共同的事情,传播活动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与进步都将产生重大影响。2001年我所提出的“媒介教育大众化”,是指媒介教育要跳出院校和专业教育的藩篱,走到社会和民众之中,让普通百姓也能够掌握媒体和传播的相关知识。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让民众了解、认识和掌握媒体传播的基本知识,以便更好地利用媒体传播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的文明与进步服务。这两个概念的确有着内在的联系。媒介教育面向大众,是实现大传播这一目标的基本条件,因为大传播需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

其实在西方一些国家,媒介教育已经不仅仅是专业教育,而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社会教育。这种做法的根本意义在于让公众了解媒介,并学会正确地运用媒介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并能自觉地参与对媒介的监督与批评,使得公众不再只是媒介传播的被动接受者,更是媒介的主人。我想这件事情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首先需要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监督和协调,像香港就有专门的传媒教育协会。再一个是要努力促成媒介教育的社会化系统,使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媒介知识。

钱婕:新闻伦理也是您目前关注的话题。我知道您现在正着手做“世界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评介”这样一个课题,同时您也在积极地倡导建立新闻评议会。我对新闻评议会非常感兴趣,您能说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

郑保卫:我理解,新闻评议会是一个行业自律的监督和仲裁机构,主要是处理新闻行业内部以及新闻界与社会间的新闻纠纷。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的职权范围内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现在设想的是由记协来牵头组建。成员应当包括新闻界的知名记者、编辑,学者,司法界的资深专家,另外再吸收一些工会、妇联、共青团的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等。

钱婕:我感觉新闻评议会的建立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全行业对于行业自律的认可与重视,否则它很难对业内的违规行为有真正的约束力。您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具备这个前提了吗?

郑保卫:我之所以倡导建立新闻评议会,目的是为了在全国新闻界创造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加强行业自律的意识。你看现在全国已经有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和网络媒体机构上万家,新闻从业人员超过75万。这么众多的媒介机构,这么庞大的从业队伍为新闻行业的建设和管理带来了许多难题。近些年来,为什么在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出现了那么多违背职业道德,滥用新闻自由的行为和现象?为什么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禁而不止,甚至越来越多?为什么新闻侵权、新闻诉讼接连不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少新闻行业自律的监督与仲裁机构也是原因之一。就因为缺少监督与仲裁机构,仅靠媒介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个人的自省、自查、自纠,许多违反职业道德、侵害法人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往往得不到有效的防治。所以全国性新闻评议会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如果它能运作得成功,能在全国形成一个完整而有效率、有权威的监督与仲裁网络系统,那它对于规范全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为,加强行业自律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钱婕:可是它既没有法律效力,又没有行政权力,它的权威性能保证吗?

郑保卫:我也在担心这个情况。现在成立是很有必要的,但成立后能不能坚持下去,并且发挥有效作用很难说。现在国外的评议会运行得普遍不是很好,当然他们主要是经费和运作的权威保障问题。我想我们国家的新闻评议会与国外相比有两个优势:一,我们的经费应当不成问题。我设想经费来源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拨款、行业资助和向社会募集三种途径。二,新闻评议会由记协来办,这本身就是个优势。因为虽然记协是个民间组织,但是在新闻界中它还是相当有威信的。另外他吸收的成员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有相当影响的人物,这种成员的权威性无疑也会加强这个组织的权威性。当然,除了人员的权威性以外,它的权威性还要依靠它自己的工作逐步建立起来。我设想的是对于受理的案件先采取内部通报的方式,如果报社没有拿出解决方案,或是这个方案不符合要求,那么就要通过媒介公开,借助舆论的力量有效地执行评议会的决议。

王永亮:会不会还是存在很多的掣肘,比方说,《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新闻评议会敢点名吗?

郑保卫: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说:“人民日报出了问题,评议会敢不敢点名?”我说那就看评议会怎么运作了,只要下了决心,有什么不敢的。行业规范是不容侵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日报》与其他的报纸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严重违反了行业规范,又不能及时认识和改正,同样应当受到批评和监督。新闻评议属于行业内部规范,不同于外界干涉新闻自由,相对地好操作一些。但有一个原则是必须掌握的,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加强行业规范,净化行业环境,提升行业品质,决不是为批评而批评。

钱婕:您能用几句话总结一下您的学术人生吗?

郑保卫:我想有十六个字:“教学科研,今生情趣。目标专一,矢志不移。”这些年,有很多的机会离开新闻教育界,但我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因为已经从中找到了太多乐趣。目标专一指的是新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自从甘惜分老师带我进入这个领域,至今已是25个年头了。虽然面对“新闻无学”的议论,虽然面对传统新闻学难以深入的尴尬,但我会执着地钻研下去,为新闻学学科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钱婕 王永亮 

        2003年2月25、3月12日谈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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