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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烈:做学问就是傻子的事情
  2004年02月11日15:0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
那年夏天我带着《生命之舞》,到了山东的一个山沟里小住,于是,普列汉诺夫、胡塞尔、柏格森、弗洛伊德、罗素等等一大批人文科学家好像都来到了我的这间小屋,围在我地身旁,七言八语地开了腔,谈论着各自的思想、信念和哲学,模模糊糊地连他们的面容好像我也看到了。

观察:
我喜欢创新,办刊写文章,我从来很难盲从别人,并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由自主的。因此引发了很多挫折,有时还很严重,但是说也奇怪,打击刚刚过去,话音还在耳边响着,心里还憋得不舒服,脑子里又在转悠着关于学术和办刊的想法。

建言:
这是一种空前大规模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它必将推动传播学向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传播学将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整合,特别是与经济学相整合。

论点:
有人说我是堂吉诃德,我没有堂吉诃德那样伟大,但是在自不量力固执坚持方面有些像堂吉诃德。有的学者这样鼓励我说,做学问就是傻子的事情。

个人简介:
1937年4月出生于山东莱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高级编辑。曾经长期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工作,1982年调入北京广播学院,1986年主编学术刊物,1991——1997年主编《现代传播》,实践“开放创新”的办刊思想,着力提倡学术批评,组织了几次重大课题的学术争鸣,使该刊物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朱光烈:做学问就是傻子的事情

认识朱先生,那是四年前曾经有幸聆听过先生的一场有关“记者文化素养”的专题报告,颇受启发,从此对先生有了一些崇敬和景仰。苦于自己的才疏学浅,在这随后的四年里未敢与先生有过联络,但我常常在闲暇时间找来先生的文章细细品味,也常寻思寻找一个机会拜访先生。

2003年初春,在朋友的力荐下,终于有机会在先生的寓所整整长谈了两个上午,颇感欣慰。朱先生曾经说过,他很狂妄,然而在一介书生面前却并非如此,显得谦逊、豁达;他又说过他很自卑,然而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却表现的非常自信、刚毅和骨气。在先生的简陋的寓所里,墙上的一幅对联:“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引起了我的兴趣,也从这开始了我们的谈心。


屹立寒冬梅独艳

方德运:朱先生,我曾经看过您的简历自述,您196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党政机关工作,1982年调回北京广播学院,1986年开始主编学术刊物《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和后来的《现代传播》,就是在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里,您的工作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这么大的一个人生转向对你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朱光烈:这个转向是我努力争取来的,这与我爱好有关。在1986年以前我搞了近二十年的机关工作,那么长的时间的工作总让我觉得不太舒展,上司也不太喜欢我,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我爱说点新话,人家说我骄傲。从那以后一边主编学术刊物,同时搞一些科研,这个全新的工作使我在业务方面比以前舒展多了,而且有点渐入佳境之感,看书看报,与人聊天,听广播,看电视,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选题随时随地地迸发出来,可以说我有写不完的题目。

1986年刚刚转到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时候,我曾经对一位新闻学教授说过,我在一年之内不会写文章,先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好好读一读,然后再开始自己的研究。但是我三天两头就发现一些问题,有所发现就会去思考、联想,一进入这个状态,文章就不能不写,这个一年之内只读不写的计划也就忘记了。

方德运:朱先生,搞机关工作一般是跟各色人等打交道,而学术研究却又需要长时间坐“冷板凳”,这样大的转折,起初您不感到寂寞吗?

朱光烈:(笑)几年前有位朋友送我一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巨人随笔》,那年夏天我带着其中人文科学家卷《生命之舞》,到了山东的一个山沟里小住,白天那里的人们都出去工作了,我一个人在那间小屋里打开了这本书,从头读了起来,于是,詹姆斯、普列汉诺夫、胡塞尔、柏格森、弗洛伊德、罗素等等一大批人文科学家好像都来到了我的这间小屋,围在我地身旁,七言八语地开了腔,谈论着各自的思想、信念和哲学,有的风趣,有的明快,有的则是深沉;时而平实,时而异峰突起,使人拍案叫绝。模模糊糊地连他们的面容好像我也看到了。其中詹姆斯的《博士巨怪》写道,由于美国大学教师的录用必须有博士头衔才行,导致了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霭理斯的《生命之舞》中写到了一个连拼音都拼不对的人,更没有阅读过必要的文献,他关注科学只是业余的,专业科学家会对于他嗤之以鼻,但是他对于科学具有非凡的见解,霭理斯认为他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原因是他对于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没法满足的好奇心。这两个人的“议论”尤其使我手舞足蹈了起来,于是我就把当时的所感所想写了出来,以《巨人沙龙旁听侧记》为题,文章中还把我的小屋子里的这种热热闹闹的虚拟情景写了进去。我感到极大的满足,那么多的“巨人”,他们中大多数已经到了彼岸世界,现在不约而同地都来到了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屋,与我一起议论风生,是何等难得,何等热闹,哪里还有什么寂寞可言,在此,寂寞已经消失。在我的读书和写作过程中,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想许多读书人都会有这类体验。我们面对着的世界具有无穷的奥妙,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对于它的了解,我不是佛教徒,我想我们对于它的有限的了解的主要途径是读书,这是一种永远兴趣昂然的、不断地满足好奇心的生活,与寂寞并不相干。

王永亮:朱先生,您作为研究传播学和文化学的学者,从20世纪90 年代中期起您几乎每年都提出过新的见解像1994年发表传统媒介的“泡沫”论;1995年提出了“文化就是力量”的口号;1996年提出“离散-整合”的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1999年提出人文主义是未来教育的基础的预测;在电视传播领域的“画面为主”批判以及“声画结合”批判论等。在新世纪之交您又提出了传播学将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合流的预测,现在又听说您对什么是新经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在研究新经济带来的生产方式革命和道德革命问题。以上这些论述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有些还引起许多的争鸣。人们普遍认为,新的发展趋势是很难看清的,改革出新也是具有风险的。请问是什么让你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创新成果?

朱光烈:我想这与我的身世有关。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家境比较贫寒。父母双亲去世的早,生活十分艰难。从幼年开始,在我的生命里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得淡淡地悲情,我的性格比较软弱,但是现在看起来,在软弱的背后我还有一种独立的个性。这种悲情使我总是向往社会的美好,但是社会给我的却是不断的打击和磨难。我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差一点一命呜呼;度过那个特殊的时代之后,磨难还是不断地发生。我在人际关系中十分愚钝,还总是想标新立异,而且口无遮拦,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言不及义,往往使别人不快,许多磨难由此而来。我要说的是这些遭遇没有使我走上反社会的道路,反而使我具有了一种伴随终生的人文关怀。在我的研究中,这种人文关怀引导着我。可以看到,我的许多发现是关于美好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发现,这里有我的主体投射。还有好奇心,也在每时每刻地影响着我的研究。爱因斯坦十分强调好奇的,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而宗教哲学家赫舍尔则强调苦难的意义,正是苦难酿造了思想。对于我来说,苦难和磨难促使我总是想一些对于我来说力所不能及的重大社会问题,所谓宏大叙述。

我喜欢创新,办刊写文章,我从来很难盲从别人,并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由自主的。因此引发了很多挫折,有时还很严重,但是说也奇怪,打击刚刚过去,话音还在耳边响着,心里还憋得不舒服,脑子里又在转悠着关于学术和办刊的想法。


开出一片新天地

方德运:从1986年起您就开始主编《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91年开始以副主编的名义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改名《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直到1997年。在这7年中,学报实现了历史上的根本转型,在境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广泛的影响。请问其中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朱光烈:学报的成功可以用“开放”二字来概括。所谓的“开放”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拓宽办刊所涉及的领域,从单纯的“机构内”的传统广播电视研究转向了多学科研究,包括传播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综合研究,我们把这些叫做现代文化研究;第二就是作者队伍的开放,我们基本上打破了学报的发内稿为主的传统做法,实行学院内外来稿并重的用稿策略。在这种策略下,我们在学院外吸引了了一批作者队伍。先是吸收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充满思想活力的年轻的专家、学者,譬如李彬、黄旦、单波、周军等,后来又有李慎之等一批著名的老学者加盟;第三是研究方法和文章体裁的开放,实行多元化。在研究方法和文章体裁方面,学报实行多元共生的策略,既脱离了传统的“新华体”或“记者式论文”,也没有完全倒向西方主流的学术规范,我们发了很多阐释性文章,甚至于一些随笔,追求灵活并且突出可读性。

王永亮:在“开放”、“创新”思想的指导下,在您和您的同仁们的努力下,1994年学报调整了学术定位,由传统的广播电视学刊转变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学术刊物,在今天看来具有开创意义。解放后,中国新闻与传播的教学科研已经形成了不言自明的不成文法,那是很强大的。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实行突破?

朱光烈:这与我们对时代的感悟有直接关系。《现代传播》是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术刊物中的一员,传统的新闻学术刊物以应用为主,致力于党关于新闻与传播的政策研究和基本上属于操作层面上的业务研究,是新闻与传播实务机构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也应当是大量的。

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人类有两种生存环境——自然的和文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现代社会里人类越来越远离自然环境,越来越依赖文化环境。而文化环境中又以传媒文化对人的影响最深。而研究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在以应用为目的的“机构内”完成,它必须依靠“机构外”研究。这种机构外研究不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目标,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处境和未来,它是一定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目标是积累人类的学术和思想成果。正是这种认识促使我们冲破藩篱,走一条宽阔的文化研究发展之路。当然我们的这种改革也考虑到我们是高校学报,它的文化定位应当是精英文化,不能类同于新闻界业务指导刊物。

方德运:谈到了高校学报。据说教育部文件里规定,高校学报应以发内稿为主,那你们为什么要发那么多的外稿?
 
朱光烈:这里有个认识问题,在我们看来学术活动发展史是一部不断开放和不断整合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学术活动已经高度社会化,学术刊物是最经常的、效率最高的、影响最大的社会化渠道,它不需要承担学术活动全部过程的任务,只负责选编、发表现成的优秀科研成果,轻装上阵,连绵不断,对最新科研成果反应迅速。根据这个基本看法,我们有个明确的认识,认为某些规定是不合适的,它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学报作者不分内外,一视同仁,是学术刊物社会位置、社会职责所决定的。

王永亮:你们的改革是不是有一个计划和目标?这样大力度的改革有没有压力?

朱光烈:我们当时的改革没有别的任何刊物的经验参考,我们谁也没有接受过科研和编辑的训练。我办刊和写文章可以套用这样一句话:“跟着感觉走”。我极少读国内的新闻传播类书报刊,我主要读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书刊,也读自然哲学、科学史类的书刊,我的感觉大概是从这里面来的。我们办刊从来没有一个计划,规定一个目的,也没有一年一度的选题计划,有的是随时的感觉和简单的想法,更多的是一些向往。现在说起来还可以总结几句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这么清楚,这也可以算做“自然的功成”吧,如果学报改革也可以算做一个小小的“功成”的话。但是这些“感觉”偏偏“感觉”不到这样改革可能引发的震荡。实际情况是改革之初我们听到的主要是赞成的声音,后来批评的意见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批评从我开始

方德运:听说学报改革之后曾经遇到过激烈的批评,您能够介绍一下人们对学报改革的批评情况吗?

朱光烈:很多批评是积极的、有益的,但是有两种批评是对改革的反弹的。一种批评认为改革后的学报是没有实用价值,另一种批评认为改革后的学报的状况是:“错误的办刊宗旨,错误的舆论导向,有害的文化思潮,丑陋的行帮习气”。

方德运:您如何评价这两种批评?

朱光烈: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进展的背景,我们从“机构内”走向“机构外”,就是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靠拢,那里拒绝言必称“有所用”的狭隘的应用主义,也不再把自己完全看成是官方意识形态,它的文化定位是精英的,批判的,这两种批评显然是从“机构内”应用的老眼光,甚至是“文革”式的老习惯看待学报改革的。我们所处的这个系统曾经是新闻传播系统,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介的批评主要是政治批判和舆论监督,都很可怕,还有那文化大革命地后遗症,久而久之,使我们这个系统中的教学科研人员,一方面视批评为畏途,另一方面一批评起别人来就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

王永亮:一个人总愿意听好话,批评总是让人听起来不那么舒服。而你在1995年的时候,专门写了篇随笔《批评,从我开始》,让人感觉引狼入室、自讨苦吃。当时怎么有了那么大的勇气? 

朱光烈:当然,我也是喜欢听赞扬的话,听到批评的话也会感到不舒服,但是,对于批评、争鸣稿件,我是从学理上加以考据和处理的。百家争鸣是党的文艺方针,我们之所以欢迎百家争鸣,不光是因为它是党的方针,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一种观念:认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认识是一个全方位的观照,必须从不同的侧面、不同层次反复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争鸣和批评是常规的武器。

学术批评不是舆论力量,不完全做道德上的判断,它是一种分析、归纳、检验、证伪、辩驳、争论的过程,有些问题即使长期“商量培养”下去也难分清是非。

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学术刊物与编教材不同,它应当出新,而新的学术观点往往是幼稚的,片面性难以避免,应当允许片面性的存在。一方面允许片面性,另一方面就必须提倡学术批评,两者相辅相成,才可能推进学术的进展。就我个人讲,我不怕别人批评,甚至我希望别人批评。你只要看一下古今中外的学术界,批评比比皆是。许多大家、名家都在被批评。一个人写文章如果别人鸦雀无声,不是好事。反应强烈,有所批评才是正常的。

方德运:批评、批判一直是您学术研究和主编刊物的态度。自从学报刊登对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批评稿以及您的随笔《批评,从我开始》后,学报也从此开始了它生命中的辉煌时期,针对某一话题的讨论、争鸣也是如火如荼,甚至火药味十足。这时候社会也相应地传出来不同的声音,表扬的也有,批评的也有,甚至学院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我想请问您在发表那篇随笔的时候想到这种后果了吗?如何评价?

朱光烈: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引起那样的后果。只是想新闻与传播学术界应该展开学术批评,不能一味地去“设局做托”,为他人吹喇叭、抬轿子、奏凯歌。台湾学者杭之在《一苇集》里说到:有一种学者没有自己的观点,一味地为别人说好话,只图在媒介上出头露面,这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学术明星”。这个论述对我影响很大,当然还有一些另外的影响。

1995年学报刊登对电视剧《三国演义》的批评稿,给学报带来了一场危机,但我们并没有退缩。在那篇随笔《批评,从我开始》之后,学报的批评、争鸣的稿件迅速多了起来,还开辟了一个批评栏目和一个争鸣栏目,专门从事批评和争鸣。

方德运:朱先生,在您的学术著作里提到的传统媒介的“泡沫”论、“文化就是力量”论、“离散-整合”的现代社会发展总趋势论,您还批评了“画面为主”论以及“声画结合”论等。以上的这些观点都引来了不同的争鸣和批评,请问您是如何对待这些不同的意见?

朱光烈:在我签发的关于我的文章的争鸣稿件,更多的是对我的批评,这些批评稿件对我进一步研究极有好处,它们使我开拓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的深度。这些批评稿件有些是对我的“误读”,我也给予签发。我发现“误读”是争鸣中常见的现象,它也有价值。 


用生命去做学问

方德运:朱先生,您曾经谈到作为一个新闻传播者或者一个学者,应该是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破除“所知障”,才会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请问什么是文化素养,它与创造力有什么样的关系?

朱光烈:简单而又机械地说,文化素养是由高尚的价值观和辩证而又融通的思维方式构成的创造力基础。作为一个人来说,要想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首先要有一个渊博而大致均衡的知识结构;其次在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之后,必须进入深入的消化过程,通过消化把隐藏在知识后面的价值观念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吸收到自己的血液里,储存在自己的显意识和潜意识里;当然这种价值观应该是高尚的、为人类献身的,它是一种驱动力,它可以把一个人从事的事业与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因此这种价值观又通向融通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一些成大事业者往往要强调做人的缘由。

文化素养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其实是说不清楚的,这种神秘的东西我们平常称它为悟性、灵感,这是一种在康德看来只有上帝才具有的“知的直觉”,创造性与它分不开。文化素养是一个精灵,这是一种批判能力和统摄能力,它好比润滑油,有了它知识和经验的各种“硬件”才可能运转起来;它又好比催化剂,有了它知识和经验的各种“硬件”才可能发生“核聚变”,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和创造出新的元素。它是后天努力学习的结果,更需要先天的基础。

王永亮:朱先生,我在您主编的多期学报上发现,您曾经发表过一些宗教学的稿件,比如段德智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宗教学研究前景展望》(1997年1期)另外在您的文章中还经常看到“宗教精神”四个字,是不是因为像刊登这一类的文章有人就认为学报搞的是“玄学,没有用”?您能能否解释一下您对“宗教精神”是如何理解的?

朱光烈:这种批评可能与你说的有关系,但也不够完全,可能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学报从中心话题(意识形态)的研究转向边缘话题(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由过去经验性的微观、具象的业务性研究转向理论性、批判性的宏观研究,从而让某些人感觉不适应。

我的文章中使用“宗教精神”一词是受爱因斯坦影响的,但是对这四个字理解有个发展过程,到现在也还不能说已经准确地理解了,或许我永远也不能达到这一点。现在只能说一下当下的理解和体验。

据我了解,佛学的基本观念是“一体不二”,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分不出主体与客体、一与多、内与外、彼与此这样一些不同的领域。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我与我主编的刊物,我与我的论文对象就是处在这种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在佛学里又称为“互即互入”,我对学报和我的文章有着主观投射,于是,学报和我的文章也就具有了我的个性,我就是学报,学报就是我。我与我的研究对象也是这种关系。在学术研究中当然要尊重事实,论证严密,但是我们不可能严格地做到这一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以为它们可以纯客观地提供实证研究,这是不可能的,学术活动永远摆脱不了主体精神的注入。

我办刊物,我写文章,就是我的生命投入、生命体验和生命幻化。这是我与客体的“一体不二”的关系。我的研究方法也是这种趋向,这就是在我的研究中,客体也是“一体不二”的。我总是喜欢从宏观层面上看问题,那怕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在我笔下我很乐于从宏观层面上加以说明。综合以上两个方面,“一体不二”既是我的价值取向,又是我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不是宗教徒,不是和尚,我仍然是一个俗人,因此我不能完全实行“一体不二”的“宗教精神”。这是因为世俗学术发展到今天仍还是“二元论”,于是分析便成了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武器,分析是反“一体不二”的,就是把对象分成不同的要素,分别研究它的特性,然后再将它加以综合起来,这是一个完整的学术研究过程,没有分析就没有整合。但是在深层思维里,分析的时候我并没有忘记整体,如果分析问题的时候没有整体观照就会流入机械论,下一步整合也整合不起来,分析是为了有效的整合,整合需要分析。深层的这种“并没有忘记”,就是“一体不二”。在佛学看来,时间维度上的过去、现在、未来也是“一体不二”的,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不可理解的。事物的发展是在时间维度上进行的,发展总会有先有后,即有“过去”,有“现在”,还有“未来”,但是如果分析不忘整合,整合不忘分析,也可以说是泯灭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一种“一体不二”状态。

方德运:朱先生,您在《现代传播》1996年第6期写了一篇《主编札记?走向神圣》,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段德智教授读后写了一篇评论《中国学术未来辉煌的关键所在》,认为当代学者中国学者普遍缺乏神圣使命感,您的这篇主编札记指出了中国学术未来辉煌的关键所在。请问您为什么这样重视学者的神圣感,在学术活动中提出神圣感问题是不是脱离实际?

朱光烈:我的那篇主编札记是有感于汤一介和郭齐勇等教授为学报提供稿件时所表现出来的神圣感有感而发写成的,在这篇札记里,我以哈耶克为例,指出伟大学人追求知识赋予他的生命意义,把学术活动提升到生命层次。没想到札记引发了段先生还有王霞的关注。段先生的评论对我的想法做了进一步阐释,王霞对我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在我的印象中,王霞是站在禅宗观念上反驳我的)。但是段德智和王霞都指出,学报不同于一般学术刊物,它有一种对人的关注,对生命本身的虔诚探索。以上讲的这种“一体不二”的状态,特别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体不二”状态,必然导致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过程的生命体验和研究结果的生命幻化——它是生命之血泼洒出来的图画,生命之血浇灌出来的花朵。因此这种学术活动就不能不具有某种神圣感。我们每个人都有神性的一面,问题在于你是否能发掘出来。

方德运:朱先生,您是用生命去投入研究,去思考未来。涉猎的知识也很广泛。我很关心的是中国传播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您在这方面曾经做过一些探讨和研究,您能结合新媒体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谈谈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情况。

朱光烈:20世纪的科学和学术向着非线性、复杂化和有机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全息装置,科学和学术的这种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都呈现出这种方向。后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观念甚至中心观念是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信息社会的到来和电脑网络的出现,正在推动着人类社会空前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乃至人们的生活正在转移到以网络为通道的信息传播轨道上来,这种信息传播是非线性的、相互交叉的和瞬息万变的,这是一种空前大规模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它必将推动传播学向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传播学将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整合,特别是与经济学相整合。

传播学与各个社会领域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当然不可忽视,它的重要性出自于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网络传播的参与,传播学必须对于这种参与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应用研究是细化研究,它是与宏观整合研究不可分离的传播学发展的两极。没有宏观整合研究,细化应用研究将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义;没有细化应用研究,宏观整合研究将失去基础,这是传播学学术建设的离散-整合道路,它将从两个方向深入到社会大转型发展的实践之中,也只有从这两个方向同时切入才能够有效地深入其中。

方德运: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您批判了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机械论性质,提出了“文化就是力量”口号,北京电影学院王志敏教授评价说您提出的是一个世界级的和20世纪时代性的问题,“文化就是力量”很有可能像“知识就是力量”一样,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命题。您现在退休在家,年事已高。听说您这两年还在潜心研究新经济等问题,请问您是靠什么支撑力量让你继续前行?同时谈谈您研究的进展情况?

朱光烈:我将迄今为止的社会概括为“物质社会”,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管理的“以人为本”的现象出现,表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正在爆发一次人类历史上不同于以前的伟大革命,它是一种渐变式的,最实在的、不可逆转的革命,它必将引发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的大转型,将导致“文化社会”的到来,我的“文化就是力量”口号是对这个社会大转型的概括。在以往的“文化就是力量”的论述中层次还比较单薄,目前我正在撰写一部专著(暂定名为《论文化社会》),对这个观念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论述,并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未来社会发展的种种可能性。

方德运:这个课题太大,您不感到过于沉重力不从心吗?

朱光烈:这种感觉很强烈。我的研究是从新经济研究开始的,然后需要研究许多的领域,而且还必须跟上最新的发展。飞速的社会发展和知识增加,社会发展的混乱和诡秘,以及我的知识的严重不足和我的身体的虚弱,每天都使我感到巨大的压力。许多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太累,又很可能成为一个泡末。我经常处在彷徨之中,我之所以没有放弃我的研究,首先是因为我对于我的目标的感情,它是那样可爱,它是具有那样巨大的吸引力,我无法放弃它;二是在许多次彷徨之后,我仍然相信我有所发现,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有人说我是堂吉诃德,我没有堂吉诃德那样伟大,但是在自不量力固执坚持方面有些像堂吉诃德。有的学者这样鼓励我说,做学问就是傻子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种学者就是傻子。


方德运 王永亮2003年2月23、24日访谈于朱光烈家中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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