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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常:拷问电视文化
  2004年02月10日14:2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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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出生,江苏镇江市人,广州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参与电视专题片创作;1993年应聘来广州开拓岭南广播电视新闻教育。学术涉猎广泛,追求多学科"通观"和理论研究的原创精神,著述颇丰,发表论文、论著300余万字。近几年致力于媒介语言学和媒介文化学的研究,尤其在主持人节目理论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主要专著有《节目主持语用学》、《节目主持艺术论》、《CCTV节目主持人的艺术风采》等;担任"节目主持艺术书系"执行主编。现任全国汉语学会口语研究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节目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评委。



那天广东电视台开研讨会,讨论正在热播的粤语肥皂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应天常又是抢先发言。他说:“我从来不看这个连续剧,刚刚看的这一两集,觉得是笑料拼凑,毫无意义。”他接着说:“我还是发现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没有意义,如果有了意义就没有意义。”——听了觉得有点像绕口令。于是,我有了一个采访应天常的借口,话题自然从《外来媳妇本地郎》开始。

意义焦虑

陶 曼:广东电视台三位女编导折腾出《外来媳妇本地郎》这样一个搞笑室内剧,一边编一边录制播出,快有400集了,索福瑞调查说,收视率已压倒了香港的无线、亚视。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应天常:我觉得收视率只不过是用商业尺度衡量文化价值罢了,没必要那么喜出望外,但在广州,扭转当地市民的惯性收视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怎么瞎折腾几下子就抱了个“金娃娃”?于是叫我们去开会,搞理论的不能“失语”呀,却又很难一下子说清楚。

陶 曼:不过大家不认为只是俏皮话,挺耐人寻味的。

应天常:我的意思是,有的节目不应该承载太厚重的意义,所以说,太有意义就是没有意义。而且意义是多方面的,要关注主流意义之外的“意义”,何况意义评判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这些文化人的“教化意识”浓重,始终生活在“意义焦虑”中,特别容易接受主流意义评价的强势介入。嘴上说,电视文化应该承认多元、容忍多元,但是兜里只放一把尺子,那就是主流政治文化价值评判的尺子。当然那也是一把尺子,挺重要的。

陶 曼:搞电视的,就怕你们用这把“重要的”尺子打人。

应天常:怎么会怕我们?笑话!在中国,电视理论打不了人,陪衬罢了。其实那些搞电视的也有“意义焦虑”,《外来媳妇本地郎》是“金娃娃”,抱上了心里不踏实,于是找人研讨它的“意义”,这不是“焦虑”吗?

陶 曼:这也不奇怪,这是我们电视的性质决定的。

应:我们的电视是政治电视,是体制的电视,有一把挺重要的尺子,你必须面对。但是“体制电视”也需要变。电视台“片库”储备在增加,但那是主流意义模式化诠释的制品,当“模式化诠释”成为集体的无意识、成为群体人格,它就是很厉害的惯性力量了。你看,只要一个范式出现,它的心照不宣的暗示、无所不在的传染,立马让每个电视人丧失自我。

陶 曼:不过,《外来媳妇本地郎》也许是个突破。

应天常:是啊,那是“一不留神”偏移了意义坐标,却收到意外的效果。但是你看,很快就有人搞出类似的东西,而且站上了新的制高点。另一家电视台更热闹的室内剧《开心24味》隆重推出,正在同《外来媳妇本地郎》“对撼”呢。

陶 曼: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唉,电视人身在体制内,这四不像的体制,国营性质却沾上了商业味儿,又不像公营体制。电视人很惶然,也很不自在。

应天常:理论上说是角色冲突。有良知的电视人会想,我们究竟怎么个活法?他们被角色冲突困扰。比如自我角色构想与受众角色期待有冲突,角色意志同媒介意志有冲突,文化理想同文化现实有冲突……

陶 曼:是啊,有主持人就问,主持人怎么样才算优秀?更重要的,现实允许不允许主持人优秀……崇拜刘德华的肯定比崇拜贝多芬的多,我们就不能超越刘德华,只能跟着崇拜刘德华。我们任何向贝多芬高度攀登的努力,都只能是和大部分受众拉开距离。对于有事业心的电视人来说,都活得很苦很累。

应天常: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电视人活得都很艰难、过得都不自在,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存状态,可以用白岩松的一句名言来描述,那就是“痛并快乐着”。尤其是当“产业化经营”的慨然允诺出台,他们发现,“体制电视”的边界有了一块可以创造某种价值的飞地。

陶 曼:他们不是有文化理想吗?这是一块实现理想的园地。

应天常:情况恰恰相反。它点燃人们的热情,一窝蜂去“创收”了,他们是以利益的权衡代替电视的规律,以庸众的价值判断取代电视的文化价值,并且与受众“共谋”走向媚俗的路径。他们没有一天不在折腾着“创新”,但那可能是一次武装到牙齿的入侵。占领荧屏的低质电视节目,叫人目不忍睹……

陶 曼:我也有这个感觉。现在搞电视的主要是挖掘“脸蛋儿”的神奇价值。你看这家电视台短短几个月就接连“隆重推出”了4项选美活动:一是“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二是“楼市丽人模特大赛”,三是“青春靓丽歌乐小姐大赛”,四是中小学生“花季少女模特大赛”,据说还要筹办“童星”选美大赛。广州的选美与香港的“港姐”选美遥相呼应,打开电视,荧屏美女如云,天天如此,有这个必要吗?真有点烦了、腻了。 

应天常:这就是我说的“意义焦虑”。电视是大众文化的载体,我们不必每个节目都用精英文化的尺度去要求它、衡量它。大众文化这片广阔天地,飘来了几朵“如云”的“美女”,也不必过于愤激。但是,现在是“节目不够美女凑”,除了挖掘“脸蛋儿的价值”就没辙了,是电视人技穷的表现。

陶 曼:香港每年只搞一届选美活动,从没见这么高频率的“选美”,土耳其广播电视管理局因为一家电视台频繁转播选美大赛,就责令停播一天;泰国还明令学生不准参加选美活动,——但是,我听说你们系大四学生李华在香港参加选美活动,居然拿到了“亚洲小姐”的冠军,《广州日报》都登上了!

应天常:我们学校也出了海报,我看了觉得很尴尬。记得那天《南方都市报》的通栏标题是“一切从美丽开始”,编者按还说“我们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与一种看似庸俗的选美活动扯上了关系……”这是媒介对学生误导——我写了篇文章,我不赞成我学生的“青春”通过商业选美从取悦于人的“脸蛋儿”开始;我感慨我们的电视只有从美丽的脸蛋儿“开始”才有出路。

陶 曼:也许,在这个体制中生活久了,就养成了一种惰性,电视人的思考能力都萎缩了,耽于实际操作、疲于奔命,只会重复自己。而且我发现,最可怕是搞电视的基本上不看电视,更不研究电视,不研究节目,不研究受众。

应天常:是的,他们在浪费青春,糟践了“体制”给予的仅有空间。不是不能选美,《外来媳妇本地郎》、《开心24味》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眼睁睁看着电视在浅俗的商业文化层面上滑行,最后主体迷失,形成良莠莫辨的同一平面的融汇,这决不是多元文化,是单质的一元文化。审美不仅仅是搞“选美”。那些体现人性“美”、品性“美”的节目,尽管比选出几个穿比基尼搔首弄姿的“靓丽”小姐费力得多,但是,频道时间应当让直接体现生活之“美”的节目占领荧屏,构建健康的审美环境,应当是电视无可推卸的文化使命。

陶 曼:说得太好啦,不过,我发现你也挺“焦虑”的。

应天常:我们都应该有点儿“意义焦虑”,这是好事,那是文化责任感,难道让媚俗文化覆盖荧屏不闻不问?电视文化的低质是社会文化低质的反映,它的后果是把市民的审美趣味引向低质。荷拉斯·纽肯莫说广播电视是“配方式媒介”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电视节目应该按照社会生命体的营养配方去制作。

陶 曼:我想,我们出现这些问题,还是该从体制上找原因。

应天常: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的电视管理体制能焕发电视人的创造力。虽然任何国家广播电视体制都是利弊互见的,但我们的体制积重难返,过于封闭。封闭的体制是忧虑的产物,它依靠“忧虑的支撑”。所以,平庸的人不会感觉这种体制的弊端,怨声载道、觉得很苦很累的不是这些人,他们欢迎现有体制,因为这种体制豢养平庸;有的人是“痛并快乐着”,那也是一种体制内生存的麻木,而不是奋起的超越。需要有一批人以不折不挠的生命力进行“历险性”的实践,才可能弥补体制的弊端,创造一种崭新的“体制电视” 。

追问凤凰


陶 曼:身在广州,你对凤凰卫视的印象怎么样?

应天常:凤凰卫视开播几个月时,他们副台长来征询意见,请我们几个人在假日酒店看了一整天录像,我说不出什么,但心里为他们庆幸。因为那都是我们内地电视人干的。我笑说是体制电视的突围。过了几年,凤凰台的台庆活动在北京梅地亚举行,我没去成,就写了凤凰卫视文化评析的文章,交给朱光烈教授编进《火凤凰》那本书里;再后来,听王纪言台长说“凤凰需要学者研究,学者们也应当研究凤凰”,口气是大了点,不过也说得在理,就写了《笑看凤凰玩电视》,话说得重了,但后来时统宇先生在《南方电视学刊》发表文章,肯定了我对凤凰的“学理性批评”,为它“叫好”。谢谢他的鼓励。

陶 曼:不过,人家凤凰卫视也确实是不容易,他们在香港这个不熟悉的环境开出了一条生路,对我们内地的电视事业是一种很好的参照。

应天常:完全正确。《第四代人的精神》这本书有一段话:“在这个社会,没有我们的身影,也没有我们的声音。我们搭的是别人的车。也许我们在自由自在地生长,但我们是一片次生林,是一次克隆。”你说参照,全在里面了。凤凰在这个特殊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甩开膀子甚至是“肆无忌惮”地干开了,在华人市民亚文化汪洋大海中亮出了自己的旗帜——他们搭上了自己的车,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喊出了“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文化”的口号……

陶 曼:一路走来,势不可挡。他们的节目播出,落地受到一定的限制。

应天常:那是人家的节目好看,怕掠了咱们的风光。但你得承认,他们办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关心每个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才干,体现每个人的价值。他们敬业爱业,因航拍而死、因车祸而伤、驱车北极环绕地球、深入战地灾区疫区出生入死进行采访、重大新闻直播几天几夜不下岗……但是他们拒绝平庸,而且会搜罗、发现人才,比如董嘉耀,是我们省台靠边站的没事干的主持人,到了凤凰成骨干了,在《时事开讲》里尽显才华。

陶 曼:他们有一个精英创作团队,节目出手总让人刮目相看。

应天常:那是他们的理念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雅俗分赏、多元并存的节目格局、当代受众审美心态的正确把握、媒介文化尊严的消解、媒介话语方式的多样化选择、消费文化的人文因素介入、电视文化的商业性确认和媒介资本的产业化运作……我看过许多学者的评论,说的都很在理,但是只能是说说而已,就好像中国广播电视的产业化研究,我从来不研究,谁说了都不管用,文章换稿费贴补家用罢了。后来十六大报告关于“文化产业”的论述出来了,我一看乐了:这回可能有“戏”了。

陶 曼:我们不要扯远了。凤凰卫视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写“笑看凤凰玩电视”呢?

应天常:“笑看”、“玩”是自己感觉看得比较深入透彻吧,所以较多调侃式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锵锵三人行》和对吴小莉的议论上。

陶 曼:吴小莉是凤凰卫视一夜走红的明星,她的“回归”报道、“两会”采访,她的反传统的新闻播报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

应天常:但是,吴小莉舍弃沉稳端庄的新闻播报态势,用轻松活泼甚至欢快的表述方式报告国内外新闻,这个“反传统”我有保留。因为她的热情洋溢、活泼愉快已经与她所表述新闻的内容脱节了,她过多的自我张扬已经超越了新闻,她的身上有“娱乐味”,影响人们对其文化身份的认同。我有点儿困惑。

陶 曼:可能是包装炒作的需要。我发现她过多地出入于一些文艺晚会,而且浓妆艳抹、盛装雍容,这里确实有个新闻工作者文化身份的问题。

应天常:说来也有趣得很,当时关于怎么播报新闻的“新闻”很多:俄罗斯某地方台是“裸体播报新闻”、我们的台湾是“穿泳装内衣报新闻”,香港“亚视”也不示弱,“隆重推出”娱乐界两位当红艺人播报新闻……我就想,芭芭拉说“我不会表演,我开诚布公地报告消息”不也成了CBS的明星?如今报新闻也都中邪了?后来在《广州日报》看到,有记者问吴小莉“为什么不去主持娱乐节目?”她说“暂时不会,我要用新闻娱乐大众”——原来如此!

陶 曼:她怎么会这么说呢?

应天常:大家都来“玩”电视呗!内容玩不出新花样,就在播报的样式上变着法子“玩”。不过吴小莉更有创意更出格。“反传统” 就是所谓“用新闻娱乐大众”?我不知道沃尔特·克朗凯特会怎么说。他如今八十六岁了,当年芭芭拉·沃尔特斯播报新闻带了点儿“娱乐味”,他随即公开表示“厌恶”——愿他老人家别看到“艺人”、“裸人”、穿着泳装内衣的“靓女”端坐在神圣的新闻演播台,他会吓傻了的。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的脸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笑容,别人觉得奇怪,他坦率说:“是的,10多年来我在电视屏幕上总是郁郁寡欢,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难道还不叫人心寒吗?”

陶 曼:丹·拉瑟太善良,用叫人心寒的新闻“娱乐大众”他做不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新闻良知,他们职业性忧患意识,我觉得没有过时。

应天常:当然,我也不否认,吴小莉是一位有特点有魅力的青年记者、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从好处想,她也许是在探索一种很“前卫”的新闻活动方式。我欣赏她的机敏与活力,她是一个能立刻进入新闻旋涡并与新闻融为一体的记者和新闻节目主持人,这几年是进步很快的,但是,她缺乏像郑浩、闾丘露薇那些人的历练,缺乏对新闻真谛的深切感悟。

陶 曼:但是,她一出来就把我们吸引住了,你不能不佩服凤凰推介明星的策划手段。如果说《还珠格格》让赵薇“一片成名”,吴小莉是“一访成名”。

应天常:可以这么说。参加一次官方记者招待会,受到一位高官轻描淡写的夸奖,就声名大噪,靠的是高手运作。当时是铺天盖地的追加式“包装”,稍后紧紧抓住总理出访欧洲的“机遇”,宣告“吴小莉将进行贴身采访”,妙就妙在选词择语含蓄而浪漫;“贴身采访”归来,立即“隆重推出”冠名栏目《小莉看时事》,以固化人们对这位“新星”显赫地位的确认……

陶 曼:你看得很仔细。我觉得吴小莉的成功是机遇的青睐,当然有包装因素,更有她的努力和天赋。至于她的“反传统”新闻活动方式能产生明星效应,可能得益于人们多元化审美的宽容心态,或出于一种好奇。

应天常:还有,市民文化判断力的普遍薄弱——凤凰是看到这些的,但他们利用了这些,这就是“高手”的“高”。世纪交替,“新闻娱乐化”这股潜流来势汹汹啊!学者办电视也委身低位文化“玩”得找不着“北”了;至于那个《锵锵三人行》,“玩”的是语言的游戏,但你不能否认,在都市的特定群落,这个节目楞是拥有一批津津乐道的收视者,维系着这个节目不菲的广告收入。

陶 曼:这样闹剧化的语言游戏,怎么就有那么多人看呢?

应天常:我想,也许同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有关吧。现代工业社会不存在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冲突,大量的是个人化“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在大都市,繁华喧闹的背后,是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老办法是聊天解闷儿,慰藉精神的空虚,这样,话语节目就大行其道了。美国较早悟出这个理,日间电视几乎完全是谈话节目,晚间黄金时段也有TALKSHOW节目,出现一批很受追捧的明星。不过,凤凰卫视应该是我国最早用说废话做节目赚钱的电视台。

陶 曼:这也是“高手”的“高”。但这需要体制,需要文化环境。

应天常:但是,有了香港那样的环境条件,也不能忘乎所以呀。开始时节目办得不怎么样,哇啦哇啦不知说了啥,制作粗糙,节目标语是“锵锵三人行,跑题跑不停”,三个人舍弃理性的过滤,信口开河,自得其乐地“锵锵”于各自琐屑的经历和肤浅的感受之中。看他们尽享表达的快感,我们让“跑题跑不停”跑得昏昏欲睡。节目完了,他们忘记了我们的诠释期待,题“跑”得无边无际,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茫然——这恐怕是滥用了人们的宽容或好奇。

陶 曼:这样“无中心、无主体”,可能是后现代电视意识的表现。

应天常:是吗?何谓“后现代”?就是目中无人?就是信马由缰、开无轨电车?我认为“后现代”并不是走向茫然,它应该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结合。

陶 曼:他们可能是在进行边缘性的探索。都说,现在需要重新界定电视的属性,重新认识电视的“本质”。有位学者说过,电视的本质是“游戏”。

应天常:麦克卢汉还说电视是“按摩”——理论家也许还可以解构,但是如果说电视是“游戏”,就该有个“游戏规则”吧;如果说是“按摩”,就要看你怎么“按摩”了。你三句话不离“黄段子”,我说那是部位紊乱的“按摩”,节目完了,恐怕更睡不着觉了。我不反对边缘性探索,但是探索要注意梳理,每次梳理应该是一次扬弃、一次定位的审视。面对电视文化受赤裸裸功利意识的驱使,我们需要的是“深思慎取”的冷静与镇定。你看,我又在“焦虑”了。

质疑情结


陶 曼:我读你的文章,觉得你的文字总有点愤然的样子。

应天常:我觉得我还是心平静气同别人讨论的,愤然是你的感觉。

陶 曼:不一定。比如你对已成定见的观点往往很不以为然。你搞主持人课题研究,你的愤然就不少:早几年是对壮春雨教授“主持人表演论”撰文批评,后来对沃尔特·克朗凯特的某个说法提出质疑,又说俞虹教授关于“节目主持人”的定义一句话都没说对,《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你都给批了,还有指名道姓评点某主持人“星星不是那个星星”,又调侃某主持人“高处不胜寒”,要给她一个“梯子”,最近你“打击一大片”,说现在的这些节目主持人都是“语言保姆抱养大的”……好象都看不惯,你有“质疑情结”。

应天常:你是夸奖我了,谢谢!有人说我打笔墨官司批名人,是想自己提高知名度。

陶 曼:你还达不到那个水准。你是习惯性的怀疑,可能是一种文化性格。

应天常:文化性格?可能是。文化性格是从文化结构与人格构成关系上对一个人的文化行为的解读。我的文化积累对我的人格构成有制约作用,这样就形成一种单向的内在心理机制,形成独特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指向。所以,“质疑情结”从文化性格角度解释,还是说得通的。

陶 曼:这个文化性格有积极意义吗?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框架已经确定,质疑处于边缘,很寂寞的,也需要理论储备,更需要勇气。

应天常:理论的板结状态只有从边缘突破。这里比较自由,有另一种风光。当然,“习惯质疑”可能是对“不容置疑”的逆反。我们习惯于喻证和归纳,无尽的解释说明,就像不断证明“最高指示”多么正确一样。我们需要演绎,需要质疑。我们需要激浊扬清、与时俱进。我觉得,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很年轻,很粗糙,需要审视、质疑的东西是不少的。

陶 曼:你对央视主持人有不少的评论,人物臧否,下笔不易呀,你写的《论倪萍》、《再论倪萍》,洋洋洒洒几万字……

应天常:《论倪萍》还得了个奖,《再论倪萍》人家有顾虑,后来虽然发了,但是核心刊物有几人看?后来被我的朋友康学良看到了,他是《南方声屏报》主编,于是在这份小报上做了个整版,大字标题赫然在目:“大学教授同倪萍较劲儿”,我看了心里咚咚的跳,但是放在地摊上卖得飞快。

陶 曼:学术文章变成地摊文化,教授与“娱记”为伍,这也许是你朋友的幽默。

应天常:我没有那么清高。媒介批评有两个层面,一是精英理论层面,一是群言层面,理论批评虽有真知灼见却总没人注意,觉得有“鸟鸣山更幽”的寂寞。众语喧哗的议论很热闹,有捧场、有Diatribe(酷评),沸沸扬扬,我的小文与其让核心刊物印几千份没多少人看,还不如加入群言批评,凑个热闹。

陶 曼:你同倪萍很早就认识,对她进行跟踪研究有10多年,何苦呢?

应天常:记得1991年倪萍刚上中央电视台,我写《坦诚质朴 光彩照人》的文章,杂志社还转来了倪萍的谢意。但后来我发现,在倪萍身上集中了我国主持人几乎所有的优点,但也集中了我国主持人最主要的缺陷和隐忧。于是她就成了我的个案,成了要解剖的“麻雀”。总的说,她是我国至今无人超越的优秀文艺节目主持人,但是由于她自身的局限,她对戏剧表演模态惯性的控制、在人格心理和对待媒介批评的态度、成就意识和主持人的文化超越等等方面,似乎没有能很轻松地走过去。比如《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你再怎么推介包装,你的节目表现摆在那里,别人说“倪萍没有文化”,你看看,主持“文化视点”的主持人,自己却成了“有没有文化”的“视点”,这是很尴尬的。所以我说那是“浮躁的攀缘”——这也是我国主持人的通病。

陶 曼:文化人如你这样写文章的不多,你们应该多为明星们作推介、作包装。

应天常:包装式评论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对媒介批评的渗透。但是媚俗化的捧场文字,消解了文艺批评的起码功能,现在是很少看到点穴到位、眼光通透的批评媒介人物的文章了。我的文章是委婉平和的,但我喜欢看别人凌厉的酷评,它以“片面的深刻”给人彻悟的快感。

陶 曼:你的文化身份可能不宜加入酷评的行列,读你的文章,我看出你的拘谨、你的无奈,有时你用的是曲笔,是用春秋笔法……

应天常:国外将媒介批评分为媒介内批评和媒介外批评两种,媒介内批评是“圈内”人捉刀,难免溢美,外国人看重媒介外批评。主持人节目研究会会长赵忠祥说我“人在江湖”,动员我加入了研究会,给了个学术委员的头衔,这样我就不能太“酷”了。但我厌恶媚俗,我也力求将媒介批评的过程审美化。

陶 曼:你对赵忠祥怎么看?说一两句话作为评价。

应天常:我们认识10多年了。他是理想主义者。才华横溢但力不从心。我用“优越感目标的自卑与超越”作题写过文章,后来题目改为《赵忠祥简论》。

陶 曼:还有,你说中国主持人是“语言保姆抱养大的”,我能感觉出你的忧虑和激愤,但是,主持人在一切节目中都不能用别人撰写的讲稿说话吗?

应天常:不是。主持人语言可以有三种情况:纯文本操作、半文本操作、无文本操作。我反对媒介语用一体化,这不利于节目的创新。但是20多年来,中国主持人说话完全依靠讲稿,说的是别人的话,所以没有长进。我看过一家省级台谈话节目的“台本”,简直就是话剧的剧本。那是在说人话吗?现在主持人最擅长的就是“语言表演”,纯粹的机械复制,他们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

陶 曼:去年北广出版社出了你写的关于媒介语言的专著,我读了,觉得颇有锋芒,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学院派”的现有观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特别崇尚语言的即兴性和现场性,提出了“语智、”“语脉”、“语流”的概念,分析了不少媒介语言现象,比如,你反对“书面语的有声版”……

应天常:洪堡德说“语言是精神的不由自主的流射”,这是语言的本质。所谓“明于心而现于口”,前言引动后语,一个思想的火花引燃另一个思想的火花,思维与语言处于动态平衡的结构之中,成为活泼灵动的语言现实,所以“无文本操作”简直可以说是本色能动的“生命密码的演绎”。

陶 曼:这样的主持人语言就一定很好吗?有的主持人张口就能来,说个不听,那个“无文本操作”简直是内容贫乏、废话连篇,是语言的垃圾。

应天常:你说到“废话”,我曾经对自己的观点产生怀疑。我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叫《废话轰炸》,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痛斥一些广播谈话节目说话不精练,存在许多废话。后来我发现我的话有所不妥。语言的本质是正确运用冗余的信息,“简洁精练”、“言简意丰”不一定是高明的智慧语言。废话有废话的用处,《锵锵三人行》就是用废话做节目。而且我发现“不会说废话是不会说话”,越是正规的场合越需要说废话,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有“废话大师”的“美誉”,他用说“废话”开展工作。说废话是一种艺术,有文野雅俗之分,你刚才说的情况也是“生命密码的演绎”,只不过是低品位的个人情趣素养和格调的展览罢了。

陶 曼:这么说,“质疑”不单是对着别人的,也包含对自己观点的怀疑和修正。

应天常:我的著作后面附上网址,也期待别人对我的质疑。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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