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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丹:静气养大气
  2004年02月10日14:53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个人简介:  

陈力丹,1951年2月生,籍贯江苏省通州市。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位委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舆论学、世界新闻史。1979年以来发表的各类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成果包括著作、论文、一般文章、词条及少量译文等共约700万字,其中独著9本,独编著3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700多篇,词条1800条。合著、合编的书约十几种,主持过10本大型工具书中新闻学部分的编写工作。代表论著:《精神交往论》、《舆论学》、《世界新闻传播史》等。
  

喜欢陈力丹老师,起初是源自一个很功利的理由,因为陈老师的文章常能给论文写作以极大的帮助。对陈老师有更多一点的了解,是在中华传媒网的传媒学界论坛上。在一场热闹的争论中,网友对陈老师的学术水平和人品有着极高的评价,要知道这在因“浮躁”和“无学”而广受质疑的新闻学界是相当难得的。再加上陈老师最近几年新著频出,发表量高得惊人,学术地位更是无人可以撼动。我们猜想这样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该是万事遂心了吧。然而在聊天的过程中,陈老师表现得更多的是焦虑,是无奈,是对时间与自主的渴求,或许声名背后的甘苦只有自己才体会得更真吧。

宣传“花架子政治”何时才能消失


钱婕:陈老师,我们来解剖一只麻雀吧。现在非典闹得人心惶惶,您看由非典引发的舆论属于什么类型的舆论?

陈力丹:在前期,由非典引发的舆论形态是“传闻”,因为当时政府隐瞒真实情况,把较为真实的信息反而说成是谣言,混淆视听,人为地造成传闻大量出现,同时伴以行为舆论,例如抢米抢盐抢中药的行为。在政府纠正原来不正确的做法,每天正式公开非典疫情之后,舆论就是某个时期人们对某个热点问题的多数人的议论了。

王永亮:您刚才提到非典疫情爆发前期社会上各种传闻很多,我感觉那时候传闻的力量特别大。

陈力丹:按照一般的说法,传闻的产生有两个条件,一是该事件与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二是事情的模棱度高,信息不清晰。这两点如果同时具备,传闻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而且传播很快。非典初期,在权威信息源不真实和缺失的情况下,传闻传播的范围是很广的。但传闻是通过人际传播实现的,而人际传播有一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它每经过一次传递就会有信息的衰变,越传越偏离真实,很容易引起整个社会的恐慌。我列过这样一个公式:传闻=事件与人民利益的重要程度×事情的模棱度/批判能力。这是传闻发展的基本公式。在这个公式当中,重要性是客观的,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在模棱度和批判能力这两方面加以改变。要减少信息的模棱度就要公开真实的情况,所谓“谣言止于公开”就是这个道理;增强批判能力指的是提高科学认识和理性意识,使老百姓对事情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也就更容易抵制不真实的传闻了。

钱婕:当政府将非典疫情的报道公开化之后,很多不真实的传闻的确渐渐消失了,但仍然还是有一些老百姓对于官方公布的信息将信将疑,传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

陈力丹:是存在这个现象,这就是“狼孩子效应”嘛。因为你先前说了谎,现在说真话人家也不信了。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封锁消息是很愚蠢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昂贵的。道理很简单,你能暂时地封锁消息,但是不能封锁病毒的蔓延。除非是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是出于一些万不得已的考虑,否则凡是涉及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人们都有权知道真相。假若一个国家有太多的敏感问题,政府又将太多的事情列作国家机密,有太多的事情不敢让人民知道,那说明执政者既对人民缺乏信心,也对自己缺乏信心。”
 
钱婕:那在政府采取新的疫情公开方式之后,您觉得新闻媒体的报道存在什么问题吗?

陈力丹:在由非典引发的一系列的反应当中,首先中国的信息制度需要改革。既然中国已经纳入世界交往体系,通过封锁消息来保障社会安定这种做法,越来越成问题了。非典事件可以说是一个契机,逼着我们非改不可了。这次中央采取果断措施,通过非典事件改革了一些信息发布制度,我觉得这是个进步,对新闻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现在关于非典的报道,应该承担三方面的责任:一是社会监测,二是提供信息,三是疏导舆论。但是我们的媒体除了日常的非典信息通报以外,在报道的指导思想方面仍然很陈旧。例如,用大量的篇幅和时段歌颂医务人员,基调是他们如何不顾家庭、不顾个人安危,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抢救病人。但要知道,医务人员被感染和死亡,不单纯是一个“为民牺牲”的问题,它首先是事故,非常重大的责任事故。而我们的记者却把一起起关涉生命的重大责任事故写成已牺牲或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如何一心为了病人而不怕死。这种基调是一种惯性思维造成的,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生命并不是最重要的。从“杀身成仁”,到“士为知己者死”,一直到现在“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在法治社会里,人的生命权是最重要的人权,是社会追求的基本价值。不重视生命权将导致人的生命意义的工具化和对生命价值的贬低。我们现在的报道实际上就是在把别人的死作为宣传材料使用。

另外,如果你留心,你会发现这次关于非典的报道中充满了军事用语。比如“打一场人民战争”、“医务人员冲上去”、“大战一百天,战胜非典”等等,我看宣传方面的老毛病又犯了,处理非典疫情是一个科学的活动,“冲上去”、“大战”,往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无谓的牺牲,用这样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误导。所以我想,我们的媒体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报道,看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

我看到上海电视台报道,一些社区负责人竟组织退休老人排练“我们万众一心抗非典”的歌曲,动员身体免疫力低下的老人参与公共集会。关于高校五一期间的各地媒体的报道,也到处是小心地举行各种集会,反复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和防非典知识。而非典正是建立在密集人群的接触和流动上的。总是用搞群众运动的思维来报道,而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是严防群众运动,与我们的习惯性宣传恰好相反。已经做的事情是事实,但是记者的报道要冷静,如何报道,则反映了记者的思维特征。很可惜,我们的报道仍然是老一套的战争词汇。现在开始注意到心理问题了,但是报道的水平很低,一不留神就变成了“政治思想工作”。心理治疗与所谓思想工作完全是两码事儿。新闻工作长期以来被视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记者找材料的标准就是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例如医务人员“火线入党”之类,一时充斥报纸的版面。只要报道了一家,马上就会有许多医院跟进,也搞这种东西,出彩的当然是医院的领导,以显示工作如何有成绩。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还在宣传“花架子政治”。这种陈旧的报道模式何时才能消失?该是时候了。

王永亮:那您觉得哪些报道是媒体该做而又没有做的呢?

陈力丹:我想其一,医务人员应该赞颂,但同时也要着力报道为什么会发生医务人员感染的悲剧,是什么造成这样的悲剧,如何尽快科学地避免这种悲剧,有关领导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不仅是医务人员的事儿,公众有权知道这些信息。其二,官方每天的疫情通报,除了数字之外没有其他信息,这其中就存在问题。比如每天公布有几十上百人的发病人数,可这些人是哪儿的,什么单位的,怎么传染上的?照理说绝大多数市民与非典病人的距离是很远的,但这些信息你不交待清楚老百姓心里发慌啊。再有就是官方已经颁布了新《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但是除了机关报发表之外,大众报几乎没有报道过,而且关于这两个法律文件的后续报道也没有。就是说记者脑子里通过法来支持、处理非典事件的意识还非常薄弱。

不管媒体报道有什么失误吧,现在老百姓的情绪倒是缓和多了。因为舆论是有适应性的,不论再怎么恐慌的舆论,如果处理的好,即使情况依旧,人们也就慢慢适应了。现在北京市民就基本处于适应的状态,最初的恐慌已经过去了。在这种适应的情况下,媒体应该转入深度报道,去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始末,想一想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的失误了。

没有勤奋就没有天才


钱婕:陈老师,作为学生,我们都特别想知道您是怎么做学问的。尤其是一年90多万字的发表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陈力丹:发表量达到90多万字的只有去年一年。去年之所以发表量这么高,主要因为出版了两本书,一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辞典》30万字,一本《世界新闻传播史》37万字,这都是积攒和沉淀了几年的东西,直到去年才完整地拿出来。然后加上七十多篇杂七杂八的小文章,加起来就95万字了。

钱婕:今年呢,发表量能有多少?

陈力丹:今年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在50万字左右,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马上要出版了,有40多万字,另外还有一本舆论学的小册子,大概有7万字。

王永亮:听您说一本书几十万字,很轻松的样子。能具体地描绘一下一本书的诞生吗,比如《精神交往论》。

陈力丹:首先《马恩全集》的五十卷书要看吧,平均一年看十卷,边看边做笔记,做卡片。笔记是用活页本分类做的,大概分了四十多类。在每一类里,我需要根据书中比较长的一个段落,用一句话总结出一个观点,再把有关这个观点的所有的语录全部搜集到一块儿,思考它们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这个思想来源是什么,再去看当时与他们同时代的一些著作,这样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慢慢地,某一章某一节的内容就形成了。先写成具体的小文章发表。我这人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有发表意识,只要形成一点观点了,先发表出去,以后再慢慢丰富。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马克思整体的思想就逐渐成形了,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四五年时间。写的时候又出现问题了,那时候没有电脑,完全靠手写。我现在看自己当初的手稿都不太认识了,密密麻麻的。所以修改起来还是挺费劲的,更何况有时候还要一遍遍地重写。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写出十几万字全部重写。新写的部分在思路上有变化,由原来“联系实际”写,转为专写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本身。1992年为了写这本书买了台286电脑,当时我是所里第二个拥有电脑的;现在我仍在使用这台286,成了所里最落后的了。刚开始不习惯,一点点慢慢往上敲。不太会用嘛,几次辛辛苦苦写的东西一下都没了,急得呀,一点儿办法也没有。1992年单位组织献血,当时正是最累的时候,没有休息好,一连几年都耳鸣,自己感觉身体特虚,好几年才缓过劲儿来。最后,总算在1993年底的时候《精神交往论》赶出来了。当时我们家已经搬到劲松小区去了,离龙潭湖那么近,可我从来都没去过。书出版后,我一个人到那儿去了,在湖边一个亭子里坐了整整半天,就觉得总算歇下来了,什么都不想。这是那年唯一的一次比较安静的休息。


王永亮:有一点我一直很佩服您,就是您总能旁征博引,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您也能讲得很专业。您怎么知道您需要什么,并且知道去哪里找到它们?
陈力丹:我记得“文革”中批评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是研究先秦的,可他什么都不懂,他只懂商朝,说他是研究商朝的,其实商朝他什么也不懂,他只懂商朝的甲骨文,说他研究甲骨文的,其实他什么都不懂,他只知道那些乌龟壳放在全国哪个地方。我说他这就是学问,遇到问题,你知道上哪儿去查,这就是学问的基础,没这个基础你做不出什么学问。知识的积累就在于使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嗅觉,在做一个课题的时候能知道去哪里收集资料。

我记得1978年我到社科院新闻所读研究生,资料室的东西很少,我几乎把资料室所有的书刊都看过了,包括一些非新闻学的书籍。我一直都有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我学习了列宁哲学笔记的方式,我认为哪句话重要就抄下来,然后旁边留个空,对这句话做一个批注。再一个就是剪报,只要拿到手里的自己的报纸,只要跟我有关,我觉得有点儿思想火花的,就赶紧剪下来,说不定以后写东西的时候会想起来用一用。我以前收集的某个资料可以说明我现在的思想,那就翻吧。有时候满头大汗,就是为了我曾经剪下来的一个小资料。我积累了这么多东西,不可能记得很清楚,我只求留个印象,到时候知道应该去哪儿找。

 
“被动”的成功者


钱婕:陈老师,在您的个人网页“力丹做学问”上,您说您从1970年开始与新闻工作结缘,虽然至今也不喜欢这项工作。您的这种不喜欢的情绪是在工作中逐渐产生的,还是工作之初便已经存在? 

陈力丹:我从根儿上就不想干新闻。因为那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新闻就是纯粹的宣传,我对宣传是比较讨厌的。当然认识没那么深刻,就觉得些空话套话太虚套,但是你还得跟着说,而且得帮着领导出主意,想更好的套话,太痛苦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能够调到机关这是好大的荣耀了,所以根本不能说不的。

钱婕:后来您上大学,又被好心的兵团同事私下从数学系调到新闻系,似乎这也是机缘巧合,没得选择。但以后呢, 应该还是有离开新闻界的机会的吧。
陈力丹:没有机会。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现在这种自主择业啊,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班有两个新闻单位的分配名额,光明日报有一个名额,北京日报有一个名额,分给了我们班里当时认为比较老实的两个学生,我就到了光明日报。到光明日报以后考研究生,干新闻的当然就考新闻了,社科院毕业以后你说能干什么,不还是干新闻吗?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没得选择。

王永亮:我们平常理解,爱一行才能干好一行,您为什么能在一个您并不喜欢的岗位上取得如此成就呢?

陈力丹:是这样,我只要进入状态了就会认真地去做,不论喜欢不喜欢。再有呢,对于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不论是哪一个学科的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我都还比较喜欢。现在我喜欢的不是新闻这个行业,而是跟新闻相关的理论和跟新闻相关的历史。

钱婕:您似乎一直对历史、地理、人文这些领域很感兴趣,我看到您在旅游报刊上发表过一篇题目为《努尔哈赤陵》的文章,是吗?

陈力丹:我喜欢历史、人文的东西。最近四五年我去全国各地讲课、开会,积累了许多当地的人文和地理材料,太忙了,积压在那里,总想写出来,但是就是没时间。以前我记得1996年去台湾,10天,回来以后写了二十多篇稿子。去香港一个月,回来也写了二十多篇稿子。那时候因为相对来说负担不太重,名声也没那么大,还可以写点东西。现在就麻烦了,我前一段时间因开会河西走廊走了一道,想回来一定要写些稿子,可一旦回来这事那事一来,思路就全给堵住了。到现在三年了,我脑子里还在想写河西走廊的事,可一直没有时间写。去年内我只玩过一天,去看十三陵,准备回来以后写篇文章,叫《你去过十三陵吗?》。十三个陵有谁一个一个地看过吗,大多看看定陵,再看看长陵,现在又开了昭陵。我是十三个陵都看了,第十四个陵景帝陵我也看了。在路上想该怎么怎么写,但回家电话一响,什么思路都断了,最后只写了景帝陵一千多字的小文章。

钱婕:那您现在忙什么?

陈力丹:其实我挺怕人家问我在忙什么,因为别人这么问,一般是想知道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展,但最近我的时间已经被所有工作上的琐碎的事情给侵占了。比如说现在有新闻出版署讲课的任务,每周都要一天半左右。马上又要论文答辩,要看的学生论文有很多。我想起《红舞鞋》的故事,原来不太理解《红舞鞋》这个作品,现在一想,我是不是也进入这个状态了,想停都停不住了。最近几年都是这样子。这可能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但长此以往就把我毁了。因为做学问要集中精力,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什么都作出不来,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有真东西。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了,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钱婕:您晚上的时间怎么安排,应该是自己的了吧。

陈力丹:哪有什么我自己的时间,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每天光电话平均就二十多个。常常有学生打电话来讨论论文的写作,一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谈完了,电话里的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钱婕:我想,这大概也正是您在学生中间有如此好的口碑的原因吧。

陈力丹:也许吧,但是老这样我自己的事情怎么办呢,这确实是个很现实的矛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王永亮:但每年的科研成果的规定量,必须完成吧。

陈力丹:现在我们整个社会都很浮躁,科研管理体制也是按照机械的,数字化的管理体制来操作,而真正的理论思维不是这么个过程,科学怎么能按照数字去统计呢。但是发牢骚有什么用,一个人的能力无法对付整个社会。我想如果钱钟书先生还活着的话,他要申请课题都没法申请,像研究《管锥篇》,可能根本申请不下来的。因为现在的课题都是实用化的,动不动第一句话问你“有用没用?”。这个“用”后面往往是效益,而不是人的精神。但人类是要有精神的,不能只看有用没用。所以我现在也感到非常为难。我们国家现在“工具理性”占了上风,而工具是需要人来掌握的,没有人文精神的话,这个工具理性是什么都很难说。包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成问题的,如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呢?我们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为了让国家更富强,让国力在短时期内能上去,这可以理解,但一旦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人就变得很渺小了。像欧洲批判学派,哈贝马斯他们实际上都是批判工具理性的,人才应该是第一位的。

钱婕:但是批判学派它的作用也只是给人以警示,并不能阻止历史发展的脚步。

陈力丹:对,人首先要生存,只好应付这个局面,只能按照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量。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应该自由全面发展的,如果必须按照规章去发展,那这还是人吗,不都成工具了吗,成机器了吗?

钱婕:我可以感觉到您挺无奈的,想静却静不下来,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却没时间。您能描述一下您理想的生活状态吗?

陈力丹:我可没有想到我能得到什么样的理想生活状态,就希望能想做什么课题就做什么课题,最好平常没有电话来干扰我,让我能安静地坐下来。另外能争取点课题费,起码在经济上不要特别为难。因为女儿在国外读书,开销很大,而我们的课题费又非常紧张。你知道吗,我现在为了省钱,不买原装墨盒,去买墨水往墨盒里灌;平常写东西都拿用过的稿纸的背面打印,往外发稿才用白纸。我就希望以后起码不要花太多精力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有比较充裕的经费。再一个是希望有时间去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把我积攒了这么多年的想写的游记写一写。

钱婕:但现在离您退休还有七八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您有什么想要实现的目标吗?

陈力丹:如果有时间和精力,又有一个大型的课题可以申报,我想好好琢磨一下符号学。我大概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的,看的第一本书是李幼蒸那本《理论符号学导论》,给我印象比较深,想好好琢磨一下。但这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肯定会牵扯到刚才谈到的“有用性”的问题。另外,一个课题两三年就要完成任务,我这课题两三年能把书看完就不错了。

传播学的“瘸腿”


钱婕:为什么想到要研究符号学呢?

陈力丹:符号学是传播学的基础,任何传播的最小单元是符号。人类如果有一百万年的历史,那么前九十万年都是无声的传播,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也都是传播的符号,都代表了一定的意义。后来出现了语言,它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信息传播,但是同时也局限了信息的传播。现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整个人类的思维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不同的语种之中存在着原生的共通性,如果我们能理解并掌握这种共通性,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是可能实现的。而实现的手段,就是符号学。应该说,各种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是传播的源头,而我们对这种最基本的传播单元缺乏研究,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传播学的瘸腿。

王永亮:我看到您在《精神交往论》那本书中说,“不同的语言形态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反之,各种文化形态又透过不同的语言反映并流通于世。”语言真的有如此大的决定作用吗?

陈力丹:这是语言学中的观点。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和文字构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与思维同轨迹,这是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语言不仅是传播媒介,它本身也是思维方式。一个民族的语言结构往往影响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一个民族的发展。比如德语是最适合理论思维的语言,所以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很多。而英语则是纯商务性的语言,用英语去表述学术性的思维太难了。这就牵扯到传播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播学基本上都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德文原著现在一本都没有。

钱婕:其实传播学的译作本身存在的问题就很多。

陈力丹:我们初期引进传播学还是比较认真的,翻译了一本施拉姆的书,施拉姆的书还有点儿学术性。后来,广播学院出了一套书,它大量地引进了国外的教材,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些教材我们都没见过,开开眼界有好处。但是无形之中有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人们误以为这就是西方传播学,实际上这是西方传播学的教材。而真正的研究传播学的经典著作翻译过来得很少很少。麦克卢汉的书翻译过来了,但他毕竟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人物了,而且麦克卢汉也是传播学里面非正统的那一类,他有很多思想火花,随时在话语中迸发,但为什么,有的他也说不清楚,你看他的书,后面引文注释都没有。再就是批判学派的书出了一些,但都不是传播学界出的,是文艺理论界或其他学界出的书,涉及到一些传播学理论。像哈贝马斯的社会行为交往理论,是马列研究界那儿出的,翻译得效果不是很好,你要看的话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了,不过它好在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至于我们现在常说的议程设置论(现在发展到了“议程融合论”,还是那些人在做),有谁看过专著吗?能得出这么一个理论,不是拍拍脑袋那么容易的事。现在我们的一些新闻学论文,动不动就总结出十几条规律,这不是开玩笑吗,你一辈子能总结出一条半条规律就已经很不错了。

钱婕:为什么一些传播学经典著作没有人来翻译?

陈力丹:因为其中牵扯到一些经济利益:一是版权,二是出版社不愿意出那种经典性的传播学著作,因为出了以后,如果不能作为教材的话,销售量就小得多。第三,如果出版社认为出这种书不赚钱,那译者的稿费就会压得很低,直接影响到译者的积极性。这样的连锁反应导致恶性循环,我们现在学生写论文引用的都是教科书,教科书上基本是结论,这结论怎么得出来的他们不知道,这对于学生的理论思维的养成是极为不利的。现在潘忠党搞到了十几本书的版权,我组织我手下的两个博士生翻译完了其中的两本书,正在修改。一本叫作《作为新闻的话语》,梵迪克的,专门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新闻话语。还有一本叫《意义的外销――达拉斯》专门研究媒介文化,今年内可能出版。

王永亮:陈老师,我觉得您现在积极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专著,一方面是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在努力地引进研究方法,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教材只提供结论,却忽略了论证的过程。

陈力丹:我只是希望大家去考虑到什么是做学问,做学问不是像我们那么简单地推理,知道“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就开始写东西了。现在我们的学生写论文往往就是那么几句话,“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然后下面开始“一分为二”。我坚决不允许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再说这样的套话,通通划掉。不是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对,只是这是太简单的道理,只凭这点东西,连学科的基本理论都没有,怎么能进行研究?

钱婕:我觉得新闻学现在尤其缺少学科独有的方法。这大概是新闻学门槛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陈力丹:每门学科都应该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有些学科在这方面比较成熟或完备。但是就新闻学而言,恐怕就是一些学者也说不清楚什么叫“研究方法”,只有少数人对本学科研究方法有所研究。例如“定性研究”这个概念,常常被解释成逻辑推理式的研究,其实这是一个与“定量研究”相对应的实证研究的概念,指的是访问调查、田野调查之类的研究。而我们常用的逻辑推理式的研究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定性研究,而是指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或人文的研究方法,比如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许多著作,就是采用的这类研究方法。当然他们也不排除包括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在内的实证研究方法。至于研究手段,在技术上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应用到学术研究方面还十分有限,懂得并能熟练使用的人太少了。

王永亮:其中是不是还有一个理论体系本身的问题?

陈力丹:新闻学理论上应该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中国现行新闻体制限制了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研究,因为一研究就要涉及许多体制问题,而我们的体制有的并不合理。新闻学的理论一向薄弱,缺少自身独立的学术概念系统,一些经验性的、难以进行科学论证的概念,比如“××性”比较多。而基础理论恰恰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能够独立存在的基石。说到新闻学的体系,现在基本上还是按照经验分为理论、历史、业务三大块,新闻业务这部分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网络传播的兴起,在扩充广电业务和网络知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媒体经营、广告、发行等等也成为新闻学的研究内容。这种“与时俱进”不是科学规划学科建设的结果,而是形势逼迫下为原有体系打几个补丁。如何能够形成适应新形势的较为科学的学科体系,对新闻学来说是当务之急,至少要有几个依据一定的基础理论形成的大致的体系框架。而传播学它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几乎包括了所有学科的知识。我们现在说的传播一般是指大众传播,而传播学如果是广泛的传播的话,它无所不包。传播学本身也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传播的理论基础都是其他学科的。

钱婕:所以我看到有这样的说法,说“1949年,一位文学博士出身的美国新闻记者把一位政治学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论文编进了同一本书里,从那个时候起,这场叫做“传播学”的美梦便开始了——我们都知道,那个记者是韦尔伯·施拉姆,那个政治学家叫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学家叫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叫卡尔·霍夫兰,社会心理学家叫库尔特·莱文,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大众传播》。”

陈力丹:差不多就这么回事儿吧。(笑)传播学本身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边缘性和交叉性始终是传播学的显著特征,它的好多知识是从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舆论学、宣传学、政治学、当代文艺理论和某一部分的经济学中借来的,尤其是符号学和语言学更是这一学科的基础。如果下一步新闻与传播学要想有所发展或创新的话,做学问的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包括我自己,总感到自己已落后了,跟不上知识的更新;而新一代的人,知识结构和基础比较好,研究的题目可以转换的很快,而且也能说出自己的一些见地,但这样的人目前较少。一些人有这个基础,但坐不住,外面的诱惑很大。

钱婕 王永亮2003年4月14日谈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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