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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贵:潜心科研 创新教学
  2004年02月11日10:2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刘海贵:潜心科研 创新教学

故事:那时我住在第八宿舍,对面住了一位哲学系的郑老师,他也非常用功,常常看书到深夜,这样我们俩无形中形成了竞争。每天夜里,只要他的灯不关,我的灯就不关,各自都在埋头搞科研。有一次我去拿电费的单子,他碰到我说:“刘老师,我的电费还是没有超过你呀。”
观察: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搞科研一定要搞前人没有涉及的东西,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这样意义更大一点。有不少人评价,说我写的东西先前没人研究过。
建言:我对带研究生这个问题一向是认为质量重于数量,这是对学生负责,讲到底也是对学校、对国家负责。
论点:在这几十年中,可能我有时在教学科研上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做人方面,我始终要求自己给学生树立好的榜样。


个人简介:

1950年出生于上海。70年代初在安徽做知识青年,数年后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教
书至今。1989年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7年晋升教授,2001年担任博士生导师。历任专业主任、系副主任、院党总支委员、新闻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院学术委员、学位委员,校高评委员,市新闻职称高评委员,兼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及数家新闻单位顾问、特约研究员和十余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先后荣获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和上海市育才奖。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新闻学与新闻边缘学科。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设《新闻采访写作》、《现代新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实务研究》等课,出版《现代新闻采访学》、《当代新闻采访》、《新闻采访写作新编》、《新闻心理学》、《知名记者新闻业务讲稿》、《现当代中国新闻业务史导论》等十余本教材著作,发表论文近二百篇。

刘海贵:潜心科研 创新教学

在新闻学院学习的六年时间里,刘海贵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严谨,这从他的穿衣风格中也能体现出来。无论何时,刘老师总是衣着整齐,即使是夏天的T恤衫领子也会熨烫得笔挺。常言道:于细微处见精神,这样一位在细节上都不肯有丝毫马虎的学者,在做人做学问等大事方面自然是更加认真了。为了对刘老师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萌生了访问他的愿望,刘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复旦新闻系:梦想成为现实

杨愈青:在许多学生的眼中,您是非常严谨的,这是不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呢?
刘海贵:可能是这样的吧。我从小就有追求,对自己的定位比较明确,非常希望进大学,日后对国家有所贡献。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校、区、市的三好学生,还担任过大队长、团委书记、学生会主席等职务。由于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一个“头”,所以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学习成绩方面。我记得小学六年级过年没过好,就是因为数学得了99分,我原来的数学成绩都是一百分,可是那次粗心了,在匆忙中没有把2/4化简成1/2,老师狠狠的扣了一分,为此我整整郁闷了一个寒假。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印象还是很深,因为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知道做学问一定要严谨,不能有丝毫差错。后来,我教育我的学生、我的子女也是这样,做事一定要认真仔细,不能容忍丝毫马虎。

杨愈青:据我了解,您好像当年在安徽插过四年队,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
刘海贵:进入中学后,正当我想进一步深造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毕业时我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我是学生干部,必须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就去安徽插队落户了。离开上海时,别的同学都带了许多生活用品,我则带的很少,而却把中学所有的课本带了过去。那时,我白天努力干活,在知青当中我的工分是最高的,晚上就在油灯下看书,生产队给我起了个外号叫“书呆子”。当然我没有预见到将来会恢复高考,会进大学,但我觉得读书会让生活充实一点。我也很喜欢看报,我们生产队定了一份地区的报纸《拂晓报》,大队里定了一份《安徽日报》,《拂晓报》最早是出版后一个星期才能到我们生产队,《安徽日报》就更晚了,如果刮风下雨要半个月后才能拿到。公社里的邮递员如果碰到雨天路滑,常常就不能及时传递报纸,我就自告奋勇,跑上二十里去公社里把我们生产队的报纸信件一起拿回来。干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工分补贴,我完全是出于对信息的饥渴,希望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我当时还担任生产队的读报辅导员,向贫下中农介绍国内外的大事。

杨愈青:那您是怎样进入复旦新闻系的呢?
刘海贵:我是1973年进复旦的,当时小平同志再度出山,他在经济上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同时试图恢复高考制度。现在人们常说1977年是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从事实上看,1973年小平同志出来后就着手恢复高考。那一次是从教育部下达指标,各省、各地区进行分配,然后下达到各个市、县、公社等基层部门,一层层推荐考试。我们大队推荐了平时表现比较好、文化程度相对比较高的三个人去公社考试,公社从一百多个推荐者中经过考试留下了三十个,然后送到县里参加考试,到县里去考试的时候就是全国统考了,外语、政治、语文、数学、化学等都考。虽然前面几轮我都顺利过关,但在县里考试时我完全抱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因为我们县几百个考生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可我是个初中生,再说录取的比例又非常小,我就权当自己过了一把瘾。但是,我没有想到,发榜的时候我竟然是全安徽数万考生中的第一名,而且后来我的作文被选为安徽省出版的中学生语文教材的课文之一。
进新闻系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我知道新闻系是复旦的名牌,非常向往。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在上海正常上学,那我一定会争取考进这个系。但是因为去安徽插队落户,耽误了学习时间,就只好把这个梦埋在心里。那次高考,复旦新闻系就录取了我。回上海后,我去看望了中学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他们都对我说:我们事先就预料,刘海贵要么就不回来读大学,读的话就一定是复旦新闻系。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肯定,要知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比我强的人还很多。他们说:你中学里就一直很优秀,所以我们都敢这么说。

杨愈青:您是如何取得这样的好成绩的呢?
刘海贵:由于大学停了几年,所以考试时没有复习的范围,基本上靠平常的积累。因为我很爱看书,所以除了把许多书带到生产队去看之外,平常只要一有空回上海或去蚌埠,我就把仅有的零花钱买了各种复习资料自学,当时别人都笑话我想不开。那时我们的钱很紧张,家里每个月给的十元零花钱必须节约用,因此很少有人买书。正因为这几年自学,所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高考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
杨愈青:大学期间您主要做了些什么?
刘海贵:虽然在安徽拿了第一,但在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的基础在班级四十多个人中充其量只算中等水平,因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家在上海,但我很少回去。每天基本上就是教室、图书馆、食堂、寝室四点一线,一本书一本书地看,不断充实自己。那时学习气氛非常浓厚,大家都想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而且我们的师资也比较强,新闻系有80多位老师。系主任是王中老先生,副系主任是李龙牧、余家宏老师,还有舒宗侨、林帆、张四维、叶春华、陈韵昭、董荣华等老师。这样,一方面通过自己努力,另一方面加上良好的师资和学习氛围,大学几年我受益匪浅,这在后来的两次实习中就体现出来。我小实习在《文汇报》,大实习在《新华日报》,两次的发稿量不仅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也不落后于一些正式记者,所以,这两家报纸后来都想让我留下来工作。

杨愈青:但最终您还是留在系里当了老师。
刘海贵:在毕业时,我先是要求去西藏,在班级里所有报名去西藏的同学中我是最积极的一个,后来新闻系就把我作为唯一的一个推荐生报到学校里去。我当时很高兴,觉得能去西藏是非常光荣的,也能锻炼人。可是到长海医院体检时,查出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样医院就和学校说我不适合去西藏,接下来分配时就把我分到《文汇报》。当我正做好去《文汇报》的准备时,有一天我们的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根据学校的教学需要和老师们的推荐,决定让你留校。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感觉就像当年在安徽得知被录取到复旦新闻系时一样,因为那时留校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我很高兴地服从了分配。
             
为搞科研,甘作“拼命三郎”

杨愈青:我记得唱京剧时您最喜欢唱《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一些选段,您开玩笑说要唱就要选最有难度的来唱,那么做学问您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
刘海贵:这可能是我的性格决定的吧。我留校后,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常常主动承担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任务。那时的系主任徐震先生想在任期内拿出一套在全国比较齐全、比较有水准的新闻学教材,一共有八本。其中有一本新闻采访写作,徐先生到我们教研室来讨论这本书撰写工作的时候,我当时是教研室的秘书,就极力促成教研室主任和老师们接受这个任务。在编写过程中,我承担了“记者修养”等章节的撰写,这些领域以前没有人系统的梳理过,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此在书的后记里,我们教研室领导把我列为主要执笔者,是唯的一年轻教师,认可了我在这本教材中起到的作用。我现在还有这个习惯,搞科研一定要搞前人没有涉及的东西,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这样意义更大一点。有不少人评价,说我写的东西先前没人研究过。

杨愈青:你曾有个绰号叫“拼命三郎”,您能说说这个绰号的来历吗?
刘海贵:为了搞好学术研究,我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那时,每天晚上从8点到凌晨2点,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学习、写文章,这个习惯一直从80年代初保持到90年代。所以,据统计,在复旦大学文科青年教师中,我的科研成果始终名列前茅。还有一段经历,那时我住在第八宿舍,对面住了一位哲学系的郑老师,他也非常用功,常常看书到深夜,这样我们俩无形中形成了竞争。每天夜里,只要他的灯不关,我的灯就不关,各自都在埋头搞科研。有一次我去拿电费的单子,他碰到我说:“刘老师,我的电费还是没有超过你呀。”后来,《青年报》的记者来采访我,做了一整版的稿子,称我为上海高校文科青年教师中的“拼命三郎”。就这样,我出了很多科研成果,连续几年每年论文不少于30篇,还独自或参与主编了若干本教材。但是,这也让我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由于我不但要搞科研,还要担任教学秘书等行政职务,异常繁忙,又抽不出时间参加体育锻炼,体质每况愈下,平均每年要拔掉两颗牙齿,现在牙齿都是假的,那时宿舍走廊里的同事经常看到我脸上贴满膏药,牙齿发炎痛啊。而且先后两次胃出血,让我大伤元气。
杨愈青:在1986年,你考取了本系的研究生,您觉得这三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海贵:为了进一步深造,我读了在职硕士,我觉得专业课还比较容易,毕竟在这个领域已经摸索了十年。但是,由于我中学学的是俄语,大学的英语底子又没打好,可获得硕士学位必须通过全国的硕士生英语考试,这对我来说有很大难度。为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雷打不动,4点钟逼着自己起床,到校园里学两个小时的英语。如果下雨,我就去办公室。夏天的蚊子常常多的不得了,我只好穿上长裤,再套上高筒胶鞋,还围着围巾,无论多热也必须坚持。平时,只要有一点空,我都用来学英语。这样平均算下来,我每天学英语的时间应该有五小时左右。我下狠心坚持了三年,毕业时终于通过了全国英语硕士考试。虽然我付出了许多,但因为我热爱教育事业,学英语一方面可以让我获得较高的学历,另一方面对今后的教学科研又有很大帮助,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杨愈青: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您这么勤奋,成果应该不少吧?
刘海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聊以自慰。除了前面讲的之外,我编写的《新闻采访写作新编》获得了教育部的大奖,《新闻采访学》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据复旦出版社统计,我所编著的采访写作教材成为他们所有书籍中销路最广的前三本之一,发行量已接近50万册,全国许多新闻院系的采访写作课都是用我编的教材。在一个半小时前,教育部高教司的副司长刘凤泰给我打电话,谈完工作后,他还称赞我学问做的不错,说很敬重我。这些都让我觉得多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杨愈青:前年您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
刘海贵: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在应用新闻传播领域里不断开拓,搞一些具有“宽度、深度、厚度”的力作出版。我考虑到学术界虽然对我国新闻发展的整个历史已有了很多的研究,但是在业务史方面前人并没有专门系统的梳理,于是我组织了一批青年学者编写了《现当代中国新闻业务史导论》一书,去年已经出版,在业内引起较大反响。前不久,我又决定编写一套《当代新闻传播精品研究》丛书,初定为十本,种类为消息、通讯、编辑、评论、摄影、网络、广播电视、广告公关、书刊杂志、外国名记者等,要求收集历史上的业界精品,进行透彻的研究、评述,对每一篇作品的分析不少于2000字。这套书的工程量相当大,我已向全国公开招聘了十位主编,开始了这项工作,争取在今年底推出3—4本,明年底全部完成。复旦出版社得知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以前虽然有不少人编写过某种体裁的精品,但是从未推出过一个系统,本科生、研究生及记者、通讯员迫切需要这套教材,作为复旦新闻学院理应完成这一课题研究。应用新闻传播这一领域里研究的课题太多太多,在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矢志不移抓住三个大的课题研究,初定为三十本左右的书,六百万字。
 
让学生听每节课都有收获

杨愈青:您的课比较受学生欢迎,为此您做出了怎么样的努力?
刘海贵:在刚留校时,我觉得大学的讲台不是好站的,应该让学生听每节课都有所收获,为了让自己教的每一门课,都成为新闻学院最好的课程之一,得到同学们的肯定,我年轻时常利用空余时间去听全系每一位老教师的授课,除了获取知识以外,我还从他们教学方式、教学手段、教学经验方面进行观察学习,然后把这些运用到我的课上,至今受益无穷。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和业界保持紧密的联系,或者是自己抽出整段的时间到媒体去进修;或者是经常和业界的记者编辑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目前,在各高校的新闻专业的教学中,“空对空”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学生总感到老师的教学是纸上谈兵,隔靴搔痒,没有自己亲身的实践。这是因为老师长期把自己关在学校、图书馆、资料室里,得出的理论往往与实践有很大的脱节,学生当然不满意。为此,我在复旦近三十年的教学中,累计起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媒体接触。年轻时,我常常集中一个学期到新华社上海分社等媒体去做记者;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行政工作的增加,空余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就每年抽出两三个月去媒体实践;等到这个时间也不能保证后,我就利用带学生去实习的时候在编辑部进行采写实践;现在,由于教师数量减少,派不出老师去带学生实习,我就主动和北京、上海的媒体联系,如果他们有什么大的题目人手不够,我很愿意去帮忙,这样我始终能了解业界的最新动态。尽管我对自己的课也不满意,毕竟不是一线的记者,拿不到真正的“生猛海鲜”,但学生们常常反映,我在授课时总能给同学们讲一些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并结合理论进行分析,往往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是通过这些努力,从1981年开始,我连续十年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1995年还获得上海市育才奖。

杨愈青:你除了自己亲身从事新闻实践外,是不是还经常请一线的记者来开讲座呢?
刘海贵:我感觉到新闻教学改革首先是要保证课程设置中有直接来自实践的最新的理论和方法,要把这些课程落实好,一是要教师自己努力保持和业界的紧密联系,但有时做不到,或者做到了效果也不是最好,那就可以请业界的同志来讲课。业界同志由于长期从事实践工作,如果让他们来上整门课,那可能是有点为难他们。不过,如果教师采取精心的安排,把整个一门课化成若干个专题,在上海新闻界搞个调查,看看哪个记者对什么专题熟悉,就请他来讲,这样就能保证这门课完全是由一线的同志讲授,而且都是比较内行的人,同学们得到的收获就会很不一样。而请业界的某个同志来进行一两次讲座,他是有这个能力的,而且也愿意接受,毕竟能站在复旦新闻系的讲台上还是比较光荣的。
当然,这类课程给我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根据我近十年来组织这类的课的经验,我时常感觉到媒体的记者往往身不由己,计划不停变动,常常是定好了时间会临时更改,到时再换人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一般要和来上课的记者保持三个阶段的联系。早在几个月前,我就会给选定的同志发出书面的邀请,然后再打电话或亲自上门与他商量什么时间给多少学生讲哪一部分的专题。如果记者同意了,我会给他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然后再与他见面,看看他写的教案符不符合教学要求,这时我会提出修改意见。等到临上课的前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会与他保持联系,一旦有什么变化马上做出反映,尽量不让学生们失望。像前不久邀请的刚从伊拉克回来的上视记者沈立炯,他那天下午本来有别的任务,但经我的一再要求,他与其他同事进行了协调,按时给同学们开设了讲座。
在我请的记者中,既要保证有一部分50岁左右的老同志,他们能够比较系统的介绍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的老传统,传授一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敬业精神。一般来说,这些老同志的比例大概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我一般都邀请30岁以下、从高校中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与大学生的年龄差距不大,学生们会感到非常亲切。另外,这些年轻记者由于刚离开学校,知道这些师弟师妹需要什么、渴望什么,所以会对症下药。还有,这些记者一般都是在自己的条线上干得相对出色,也比较善于表达。例如,我曾经请过东视台的何小兰、《新民晚报》的张弘、《解放日报》的纽也仿、李蓉等,对学生的帮助比较大。

杨愈青:在给我们上课时,您总是提前来到教室的,对吗?
刘海贵:我觉得做好一个记者、编辑不容易,做好一个新闻传播学的教师也不容易,为人师表和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也是从学生过来的,读书期间有时从45分钟的课里除了学到许多专业知识之外,还能通过和老师的接触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因此,作为一个老师,在专业外也应给学生带来收获。在这几十年中,可能我有时在教学科研上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在做人方面,我始终要求自己给学生树立好的榜样。从我留校后上的第一堂课开始,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每节课提前15分钟进课堂,熟悉一下我授课的环境,如果黑板没有擦,我就自己擦干净,这样可以保证不耽误一分钟的授课时间。一般情况下,我会在打上课铃前十分钟,站在教室的门口,迎接学生走进教室。教师尊重学生,每次在门口迎候学生,比在课堂上批评迟到的同学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毕竟是大学生呀。在记忆中,到现在为止,我每学期上课从第二周起,几乎没有一位学生迟到过,因为老师早到了,学生就自觉了。

杨愈青:大家都知道您有个习惯,那就是不肯多带研究生,这是为什么?
刘海贵:我带研究生的数量少,一是因为我比较忙,又要搞教学科研,又要担负一定的行政职务。但即使不是这么忙,我也不主张一个导师带太多的学生。因为老师的能力有限,除了教学科研以外,还要担任一定的社会工作,带的学生多了,可能会顾不过来。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要给别人一滴水,自己先要蓄满一桶水。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积累,同学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那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对带研究生这个问题一向是认为质量重于数量,这是对学生负责,讲到底也是对学校、对国家负责。

杨愈青:我听许多学生说,您对学生很热情,学生每次请教您,您都给予耐心的指导。
刘海贵:我每个月要回复学生的来信十几封,一年累计下来向我咨询的人大概有数百个。应该说,一个个都认真解答确实要花费我不少精力,但是对学生来讲,他在人生的重要关口,有个老师给他点拨,那他将可能受益终生。这一点我是从学校的老先生身上学到的。像我们的老校长苏步青先生,在这方面就是有口皆碑的。他是大学问家,是复旦的一校之长,但还用大量的时间来解答青年人提出的问题,数十年如一日。所以,在他去世后,许多青年学者都专程从外地自费赶到上海来见他最后一面。大学问家能这样做,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做这点事微不足道。

心系教学的“当家人”

杨愈青:除了教学科研之外,您还担任了不少行政工作,这也占据了您不少的时间吧?
刘海贵:从1988年开始,担任了新闻系副主任,当时我们新闻学院只有新闻系和广播电视两个系,而且重头是在新闻系。到了1995年3月份,我又担任了新闻学院的副院长,在这期间同时兼全国教育学会的常务理事及上海市记者协会的理事。在这十几年中,我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学问,而且要把全院的教学工作管理好。新闻学院的课程到80年代是充实了许多,但是不成体系。我作为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课程建设上。后来招生发生了变化,原先学生只有几十人,现在在校生是800多人,校外有2000多人,包括夜大学、函授、自学考试以及网络学院的。虽然学生在增加,但师资在流失。尽管近两年这个势头已经遏止,而且我们又从外校引进了不少人才,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教师人数已从当初的“108将”减少到37人。这么几十位老师,面对不断增加的学生,教师是超负荷运转,作为管教学的副院长我也只能是在没日没夜地干。
目前,学校的教学改革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去年,我校真正全面实行学分制,学分从170分减少到140分,各个系的课程都要重新调整,新闻学院上上下下反复大讨论,一门门课进行修订。另外,学校还实行学生转系转专业,还有其他高校的学生参与“立交桥”转到复旦来。去年年初,上海市委宣传部又和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共建的主要部分是在教学方面,着重着眼于如何培养适合当代新闻事业要求的合格新闻人才,这就对教学科研和方方面面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工作既是繁杂的,又是丝毫马虎不得的。所以我许多年来都让自己处于一种临战状态,不敢懈怠,总算这几年全院的教职工对我的工作是支持的,我们四个系的新的教学计划已经制定,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地进行,我院的教学工作几年来没有出过重大事故。

杨愈青:现在新闻学院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四年级是学生都不能集中精力上课及撰写毕业论文了,对此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吗?
刘海贵:这个现象应该说是由来已久,反映出我们的教学安排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复旦新闻学院有七十多年的历史了,从建系到现在,我们始终坚持本科生在校期间进行大小两次实习,小实习安排在二年级的暑假,大实习安排在三年级下学期。大实习后就带来了许多问题,在教学安排上,学生们进行了大实习之后,还应该返回学校把剩下的课程修完,并认真撰写毕业论文,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是,大实习后,老师们普遍反映抓不住学生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认为完成学业和写论文远不及找工作重要,因此他们就会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找工作中,而没有心思花在课堂上了。另一方面,从媒体的角度来说,经过大实习,他们对某个学生非常满意,这样就希望他们不要回到学校学习,而是在那里干到毕业。如果学生一旦回学校,那么这个位置就可能被别人占据,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学生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我历来主张不能怪学生,如果课程设置的再好一些,许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现在我们的教学计划重新安排,把大实习从三年级下学期调整到四年级上学期,这样学生起码可以安心在学校里学习三年。等大实习结束后,工作的问题都已经落实了,就可以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了。当然这里面也需要和媒体进行沟通,让他们理解学生的苦衷和学校的教学计划,两方面一起努力来保证教学质量。

杨愈青:刚才您谈了新闻学院的师资情况和教学改革,那么能展望一下新闻学院的未来吗?
刘海贵:尽管目前有一些困难,但好在我们新闻学院的一批老同志还健在,也有一二十个年轻有为很具潜质的年轻教师。只要我们向老同志请教好,把年轻的同志培养好,我们中年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新闻学院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对此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杨愈青 2003年5月10日谈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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