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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
  2004年02月11日10:5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在读博以前,我感觉自己的文章浮躁气较浓,但读博期间我渐渐让自己沉下来了,特别是对理论与史实的梳理让我的基础更扎实了。三年下来,在导师的点拨和自己的努力下,我的学业和科研都提升了一个层次。我自己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把这一段生活称为“门虽设而常关,交不广有鸿儒”。
观察:至于新闻思想研究和社会实际的关系,我以为了解了史才能认识现状,了解史也是为了更深刻地分析现在,否则就会陷入“无知者无畏”的局面,夸夸其谈了很多,却是无用之词。
建言:传播学研究需要落地,要有另一个学科背景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如果研究者能在众多角度中抓住自己的立足点展开研究,并且做到别人无法超越和替代,这就是自己的强项了,就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传播学研究。
论点:20年来我一直呆在高校,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学术无涯”,个人总是很
渺小的,要真正做好学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个人简介:
黄旦,1955年 9 月生于浙江温州。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求学经历:1979-1983年、1986-1989年就读于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其中,1983-1984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助教班;1995-1998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代表性学术成果:《新闻传播学》、《媒介是谁:对大众传媒社会定位的探寻》、《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报刊思想之演变》、《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等论著三十多篇。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外传播思想史”,并参与国家九五社科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子课题研究。目前担任课程包括: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思想史论、世界传播学说史、传播学研究等。


黄旦:有真意 去粉饰 勿卖弄


提起复旦新闻学院的黄旦老师,在网上有一个流传版本的评介:“新闻学院
的酷哥应该算是黄旦了,他的课要求极严,必须以资料的解读为基础,你有任何
的臆想,并且在课堂讨论中提出,他都一针见血,让你不得不‘三思而后说’”
还有一说,有学生在楼道碰见黄老师,回去后立即欢心鼓舞地对室友夸耀,“今
天黄老师居然对我笑了,原来黄老师也会笑。” 新闻学院的“酷哥”究竟是何许
人也?三月底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走进了黄老师的雅舍,带着一个愿望,
希望能解开许多人心中的这个谜。

“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李晓静:黄老师,我知道您的家乡是浙江温州。温州自古就是商贾之地,您是如何在那里度过您的青少年求学时期的呢?故乡对您的青少年还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在您的性格和学养方面?
黄旦:在我的青少年求学时期,小学对我来说最关键。我们当时实行五年制,班主任抓得非常紧,特别是开头三年(后来我们就改成了六年制),我觉得给自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读到五、六年级时,我发现很多课文在头三年期间我就已经读过,可见那三年的读书收获是很大的。从三年级起我就开始读一些课外书了,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外国文学名著等,因为我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所以提供了我不少读书的便利条件。如果要说故乡对我有什么在学养方面的影响的话,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大的影响吧。那会儿只要自己能看的小说基本都读过,而且有些还不止看一遍,几乎每个礼拜我父亲都会给我从他学校的图书馆带回一批书来,而我都可以在一周之类全部读完,然后他再拿回去换一批书。我小学一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几乎就没读过什么书了。所以在我青少年时代读书最多的应该就是念小学期间。在性格方面,我可能偏静,当然也会和其他同龄的伙伴们一起出去玩耍,但不是追追杀杀、打打闹闹的那种,这也许能有助于我静心读书吧。


李晓静:黄老师,据我了解,在读大学前,您曾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这段经历对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有什么影响?您在那个阶段有没有养成什么比较好的学习习惯让您至今获益?
黄旦:我初中毕业前,乐清越剧团(当时叫宣传队)要招一批人,因为小时我对乐器还有一点接触,所以一个音乐老师就推荐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过去,后来剧团就要了我们,这样我15岁起就进了越剧团,从当学徒开始,一直到我读大学前我都在那里工作,呆了整整9年。在那里我主要是干打击乐,我的任务是敲钹,后来还学过小号、三弦,但都是一知半解。现在我回过头去想,才发现自己不是做那个行当的料,那些乐器都没学好,也不精。不过那会儿还是觉得很幸福的,别人都在上山下乡,自己能有份工作,已经很满足了。(笑)
当然,那段岁月也是我的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如果要说影响和收获,我想主要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让我增长了不少社会阅历和见识。那时我们经常到外地演出,要独立生活,可以说我正是在那样一个宽阔的社会环境中成熟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结交了一批朋友,到现在都还有来往。有些朋友大多年龄比我大,像老三届,有些从农村过来,他们都非常敬业、务实,人生阅历也比我丰富,也很肯帮助人,这批朋友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那个阶段我最好的习惯就是自立和自律,因为年龄小,而出去后父母又不可能照顾自己,所以出门全得靠自己,像打背包、扛行李,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在剧团每天都要练功,无论寒暑都不允许偷懒,这就让我养成了良好而严谨的生活习惯,并且也认识到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学有所成,就必须有所付出。这也许是我那个阶段让我获益最深的东西吧。

李晓静:黄老师,您读大学时选择的是中文专业,可以谈谈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吗? 
黄旦:1977年高考恢复后,我对此根本没有意识,直到1977、1978年我们剧团都有人考走,而且他们鼓励我去考。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念头去考了,请了一个多月的假在家看书复习,后来就很幸运地考上了。之所以选择中文专业,是因为我不太害怕中文。我没读过高中,初中又赶上“文化大革命”,数理化学得不三不四,肯定是不能对付高考的。而文科我一直还比较感兴趣,和当时的高中生相比,自信底子不比他们差。所以这样我也只能考文科,没有别的选择,读中文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了,也没有任何怀疑,这个选择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

李晓静:能介绍一下您的大学生活吗?在大学时代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黄旦: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在杭州大学的四年,其实还真不算学得很好。读大学前,也不知道大学是什么样一个概念,第一个学期对成绩根本没有感觉,在单位里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对学校的成绩很无所谓的,也没有想到要怎样把书读得更好些,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才慢慢进入角色。不过,就考试成绩来说,应该说大学四年还是不错的,从第二学期起我就比较用功了。时间是没有浪费掉,但感觉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找到一个集中的目标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读书的成效就不是很明显,这也许是一个负面的收获吧。当然读中文是没有坏处的,现在看来对我仍有帮助,尤其是在文字运用和思维方面。

“不能放到篮子就是菜”


李晓静:黄老师,大学毕业时您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随后又是怎样转向新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黄旦:我们那会儿根本没有选择,1983年大学毕业时完全是听从组织分配,分到哪里是哪里。当时一个朦胧的想法就是不想去机关,所以组织考察意愿时我就是这个念头。后来宣布出来,我才知道自己留校,并且被分到了新闻教研室,这样就定下来了。刚留校不久,9月份杭大就安排我到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去学习进修,直到1984年9月份回来。刚接触新闻时,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因为我对它并不了解,更多的还是喜欢文学,而且当时新闻教研室在中文系也并不太受重视。到了人大以后,我看了一些新闻方面的东西,一个总体感觉是比较浅。在人大期间,我学习比较努力,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书籍,还和当时班上的同学一道编了一本新闻理论方面的资料集,便于大家回去后使用。

李晓静:您现在如何来看待自己从文学到新闻学的学科转换过程?以您的切身体会,您对于跨专业学习新闻传播的研究生有什么建议吗?
黄旦:这是一个难度挺大的问题,因为这种转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过程,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就我自己而言,我感觉转换得还可以。这种转换是不会有坏处的,比如从文学转到新闻,对学习、科研会有帮助,特别是这种背景,可能是从新闻到新闻的人所缺乏的。学文学的人对其他学科的东西会比较容易接收,因为中文的口子比较宽,对一些学科像美学、哲学还有大众文化的东西都会比较容易上手。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但我自己从事新闻研究是得益于文学的不少东西的。但对于跨学科的研究生而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清楚自己原来的学科有哪些东西是不能放到新闻传播领域中来的,而且对新闻传播这一块必须相当熟悉,包括理论和实务,这样才不至于说外行话。你可以看到现在新闻传播的圈子里一些学者是从别的专业转过来的,由于对这个学科不是很熟,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同新闻始终有些隔,尽管也做得有相当水准,但你会感觉他的话说得始终有些绕,没有触及那个点,不是同新闻贴得很紧。所以其他学科的学生来读新闻,首先需要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新闻传播本身上来,要把它弄懂、弄通,像新闻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报道过程是怎样的、处于什么样的背景、标题如何制作等。我给我的跨专业研究生的寒假任务就是回家后多读报,读完后写评报笔记,不好在那里、好在哪里,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学新闻的人分析新闻决不能流于表面,而要能以专业的眼光讲出道道来,这才是真正学好了。

李晓静:您能介绍一下90年代初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情况吗?这段经历对您的教学和科研有什么帮助?
黄旦:我1991年去澳大利亚、1992年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可能就像读大学一样,因为是第一次,所以盲目性比较大一些,但对我影响也非常大。从传播学学习的角度来说,还是读了几本书,但这是第一次读外文原著,所以读得很苦。一开始心理障碍很大,直到后来读得多了,才慢慢感觉自然,外语阅读水平和传播学学习都算有了一个基础,也积累了一些材料,现在有些都还用得上。
另外,从教育方法来说,我也收获很大,这对我现在的教学是有启发的。澳大利亚的教育是非常开放的,老师和学生之间非常平等,沟通充分而且随意。我在那里经一个朋友介绍曾经去听过一次小学生的课,很有意思,一个班就只10多个人,老师完全是以形象化的方式来启发学生,很灵活,这对我原来印象中国内的教育方式有一种颠覆的作用。国外教学通常没有指定的教材,只会给你一个大纲,然后开一些参考书目,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所以,我赴澳留学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李晓静:黄老师,1995年您的专著《新闻传播学》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能谈谈当时写作的动机和基本思路吗?
黄旦:当时我是一直在考虑写一本新闻学的教材,因为从83年进入这个领域,到那时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我对当时已有的新闻理论框架都不太满意,固有的模式就是一块新闻、一块新闻事业、一块新闻工作,但彼此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关联。而我一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把新闻理论整合起来。想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读了一本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对我很有帮助。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既是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于人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不新鲜,但在当时对我很有启发。我就在想,新闻传播是否也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一方面把它看作社会体制中的一部分,考察新闻事业如何与社会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过程,按照传播学的不同要素对它进行分析,这样书的基本框架就出来了。后来有一段时间一直想修改,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其实现在看来,新闻传播应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一是从社会层面考察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二是考察它本身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有哪些规律和特点、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等;三是从传播过程来看,考察新闻如何与受众发生关系。所以,我感觉这本书的长处可能就是框架比较新一些,另外,尽管书中用了一些传播学的东西,但并不是一张皮,而是融入了我自己从新闻学角度对传播学的思考、理解和体验,而不是简单地套用。如果要说长处,大概就是这些吧。

李晓静:从这本书的出版,可以推测您开始研究传播学的时间是比较早的,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研究情况吗?
黄旦:学界在1995年前后的研究基本就是按照拉斯维尔5W的套路展开,大部分是套用几个概念进行演绎,译作也不多,只有零星的几本,总体状况不是很让人满意。当然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像社科院陈崇山的受众调查做得就不错。但高校中的研究大多处于编写概论式教材的层面,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就是简单的把新闻传播和其他学科嫁接在一起,总体研究状况是比较让人失望的,无法和国外对话、接轨。1997年曾在杭州开过一次传播学年会,我就感觉文章质量普遍偏低,把它们比喻为传播学研究中的“泡沫”。研究可以是某一个点、某一个问题,但一定要有一个总体的逻辑框架,而不能放到篮子里就是菜。如果每个人对此都能有清晰的认识,相信传播学研究会更深入。

李晓静:在行政、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您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
士学位并如期完成学业,能介绍一下您的博士生活及其收获吗?
黄旦:三年的博士生活(1995年-1998年)对我整个做学问的路子有重大影响,它让我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思维方式,并且是潜移默化的。在读博以前,我感觉自己的文章浮躁气较浓,但读博期间我渐渐让自己沉下来了,特别是对理论与史实的梳理让我的基础更扎实了。第一年我在复旦的时间特别多,通常是隔周回去上课一次。三年下来,在导师的点拨和自己的努力下,我的学业和科研都提升了一个层次。我自己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把这一段生活称为“门虽设而常关,交不广有鸿儒”。

“还是先回到历史中去”


李晓静:黄老师,您在90年代中期写过两篇文章:《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
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突破记者式研究的藩篱——对当前新闻理论研究
状况的看法》,考察分析了当时的新闻学研究情况并提出了批评及建议。您能回
忆一下当时的写作情况吗?您现在如何看待当前的新闻理论研究?
黄旦:在当时这两篇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一些研究人员老是讲新闻理论研究要贴近现实,我们的新闻学研究都已与现实贴近到成了政策的说明和图解,还呼喊贴近现实,还认为新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是贴近现实不够。贴近现实是对的,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体到当时新闻传播领域,却未必有针对性。其实按我看来,当时不是不贴近现实,而是贴得太近,把学术当成了时事政策的宣传。新闻学研究要想有厚重感,一方面要以一定距离的理论观照为基础,另一方面是要了解一个问题、一个理论的来龙去脉,这样看问题才能厚实和深刻。而要对理论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必须在历史过程中去梳理它,对研究者自身而言,必须了解前人的研究到了何种程度,所以觉得,新闻理论研究的弊病在于不了解历史而不是不贴近现实,是缺少历史的动态的研究眼光,于是他们眼中的现实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纵深的平面。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研究者沉不下去,太浮躁太肤浅,应该先适当回到历史去。至于后一文章,和前一篇文章有关联,也是基于对新闻学研究现状的不满而写。一些研究者把新闻研究等同于宣传,炒最时髦的话题,却没有相应的学术积累。写这篇文章也是我在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有人说,研究如果能把冷点变成热点才是水平,我以为很有道理。热点不是不能研究,但一定要有相应的学理支撑才行,问题还没有看清楚就去急急忙忙发表见解是不对的,充其量也是一种炒作,学术炒作。
目前的新闻理论研究没有太大进展,依然停留在原来研究的一些东西的层面上。近年来对媒介的研究多了些,但大多属于媒介经济的范畴,整个话语权都变掉了,好像新闻理论要研究的就只剩下了经营管理、媒介产业。这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并不利,可以说是一种“陷阱”。对策性研究太多,理论性研究却不足。其实新闻理论中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梳理和讨论的,比如:新闻到底是否意识形态?从哪个角度来说是或不是?在什么层面上它是意识形态?新闻与新闻作品是否可以区分开?新闻的倾向性到底应如何理解?记者追求真实是否也是倾向?等等。如果每个问题都能说明白,这无论是对新闻理论还是对新闻实践都会非常有帮助。

李晓静:黄老师,我在《新闻大学》上读过您的一篇对1981-1996年我国传播
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的文章,是以对学术期刊进行内容分析的方式展开
的研究。您对近年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现状如何评价?您认为新闻传播学术
期刊在其中的作用如何?
黄旦:1997年以后国内传播学的研究是有进展的,对学科建设有一些很基本的贡献。一是从翻译来看,译作渐趋丰富且涉及面更广,这是很必要的,其他学科像文艺理论、美学等的研究都是从翻译入手,而我们的传播学却从编教材开始,这种路子是不正常的,近年来已经有了几套传播学译丛,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二是从科研层面来讲,大陆已开始出现一些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的传播学研究,这是一种不事张扬的基础性研究,像张国良、卜卫等学者都做得不错,很扎实。三是就研究者而言,他们大多有海外经历,这对此前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冲击,像在选题、学风、学术规范、视野等方面都会在原来的研究中引入新鲜的东西,这是很好的现象。
至于学术期刊,我想它应该是交流科研成果的一个桥梁,但如果能够做到有意识地推动学科发展我以为会更好。

李晓静:黄老师,您对于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都有过较为深入的考察,那您如何看待有关二者关系的争论?
黄旦:这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在前年的传播学论坛上我曾说过,这是一个伪命题,能否举出证据说明新闻学被传播学吃掉?新闻学属于传播学的一部分,从外延讲,传播学可以包含新闻学,但新闻学未必会被传播学吞掉,如果这种情况可能的话,那么教育学、语言学等是否都可以被传播学吃掉?事实上,研究传播学对新闻学只会有好处,新闻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但传播学能为它提供新的视野,带给它启发,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新武器。而传播学也需要其他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来丰富和充实自身的研究。所以这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互补的。

李晓静:能谈谈您的博士论文吗?为什么选择《百年新闻思潮》作为您的博士论
文题目?
黄旦:这个题目是一入学就确定了的。我在论文后记中说得很明白,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一是从公的方面,即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可以梳理新闻学的理论传统源流,为新闻学科发展提供一个基础。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说,希望通过做这个论文,使自己的研究基础更扎实,如果没有历史的依托,理论是很难深入下去的。比如我们说“用事实说话”,就一定要弄清是针对什么,在新闻史上它是怎样来的,而不能泛化,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对于概念的探讨,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渊源和变化,然后你才知道你打算在哪一个层面展开,否则就会言不及义,甚至是无知者无畏。

“学传播学势必要有相关学科依托”


李晓静:您博士毕业后就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了,能介绍一下您的收获吗?与
90年代初访学澳大利亚有何不同?
黄旦:当然,与第一次出国相比,1998年我赴美的学术研究目的是很明确的,想去做什么、要收集什么资料都有清晰的方向。因为出国前我申报了一个教育部的科研项目,主要是研究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所以去美国以后我的研修是很有计划的,主要是围绕这个课题展开,写了一些文章。和赴澳相比,那次赴美更有条理、主动性更强,科研安排也更为合理,因此收获也更多。

李晓静:在美期间,您参加了NCA第84次年会,在会后的一篇文章中,您曾就NCA所体现出的学科交叉现象提出过这样一个追问,“如果其他学科的学者对传播学基本理论有所掌握并介入到传播学的研究之中,我们现在这些传播学者的优势在哪里?立足空间又在何处?或者说,传播学研究者到底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您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黄旦:我以为研究传播学的人势必要有一个学科依托,也就是说要有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背景,否则只单纯研究传播学很难深入下去,只可能是几个概念的搬弄和演绎。传播学研究需要落地,要有另一个学科背景作为研究的立足点。如果研究者能在众多角度中抓住自己的立足点展开研究,并且做到别人无法超越和替代,这就是自己的强项了,就可以算作是成功的传播学研究。相反,那些没有任何其他学科知识的所谓传播学者,不可能在研究上有什么大成绩。当然,吃饭还是不成问题,至少可以不断地编那些修修补补式的概论,或者花花绿绿的没有一点学术价值的时髦丛书。

李晓静:您去年参加了ICA第52次年会,您能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并与NCA做
一对比吗?
黄旦:我感觉二者区别不是很大,美国一些学者更认同NCA,而港台学者倾向于认可ICA。就组织形势、规模而言,现在两者差不多。当然就历史渊源而言,NCA源于语言修辞学,主要是面向美国国内的传播学研究者,而ICA从一开始就面向全球的传播学者,研究范围也更广些。

李晓静:作为引进人才,您荣归复旦任教并出任新闻系主任,这是中国大陆历史
最悠久的新闻系,您认为在新世纪她是否面临着挑战?对于她的长远发展您有何
考虑?
黄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也至关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也不只是复旦新闻系面临的问题,应该说全国的新闻系发展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新世纪的挑战下,新闻系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而又要保持自己的特色?丁淦林老师一直说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我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想法,同时也感觉全国的新闻系对此问题的意识程度还不够高。比如现在的新闻媒介愿意接收不同学科的学生,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让我们新闻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自己的特色,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现在的想法还不够充分,我答应丁淦林老师就此写一篇文章,然后再和他讨论。不过还得过一段时间。
李晓静:黄老师,您参加了九五国家社科的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并承担其中的一项分课题,对传者研究进行理论梳理。能介绍一下您的研究进展情况吗?
黄旦:这项研究的关键是要找出一个切入点,对此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承担了这个课题,但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逻辑起点。我不想把这个研究做成单纯的资料堆砌形式,而主要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是想通过做这个课题把美国整个传播学理论通过传者这个点聚拢来,能够把不同层面的传播者研究都概括进去;二是想把传者研究通过一个逻辑起点串起来。直到去年我才找到了这个点,就是我的那篇文章《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通过此在传者研究中融入我本人的感悟和理解。所以到目前为止,研究进展是比较慢的。

李晓静:据了解,您目前还主持着国家教育部的一项重点课题《中外传播思想史》,
能谈谈相关内容吗?
黄旦:目前我主要和几个老师分头在做,我手头是做中国近现代部分,但和我前面说的一样,目前也仍然是在寻找一个研究的合适切入点。

“学术无涯,个人总是很渺小的”


李晓静:黄老师,对学生从严要求、认真负责,已是学生对您的共同好评。现在
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展迅速,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您又是如何培养您自己的研究
生的? 
黄旦: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研究生扩招是有必要的。就总体数量而言,我们的研究生和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还不多。但各专业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不能搞一刀切或是一窝蜂,包括硬件(图书、设备等)和软件(师资力量、教学能力等)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种扩招是否能够适应学校自身的规模,我个人对此问题持保守的态度,尤其是复旦新闻学院这样历史悠久、比较著名的学院,应该是以自己的质量取胜。不过相比之下,复旦的招生规模还可以,发展比较平稳。
至于带研究生,我个人也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很难说有什么成型的想法。作为老师首先是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和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其次是要注重学生不同的特点和学科背景,要尽可能针对他本人的特点加以引导,做到因人而异;三是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能力,为其深造和就业打下基础,比如查资料的能力、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四是要有责任心,至少学生讷讷感找到你,而且觉得你能帮他。我会经常和我的研究生进行讨论,让他们或者是逼他们看书并表达自己的见解,在交流和互补中得到进步;最后,作为导师,心态一定要开放,不要让学生成为自己的私人财产,自己只是一个符号,何况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盲点,所以应当鼓励学生向不同的老师请教,学习所有老师的长处,这是很重要的。

李晓静:黄老师,在一个物欲横流、诱惑遍呈的年代,固守在学术这样一方清冷
的田地已属不易,而您选择的还是更为形上的“思想”领域的研究。我想知道,
是什么力量让您如此坚定执着于这样纯学术的立场?您如何看待新闻传播思想
研究和社会实际的关系问题?
黄旦:也不是说有什么很高尚的目标吸引着我做学问,只是这样一步步走了进来,也就没有选择地走了下去。换言之,如果让我从事其他职业,我未必适合,也未必愿意。做老师就应该对得起自己的饭碗,物质利益是人人都向往的东西,但这是没有底的。当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后,我发现自己对它还是有强烈的兴趣,这不是圈子外的人所能体会的。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赚大钱的人,但人各有所长,我的性格和长处也许更适合于做学问,这样在面对诱惑时就会更心平气和。至于新闻思想研究和社会实际的关系,我以为了解了史才能认识现状,了解史也是为了更深刻地分析现在,否则就会陷入“无知者无畏”的局面,夸夸其谈了很多,却是无用之词。

李晓静:您如何看待自己20年的学术生涯?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们共勉吗?
黄旦:20年来我一直呆在高校,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学术无涯”,个人总是很
渺小的,要真正做好学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得,
每个人所知道的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你才会真正觉得需要谦虚,而
不是表面上客气几句,心里却觉得天下自己第一。那不叫谦虚而是虚伪。如果要
说一句我的座右铭,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
勿卖弄”。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学问,这句话也许都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

李晓静2003年3月31日谈于莱茵半岛黄旦老师雅舍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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