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传媒>>传媒专题>>《与传媒名家对话》系列连载>>《传媒论典》

黄升民:现在从负零开始
  2004年02月11日11:0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个人简介:
1955年生,广东佛冈人。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广告协会中国分会个人会员、中国广告主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1972年高中毕业,在《广州日报》编辑部担任文字记者工作。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工作。1986年到日本自费留学,主攻传播学、广告学、媒介产业等,1989年4月毕业于日本一桥大学研究生院,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90年底回国,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代表著作有《中国广告活动实证分析》、《现代广告战略》、《中国广告表现透视》、《广告观——一个广告学者的视点》、《报纸广告策略个案分析》等。1997年获“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光荣称号,1998年经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黄升民:现在从负零开始


有一类人,他们似乎能比其他人更敏捷更正确地看出被隐藏和混淆的现实,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然的真实的世界中而非活在一堆人造的概念和别人对他的期望之中,他们对未来的预测的准确率似乎总是较常人更高。在广告学界,黄升民显然是同类专家中的翘楚,可就是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却屡次地声明自己是一个农民,做的是最基础的事情。他的个人经历在外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他却说,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他还说,现在从负零开始

  我们的许多“刻板成见”都在这次轻松的访谈中被消弭了,一些在我们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原来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我们深感,现在从负零开始,创业无穷期赋予人的力量——黄老师的过人之处也在此,就像他所说的,人应该有独立人格和独特思想。

“一家好报社,顶一所好大学”


刘晋锋:您怎么会在高中毕业后就直接到了《广州日报》社担任文字记者工作?

黄升民:因为1972年我高中毕业,正是中国比较动荡的时候。1972年时候学校通知我们准备参加高考,因为有高考恢复的可能。但是后来又是反击右倾,就取消了高考,当时报社需要人,学校就把我推荐过去。《广州日报》的总编辑林里是新闻界很有名的人,他有个思想:新闻系远不如报社自己培养的学生,他宁愿从高中培养,于是找了15个高中生直接上报社,这15个人是由一个军代表从广州各个学校里找一些比较好的学生进行考试。我的班主任是广州很有名的作家,他推荐我去与军代表面谈,军代表要我把平常的作业拿过去给他看,看完之后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接着我们就去了报社。

我们当时去的15个人都是17、8岁,加上后来又去的总共有19人,去了之后也不是说要当记者,只知道要到报社工作了,做的是最基层的工作。林里的思想很有意思,第一个是用高中生,师傅亲自带徒弟培养;第二个他认为一个报社不存在高低之分,你必须对最基本的流程熟悉。我很认可林里的这种思想。

所以我们进报社的门是从厨房的门进去的,要卖早点,做饭,还有的人是做排字工、铸字工、电板工……三个月之后,转到干校对、发行,我当了两个月排字工。从厨房、排字、卖报纸之后是做算是办公室工作的校对,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每个部门都轮了一遍。半年之后,招来的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坐在一个房间的前面,后面都是各个部门的主任,宣布哪个人到哪个部门,这时我们才真正进入编辑部。我和六个人到了青少部,那时候《广州日报》出了一张小报纸叫《青少年报》。到了报社工作就开始跟组长,跟老的记者,又在里头干通联这些跑腿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种训练是很传统的,但是训练也很严格。等到我们开始写稿的时候,一开始写得很短,都改得很厉害,我们叫做改得只剩下标点符号。用什么样的稿纸,什么样的抬头都很讲规矩。有一次我写急了,把稿纸倒过来写了,写后给组长,他一看就扔了,扔掉之后我只有拣起来再改,所以那时候写完之后经常要评稿。虽然是四人帮时代,但是要求还是满严格的。报纸的采访、评稿要求是最严格的,对于一个记者的训练是很好的。在5年的过程里,逐渐从采访到写小消息,逐步地到写长消息,直至写专栏,我后来就是写专栏,这个特别锻炼人,你需要不断地补充新的知识,这时就会有你自己的自修,因为那时候正是文革时期,大学的学习很不正规,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学习进修的机会,主要是靠图书馆,在报社的五年看了很多的书。所以我认为一家好报社,顶一所好大学。

王永亮:那可否类推:说一家好的广告公司顶得上一所好的大学广告专业?

黄升民:这个可以这么说:一个好的公司,一个好的机构,它真的能够起到一个大学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工作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工资,物质上可以自给。另一个它是不断补充你的知识,让你可以提高。拿了钱你不会有提升,这样的工作是不理想的,如果光是学习没有钱也是不行的,若两者结合起来比较好。我做过报社也做过电台,也做过电视,从业务提升来讲,我认为最能锻炼人的是报社。这里面涉及到训练的问题,应用性的东西单纯从课堂上解决不了,但是光靠现场解决,可能要走很长的路,两者结合起来最好,既有理论上的引导,然后自己在实践上有检讨。

作为一个系,一个专业,你必须给这个系一个定位,如果它是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学科,比如哲学系、中文系那你就必须按照学术的规律去训练。但是即使到现在,广告研究也很浅,因为广告的东西很难深起来,这是事实。广告系、公关系都是应用性很强,那你就必须根据应用性很强的规律来安排这个课程。所以我们在广告系,把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应用部门是很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也有调整,应用部门对市场、经营、媒体的管理都是马上要应用的,我们就是从这个方向培养人才。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但在广告学界,大量需要的都是应用性的人才。那么你的师资配备、科研题目、课题选择就会往这个方向倾斜。  

王永亮:1978年至1982年,您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采编专业。开始是在平面媒体,后来怎么会选择到一个侧重广播电视媒体的学校读书?

黄升民:因为我在报社工作了五年,应该说做得也不错,而且也写小说和散文。但是到了1977年,特别是我们这代人是命运转折的一年。以前是领导叫谁上大学谁就去,现在那时候上学的冲动不是很强。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可以自己选择,大家都很踊跃。我那时候正好是22、3岁,报名之后只有很短的时间复习,大概是一个多月。我当时做了五年的记者,很想到外地去采访,但那时候报社条件很差,不允许我们跨省去采访,上北京采访更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想去个远的地方上大学,也不是我非得要做新闻。我开始报的是吉林大学,但别人说广州人到吉林生活习惯会不适应,接着我又报了中山大学,朋友说你报中山大学没意思,不像上大学。正好我哥在清华大学,他说那你在北京选一个吧。那时候人大还没有招生,有一个合适的就是北广。北广是什么,我当时也不知道,只是看到北广有个编采专业,我做了五年的记者编辑,应该是比较对路。1978年的2月底到北京,3月1号开学。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其实十分偶然。

“要培养独立人格和独特思想”


刘晋锋: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工作,1986年到日本自费留学。31岁的时候,做这种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

黄升民:和当时上大学是一样,人不能在一个环境老待着。我1982年到台里,先是在《电视周报》,到周报的原因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前做过五年的报社记者。后来我又调到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搞纪录片,第一个节目就是《唐蕃古道》。我当时是编辑,负责文字采访,王娴是我们组长,还有张文达、丁广师,都是现在社教中心的这批人。我在电视台专题部一干就是好几年,做少数民族节目,主要是在青海、甘肃这一带。干了三年,都基本上是野外生活,从西安出发一直到拉萨。但是当你不断做重复性工作的时候,就会感到应该到大学充充电,但考国内研究生不如出国外读书。那时出国潮流刚刚开始,南方的人比较多,我在南方的朋友有不少出国,北方也有一些。我当时主要是想换个环境,因为没出过国,当然想去看看。很简单,因为已经31岁,不很年轻了,而且也成家了,想出去了就去看看之后就回来,没打算常呆。当时黄惠群当台长,她说你签一个字,给你停薪留职一年。

到了日本,我也不清楚我去那读什么。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英语国家,一种到日语国家,就报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洛杉矶分校,另一个是日本大学艺术部,两个大学都来了录取通知书。大学的时候,因为别人都在学英语很棒,我的英语在我们班排的比较后,我就学日语,我们班没人学,我就第一。到美国大学学习的话,我的英语还差一点,日语有点自信。我妹妹那时候在加拿大,她说你不要来美国,你英语不行,还是去日本吧。后来我就选择了比那两所学校更好的东京大学。

王永亮:去了日本,是怎样选择攻读社会学硕士生的呢?

黄升民:我真正介入广告行业的时候是在留学的时候。我是1986年去的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由于这所大学的气氛我不是太喜欢,觉得老师对学生有点太冷漠了,或者是自己感到很难融合进去,而且东大的专业是强调纯粹的理论,我希望应用比较强。最重要的是我在东京大学是自费,我一到日本就要开始打工。日本的国立大学非常难考,我后来报考的一桥大学是国立大学,住宿费非常便宜,而且它的商学很好。同去的留学生都不敢报考。揭榜那天,我很犹豫,因为来去的路费很贵,而且我也并不是很有信心。后来得知我考上了一桥大学,与我同住一个公寓的同学都认为我是在吹牛。很快,我就与东京大学脱离了关系转到了一桥大学,这学校商业气氛很浓。一桥大学那个地方很强调跨学科的东西,而且比较强调应用,也就是实证研究,我的指导老师山本武利很有名,现在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大教授,原来是商学院毕业的,同时也搞新闻学、广告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也比较强调实证研究,我跟着他在日本做过比较多的课题,比如消费者研究、企业的广告经营问题的研究,还有媒介的研究,在那个时候也一直在做。我在那里读了两年,拿下了硕士学位。

王永亮:你在日本这几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黄升民:我的导师山本老师当时和电通的关系不错。电通要研究一些消费者的广告意识,把这些研究交给我的老师做课题,我帮老师来完成,帮他打下手。当时我是做计划,做方案,接着去实施,很多实施是在中国实施的,也和中央电视台里的人合作,也和人大、复旦还有其它大学合作。像美国、香港大学,真正的研究生生活就是这样的,做一些实证研究,做一些个案分析,并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不断上大课。我是在做的过程中,才算是真正比较系统地接触广告,我觉得自己在方法上自己学到了,从管理上也学会了。我从1972年就到报纸工作,对传播、新闻等等,操作层面比较熟悉,理论方面也学过,但没有太深的研究。在日本可以很系统地、完整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在一桥大学还有一些好处,就是企业的资料比较丰富,数据特别详尽。这一点对我后来做《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很有影响。另外,因为我自费留学的,到日本的第一天就开始打工了。从我高中毕业后在报社工作,然后到学校,然后到电视台,都算是体制内的人。每个月有工资,有福利,有洗衣粉,有手纸。但是到了日本,突然什么都没有了,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人,这时就必须非常独立,但是也非常自主,这是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做学问也好,做事也好,独立人格和独特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个东西,很难做事情。

刘晋锋:在您留学期间,日本学者在社会发展中,起怎样的作用力?如何实现?至今有无改变?

黄升民:学者对于社会有很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话都是自己给自己说的。农民、工人也对社会有很大作用,毕竟学者代表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社会相对有一定的距离,比较睿智、有自己的看法、比较冷静。这对于社会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代表社会的良心、觉悟。日本的经济条件比较成熟了,学术环境比较好,它可以更有一个环境生存。中国的学者早几年还很忙于为生存奔波,到最近几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参与性特别强,干预社会特别强,比起日本的学者好像作用更大。日本的学者对社会有一定的距离。在日本我跟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山本武利,另一个叫佐藤毅。山本老师对商业、产业很熟悉,也会买点股票,对商业、广告并不排斥。佐藤是山本的师兄,属于社会批判的老师,他经常说山本是个庸俗经济学的教师要我们保持批判的态度,我参加这两个教授的研究课,跟着山本学会很多商业操作的东西,包括怎么分析消费者,看广告,看商业,当时的商人怎么做买卖,怎么挣钱。同时,也向佐藤毅学习批判这些庸俗经济学的东西。

刘晋锋:您回来之后为什么没有重回到中央电视台呢?

黄升民:我是在36岁的时候回国,也就是1990年底,过了四、五年。但当时正好是1989年,国内的形势不是很清楚,就在老师的帮助下又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到北京广播学院,一个是回到台里,还是做记者、编辑,因为我是学广告、产业和传播,觉得自己学的很多东西和台的很多东西不是很合拍,当时台里所有人都认为我肯定回台里。但我想了想,还是学校好一点,学校比较自由,时间比较多,而且我所学的东西当时在台里不怎么用得上,所以我选择了到北京广播学院当老师。

                
“我一直都说自己是一个农民”


刘晋锋:用GOOGLE搜索“黄升民”,显示979项搜索结果,比其他广告界知名学者的搜索结果要多,可见您在公众心目中更多是作为广告学方面的专家。您认同吗?

黄升民:专家这个名号都是别人给你的。我一直都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就是说我在不断地工作,不断地挖掘,去培育这么一群劳动者。广告界实在是太匆忙,没有人愿意做冷僻的理论研究,也没有这么多人耐得住寂寞,而我只做了一些属于基础性的东西。

其实我们刚开始主要是考虑生存问题,我们正在做广告学院大事记,大事记应从哪儿算起,我们认为成立学院应该算一个。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在1992年的时候,宝洁公司请我们做派发,派发60万份潘婷样本。派一个挣1毛几分,当时我们就动员两个班的学生,有一个班跑掉了,最后我就动员我们班的学生:我们都已经接了这个任务了,如果我们派发不到户,我们就拿不到钱,派发到了拿到钱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反正我死你们也死,我们一起把它做完。当时学生很感动,于是开始干。这三、四十个学生,加上后来雇了一些其他大学的学生,轰轰烈烈把这事情做完了,做完拿到钱干什么?他们有班费,就是到其他系“买课”,想过英语四、六级,当时的英语只开两个学年根本不够,学生想强化学习,所以和外语系去签约,请英语老师讲课。当时学生还想上计算机的课,上统计分析的课然后搞市场调查,因为文科计算机只有四十个课时不够,那我们又签了一门计算机的课。后来有广告公司的老板感动了,送了一台286的电脑给我们,让学生很激动。人民日报有位记者,当时对这件事很敏感,就写了一篇稿子,叫《潘婷换电脑》,于1992年7、8月份的时候登在了《人民日报》,就讲学生如何勤工俭学。这个事情对我们专业有很深的文化影响:好多事情你必须靠自己,靠一种创业精神。后来又不断接受社会的课题。开始我们做广告、企业活动,后来媒介来找我们,就开始做媒介。

王永亮:在媒介产业化的研究中,您是如何理解广告和媒介经营研究的关系的?

黄升民:做媒介也不是一开始就做媒介产业化,当时我们做营销做得很好,从营销的角度,讲媒介营销等等。进入90年代后期,大的媒介比如中央电视台还是维持垄断地位,但有的媒介开始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广告和发行都减少了。当时我们研究广告不好肯定和营销有关系,就是没关心读者,内容编的不好所以广告就不好了,我们用营销的观念解释这些也挺有用。比如《中国体育报》委托我们做一个研究发展战略方案,我们对它的内部环境、外部环境进行考察,对它的各个部门包括编辑部、发行和广告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衔接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然后提出我们的建议,这个发展研究方案做得很管用。接着广东电台委托我们做研究,我们发现原来做的东西对广州不适用,因为广州已经非常开放,媒介的发育很成熟,竞争非常激烈,内部管理也非常严谨,完全采用聘用制,商业化操作非常好,广州电台碰到的是市场空间的问题,我们研究有一段时间比较痛苦,研究进入瓶颈时期。这时我们觉得它的出路是解决市场空间和解决资本来源。因为广告显然不能支撑发展。我们当时列了三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和不同地区的同类媒体合作,与佛山电台、珠海电台变成一个环珠江城市广播网;第二,因为它的编辑部很强,能不能做杂志,能不能搞电视,能不能搞报纸,如果能就把优势顺延,叫跨媒体经营,同一地区不同媒体的经营。第三,当时有一些资本,愿意进入电台支持他们,我说不同行业的资本能不能进入。这三个问题就是我国媒介管理上的壁垒,它事实上是说整个管理体制要变革,因此遭到大家很多的议论。在媒介发育成熟的环境里,不是个别的媒体自身强化经营管理能解决问题,有一个行业的利益重新调整问题。这个调整过程就牵扯到各个行业,各个媒体之间的管理格局,管理的体制等等,这个调整我们就把它叫做媒介产业化。中国的媒介产业化是中国独特的问题,因为国际上没有媒介产业化,都是产业了还有什么产业化。

 “媒介产业化”这个概念并不是一种“超前”,无中生有的“发明”,它其实是对于媒介经营实践和媒介发展的一个理论回应。媒介产业化这个议题一提出来之后,有争论有反驳,我们开始知道得不多,因为我那个时候对国内的传播学不是很熟悉,他们在研究什么我也只是偶尔关心一下。当时我们参加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比较另类,因为他们谈的东西和我的关心存在比较大的距离,所以我们就很少出席他们的会议。我们做事情其实很简单,当你在做一个研究的时候,你是顺着它的规律,你会不断地去延伸去发展,顺其自然地去做。如果事先规划好了我先做哪个后做哪个,那是主观主义。

刘晋锋:中国现代广告是从改革开放后20年才真正发展,广告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吗?

黄升民:所谓学科建设,不排除有很多主观主义的东西,什么学科建设、重点学科、核心学科,这个设计太难了,人类的知识结构是复杂的,比人类基因还复杂,而现在基因图谱还不是弄得很全,何况知识结构。所以这是相当复杂的问题。虽然我现在当了教授,也成了博导,我也跟着大家说学科重要,但实际上我也不明白到底哪个重要。我只是提醒自己,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你自己所做的领域,你周围的领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关联性如何了,哪些地方代表未来要做得更远,你就往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学科建设是依靠的我们的实践过来的,我们做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们最骄傲的是《IMI消费行为与生活形态年鉴》,从1995年做到现在,现在很多大学搞MBA,搞营销专业,但是没有老老实实地去做这样的市场数据库,它们不愿意做基础的东西,只做浮面上的东西,我说你们做市场的,做经营研究的做数据库吗?你不做,尽发表一些宏观的东西,你怎么有资格去说市场?我们做这个数据做了很多年,并把它不断延伸,IMI消费形态的研究为教学和科研打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第二个就是资料整理,别人都顾不上,不做或者做得很乱,我们就早点动手做,先做资料搜集,其实和做数据库是一样。

刘晋锋:是《中国广告猛进史二十年》吗?

黄升民:那本书还没出版,我们在做资料搜集,这个是很基础的工作。我们用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参与这件事情,走了广东、上海、北京,采访了大量的广告界人士,收集了很多一线的材料。如果说学科建设,那为什么不关注这些问题?作为学科,总得有基础,所以我说我们是农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作完基础工作之后,你怎么发表议论,形成体系,那是另一说。做媒介研究也是一样。我们是从媒介发展、媒介经营诊断之后提出产业化概念,做了之后我们也没有很好地去把它形成体系。1997年我去日本,我对几个研究生说:我去东京了,你们把研究结果整合成一本书。他们不大乐意,说课题都做完了,该休息了。我说先别休息,整完之后我们就叫“产业化研究”,起码会轰动中国好一下,他们都笑,觉得黄老师肯定在吹牛。当时这本书出来后叫《媒介经营产业化研究》。

刘晋锋:当时就预见到了它会产生轰动?

黄升民:因为当时我们一提出这个概念,参加研讨会,人家就老批评我们。我想记者我也做过了,学校我也念过了,所以他的知识有多少,学理有多少我也明白,所以我也不怕他们,决定回答他们。当时在东京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发现中国的媒体和国外的媒体市场是连动的,国外的媒体,国外的资本其实和中国的媒体市场有关联,尤其在广告这块,影响整个媒体的管理和媒体的体制,所以我们着重研究了两类媒介组织,一个是媒介购买公司,另外一个是媒介企业集团,就是现在说的迪斯尼集团、新闻集团,然后我们又开始研究媒介和资本,媒介和国际化的问题,在1997年、1998年,我们就出了第二本书叫《国际化背景下的中国媒介产业化透视》。接下来,研究媒介规模化的问题肯定和集团化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涉及到既然竞争的压力非常大,国际市场是连动的,媒介的出路很重要的,大家都会说我们要做大,要做强,要解决组织上零乱、分散的状态,要集中我们的资源优势,我们认认真真做了很多地方的调查,出了第三本书,叫《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国内媒介在产业化的进程中,与国际资本,国际的媒介组织将如何实现交融、完成对市场的整合。但是到底用什么方式实现集团化,集团化有没有必要,突破口在哪里,用什么做集团,是用行政还是用产业的思想去做,我觉得集团化的所谓做大做强,最后还得有新技术、新的武装手段,而数字电视就是未来的走向,于是我们又推出了《数字电视产业经营与商业模式》、《数字技术与中国广电媒体》,我们的书卖得挺好的。所以我们想起江主席的一句话,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指引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我们做科研就是要以崭新的知识武装人,崭新的理论引导人,崭新的成果鼓舞人。所以要不断地跟着实践走,现在除了数字电视我们还在做诸如“中国电视剧市场研究”、“中国广告生态环境研究”、“中国企业广告投放研究”等等。很多的研究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我是这样认为的,既然要研究市场,研究产业,那么,就有必要在研究的起点回答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市场有多大?如何构成?交易规则如何?供给和需求是什么关系等等。

王永亮:媒介产业化属于体制改革的范畴,学者在体制改革中的职责是什么?

黄升民:在研究的开始我是刻意回避过多地牵扯体制改革问题,体制改革不是我们的研究强项,应当是政治学、经济学去说的话题,广告学一般是在应用性很强的边缘位置,但是,研究广告总得熟悉媒介,这就成了我们接触媒介、研究媒介的起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媒介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地触及到,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对于整个媒介的这些年发展,我不能说是陌生的,因为我在四人帮时代做过五年记者,对报社很熟悉,到了邓小平时代,我在大学进行正规的新闻训练,后来又是电视电台。我也知道媒介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1981年左右我们开了一个班上的学术研讨会,当时我写了一篇论文叫《新闻应对将来挑战》,当时就提出党报全部垄断不行,必须有商业报纸。那时候的系主任听了非常不高兴地拂袖而去,认为是思想不对头。我们是77届的学生,思想很活跃,有很多问题都喜欢探索,而且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提问,又不断地回答,这就是所谓学者职责。媒介体制改革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们在媒介研究的初期只是界定在广告经营的范围,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触及到许多属于体制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往下走。

刘晋锋:您身兼多职,既是老师、学者 ,又是广告学院的院长,而且担当着广告公司或企业,以及媒体的顾问。作为一位拥有很多社会头衔和职务的知名学者,您自认最主要的角色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黄升民:最本质的还是当老师、当学者。因为从日本回来,我没有选择去公司,我抛弃了做商人的机会;我也没有回电视台,我觉得我学的知识回电视台用不上,电视台的发展有些是技术层面我跟不上,另外我想的东西它也跟不上我,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大学,一个是时间比较自由,另外自己学的东西用得上,但是你就得牺牲掉你的物质利益。最终还是选择了教书和学术,作为学者或教师,没有人规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1991年我回到广播学院和我离开广播学院差不多,那时候是学校最萧条的时候,老师也走了不少,学校的教学条件非常糟糕,广告专业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当时我们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生存问题。因为你作为一个负责人,你看底下的老师那么穷,别的地方一出高工资他们就想跑,其实这种心情很难受的。学生渴望得到知识,但你连一台电脑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从1991年就感到生存的危险,当时我的助手都走了,其他人也陆续地准备走,整天要考虑下学期由谁来开课。环境逼着你考虑要挣钱,做原始的积累,做一些人家能接受,自己又能做的事情。你现在可以说要用做学问用知识去挣钱,但在当时就是卖体力做低级劳动。过了生存关头就好了,可以从从容容谈学问,做课题,像一个学者了。学者的任务是什么?是软性的,学者的任务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有问题我们都会批评。

刘晋锋  王永亮2003年4月30日谈于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院

(责任编辑:史江民)
相关专题
· 《与传媒名家对话》系列连载
精彩推荐:
25年冒死拍摄火山
25年冒死拍摄火山
猪贩拉猪险象环生
猪贩拉猪险象环生
四川凉山发生泥石流
四川凉山发生泥石流
吊车斗车砸进教室
吊车斗车砸进教室



热点新闻榜
...更多
  
人民网搜索  互联网搜索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7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