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传媒>>传媒专题>>《与传媒名家对话》系列连载>>《传媒论典》

吴廷俊:守住一个“真”字
  2004年02月12日09:0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在《新记大公报史稿》的写作中,我针对诸如“小骂大帮忙”、“国家中心论”、“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反动报纸还是爱国报纸”等若干素有争议的问题同样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终对这个报纸和与这个报纸有关的主要报人都做出了符合历史真貌的公正评价。
观察:《大公报》所说的“勇”,包括“不畏强权”和“不媚时尚”两个方面的意思。报纸生存于社会,强权和时尚随时都会给报纸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办报需要“勇”的精神,甚至需要张季鸾所谓的“时时准备失败”的精神。
建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养成高尚的操守和严谨的学风,为自己学术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
论点:我一贯主张,在传播学教育中,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仅仅是一种“求职”的本领,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使学生学会在社会上“求生存、图发展”的基本素养——而这正是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所欠缺的。

个人简介:
吴廷俊,男,1945年11月出生于湖北天门,196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兼有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记协和新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新闻学,曾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教材和专著8部,其中《新记大公报史稿》获第三届吴玉章新闻奖;《马列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史》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获湖北省优秀新闻论著一等奖。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和国家级教改项目《文理交叉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与实践》在内的重大科研和教改项目5项。

吴廷俊:守住一个“真”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吴廷俊教授是一位在历史新闻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多年以来,吴教授不辞辛劳、不畏寂寞,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闻史,尤其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吴教授更以其纵贯历史的眼光来审度新闻传播的宏观发展,从而在该学科的其它方面——包括相当前沿的网络传播以及新闻教育改革等等——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吴教授在学界的良好口碑,我们特地安排了一次访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了解一位学者的感悟。

“严谨求实”是我做学问的信条


范龙:吴教授,您好!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与您谈心。在这次采访之前,我们对您的基本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我们注意到,您的人品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好评,这或许可以证明“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首先想请您谈谈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吴廷俊: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一般地讲,“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只有首先做好了“人”,然后才可能做好“事”;不光是做学问,从事任何职业、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注重自身人品的修养。当然,学术研究是一项比较特殊的工作,学术研究的严肃性以及它对于当代与后世的重大影响,都决定了学者与其它某些行业的从业人员相比,特别强调品德修养和学风养成。人品影响学品,学风影响学业。所以,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养成高尚的操守和严谨的学风,为自己学术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

范龙:既然人品修养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样重要,那么,您能不能谈谈您自己做人的原则——这也可以算是一种人生感悟吧。

吴廷俊:感悟谈不上,体会倒是有一点点。活了大半辈子,所见所闻不算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做人必须老实,做事必须诚实,说话必须真实。弄虚作假的人可能得意于一时,却终归不能长久;假的总是假的,伪装最终会剥去。殷鉴之下,我给自己确立的做人原则很简单,就是守住一个“真”字。平时大家都将“真”、“善”、“美”三者并提,我以为这其中“真”的份量最重,它是“善”和“美”的基础。人和事物一样,如果不真,那么也就不可能是善的和美的了。

范龙:您对“真”如此推崇,您又是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真”的呢?

吴廷俊:凡事求真——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所谓说真话,就是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办真事,就是把事情做到位,不敷衍塞责;是是非非,不“化装”,去矫情,真切透明,这大概就是“真人”吧。只有树立起了求真的做人原则,纵然人生道路时有崎岖,也能坦荡行来,无愧苍天。

范龙:您“求真”的做人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请您具体谈谈这种求真的处世原则对于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吴廷俊: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具体对我而言,做人要“求真”,治学须严谨。“严谨求实”是我做学问的信条。

范龙:听您的学生说,这与您的研究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吴廷俊:有一定的道理。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而历史研究是很严肃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不仅要对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对史实进行考证,而且还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寻找历史问题的准确答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讲,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我个人认为,这个命题准确揭示了新闻史的学科特征。我们知道,“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科学以社会和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是“实证性”的科学;人文学科以人和人的精神为研究对象,以定性研究为主要方法,是“印象性”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是一门社科与人文的交叉学科——从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上看,它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历史是铸定的,史实不容篡改;但从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上看,它又属于人文学科,因为评价是有主观立场和价值取向的。“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这一命题的意义即在于表明,新闻史虽然既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专业史,因此新闻史必须寻求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结合,必须强调史料的翔实、史实的准确和史论的公正,离开严谨求实原则,就一定做不好。

范龙:结合您自己的科研实践,您认为这种“严谨求实”治学原则主要包括些什么?

吴廷俊:我觉得,“严谨求实”,体现在新闻史的研究中主要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把新闻史当作新闻史来研究。众所周知,以往不少新闻史著作以政治为纲,名曰新闻史,实际上写成了政治斗争史。进入新时期以后,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以为就是要突破政治史的模式,把新闻史当作新闻史来研究。我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一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在这部书中,我有意识地改变过去那种以政治斗争为线索写新闻史的方法,而以新闻界人物为主线进行研究,着力于对这些人物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进行叙述和评价。实事求是地讲,这部书的第一手资料并不多,但体例新颖,所以出版后仍然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要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以及史实的甄别和考证。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功。所谓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主要是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因为来回转抄,不仅不会有新的发现,而且还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世。在对《大公报》的研究中,我花费整整4年的时间通读新记公司时期的全部《大公报》,并四处走访当今健在的老报人,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所谓史实的甄别和考证,主要是对有争议的史实以及史料上的疏漏之处加以订正,这项工作特别能够体现史学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在《新记大公报史稿》出版前,我根据掌握的资料写了两篇“考订文章——《〈大公报史〉史实考订》、《〈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史实考订》,对已经出版相关著作中的史料和史实进行考证。第三,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务求客观公正。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是,凡是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都应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坚持唯物史观是非常重要的。唯物史观要求我们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而不能用今人的标准来要求古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各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稿》中,对于汪康年、史量才、陈独秀、成舍我等人,我都依据他们对新闻业的贡献而给予了适当的评价;在《新记大公报史稿》的写作中,我针对诸如“小骂大帮忙”、“国家中心论”、“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反动报纸还是爱国报纸”等若干素有争议的问题同样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终对这个报纸和与这个报纸有关的主要报人都做出了符合历史真貌的公正评价。

《大公报》的真髓在于一种精神

范龙:您在谈话中已经多次提到《新记大公报史稿》这部书。我们知道,这部书是您最具影响的代表作,您也正是凭借这部书在1997年获得第三届“吴玉章新闻学奖”的。在这里,我们很想知道您当初是怎样将研究目光投向这样一份报纸的。

吴廷俊:在新闻史研究中,我首先是结合教学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宏观历程加以梳理;在此基础上,为了将科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80年代后期起,我又开始着手新闻史上的个案研究。大家知道,中国新闻事业源远流长,其中值得研究的个案很多。我所以对《大公报》发生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对于这份报纸的研究还很薄弱,已有的若干著述无论在史料的考证还是史实的评价上都存在不足;二是我认为《大公报》代表了中国文人办报的典型模式,而这种模式又是中国报刊史上特有的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系统研究《大公报》的成功经验,可以使某些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保存下去、发扬起来。

范龙: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文人办报”,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的内涵?

吴廷俊:纵观世界新闻史,大致有两种基本的办报模式,一种是“政治家人办报”,一种是“企业家办报”。政治家办报专从政治上考虑,为党派或政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作宣传,不把报纸当作事业来做;企业家办报专从经济上打算,为了更多的盈利而迎合读者的“胃口”,只把报纸视为一种赚钱的工具。可以说,政治家办报多算政治账,企业家办报只念生意经;政治家办报旨在“营政”,企业家办报旨在“营利”——这是一般的情况,而特殊的情况也有,那便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文人办报”。这里的“文人”,即通常所谓的“读书人”或“儒生”。他们深谙儒学,把“志于道”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心怀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富有正气与骨气,也不乏傻气和迂气。同“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相比,“文人办报”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议政而不参政。文人办报,办的是政治性报纸,其内容似与政治家办的报纸相仿;但在议政的目的上,它不像政治家办报那样是为了牟取政治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议政来为国家尽到自己的一点“言责”,此外别无政治目的。因此,文人办报对于政治,只“议”不“参”,只停留在“言”的程度,不进入“行”的阶段;只求通过评论影响政治形势,不直接染指政治活动。第二,经营不为营利。文人办报,报馆是经济实体,其运作似与企业家办报相仿;但在经营的目的上,它不像企业家办报那样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只是希望通过经营来谋求事业的发展,以便善尽其论政的使命。因此,文人办报对于赚钱,只以维系生存与发展为度,决无个人敛财之心。

范龙:就我理解,“文人办报”作为区别于“政治家办报”和“企业家办报”的一种特殊的办报模式,其根本的办报目的在于尽其言责。如果是这样,实践中需要怎样做才算到位?

吴廷俊:对,文人办报的目的就在于对国家尽其言责。为了真正尽到这一责任,实践中应做到两点:第一,以文章报国。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话说,文人一无权,二无钱,有的只是一颗忠心和一只秃笔。他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裁量时事、议论得失,遇到误国害民之事,便疾恶如仇、鞭笞抨击,每当国难当头,又摇旗呐喊、鼓动宣传。总之,文人尽其言责的表现之一就是以自己的文章来为国家扶善除恶、激浊扬清。第二,代民众讲话。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中国自古就有“君轻民贵”之说。文人既要报效国家,就要爱护国家的这个“根本”,代民众讲话,“通民隐,达民情”,使当权者随时随地都能了解民众的状况,并据此调整国家政策,干民众之所想,改民众之所恶。从这个角度看,“代民众讲话”可以作为“以文章报国”的一种基本途径。

范龙:听了您的阐述,我觉得文人办报的真正境界是不易达到的。您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办报的人应该具备那些精神?

吴廷俊: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借用《大公报》提出的“公”、“诚”、“忠”、“勇”四个字作为回答。1937年初,《大公报》指出言论界如想享有言论自由,自身发言必须“要公要勇要诚”,1941年初,张季鸾又总结出办报成功的秘诀是“曰忠曰勇”,将两者归纳起来,《大公报》对于报人精神品德的要求就是“忠”、“诚”、“公”、“勇”。所谓“公”,指动机要公,不以报纸谋私利,不以报纸为私用。1941年5月,《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胡政之、张季鸾在对美国广播致辞中说:“同人相约不作政治活动,不求权势财富,亦不求虚名。……除去良心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的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全国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使用。”这段话可以被视为对“公”的含义的权威解释。所谓“诚”,指致意要诚,即报纸须以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发表诚心为国的言论。《大公报》在1937年2月18日的社评《论言论自由》中指出,诚心必须与责任同在,“言论界人自身时时须作为负国家实际责任者,倘我为全军统帅,为外交当局时,我应如何主张,应作何打算,此即所谓责任观念也”,只有有了高度的责任感,才能不为不负责任的清谈,只有熟谙利害得失,才可发表“诚心为国家的言论”。所谓“忠”,指忠于真理、忠于自己的见解。《大公报》经常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国家和民众说话的言论机关,并认为“使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既然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报纸就一定要锤炼出有价值的政见,而且要忠于自己的观点。在《大公报》看来,那种报无定格、言无定见,“朝秦暮楚,割售零卖,并无言论,遑言独立,并无主张,遑言是非”的报纸,是“最下”的报纸。所谓“勇”,指勇于发表,即报纸一旦确定了自己的观点,无论遇到何种阻力,都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将其表达出来。1941年9月16日的社评《今后之大公报》说:“必须坦白主张,纵使与政府见解或社会空气发生冲突而不辞。”由此可见,《大公报》所说的“勇”,包括“不畏强权”和“不媚时尚”两个方面的意思。报纸生存于社会,强权和时尚随时都会给报纸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办报需要“勇”的精神,甚至需要张季鸾所谓的“时时准备失败”的精神。

范龙:以上谈到的这些内容是否就是您对《大公报》最为看重的地方?

吴廷俊:当然。我们知道,《大公报》至今未能在大陆复刊。作为一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报纸,它留给后人的财富,除了史实的记录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精神。公、诚、忠、勇的“大公精神”是最可宝贵的!

为新闻教育把脉针灸

范龙:谈话到此,我们对于作为学者的您已经有所了解;但实际上,您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学院的院长。这个身份决定您不仅对对新闻学、传播学的研究非常重视,而且对新闻教育、传播教育发展十分关注。所以在这里,我们想请您就我国当前新闻教育的现状谈一谈您的看法。

吴廷俊:我国开展新闻教育的时间不算短,从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算起,至今已经有85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新闻教育更是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就当前来看,我国的新闻教育无论在办学规模和教育质量、无论是师资队伍还是实验设备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且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这是十分可喜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新闻教育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范龙:您能具体谈谈我国当前的新闻教育到底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吗?

吴廷俊:我个人认为,我国当前新闻教育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是“两缺乏”;90年代之后主要是“两不清”。

范龙:什么叫“两缺乏”?有什么危害?

吴廷俊:所谓“两缺乏”就是我们的新闻教育一缺乏学术底蕴,二缺乏科技含量。缺乏学术底蕴的原因在于过分强调“应用性”;缺乏科技含量的原因在于传统中文系办新闻专业。由于缺乏学术底蕴,新闻教育在高等学校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缺乏科技含量,培养的学生缺乏操作现代传播工具的能力,不能适应信息时代新闻工作的需要。

范龙:为什么说“两缺乏”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

吴廷俊:我在《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发展思考》一文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中国新闻教育“从诞生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只是单一的传统模式……中国新闻教育传统模式的缺陷主要是学术底蕴不足,科技含量不足,因此培养的人才缺乏后劲,也缺乏使用现代高科技传播工具的能力。”

范龙:这“两缺乏”的问题解决了吗?是怎样解决的?

吴廷俊:基本解决。还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我说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新闻教育界开始新模式的探索——导入传播学以增加学术底蕴,导入自然科学以增加科技含量。”就是说,“两缺乏”的问题是在导入传播学和科学知识、随着新教育模式的探索而逐渐得到基本解决。

范龙:可以谈具体一些吗?

吴廷俊:这一点,我在《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已经作了详细论述,这里概括地说一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大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要求新闻学的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应有新的突破,新闻学研究必须解放思想,把研究的视野投向更广阔的天地,新闻传播媒介不仅发挥政治宣传功能,而且应发挥信息传播功能和群众娱乐功能,成为社会大传播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是传统新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此不相适应,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传播学。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1984年何微先生写的《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一文代表了这种观点:“传播学在世界上已引起不同程度的重视,我国也有人在研究,并没有这样的专业。现在处于介绍、了解、研究阶段。有的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新闻学是站在新闻业务圈子内研究新闻工作的,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即传播者单方面的问题。它不是从社会整体上去考察新闻事业,也没有或很少将新闻传播的对象——读者、听众、观众列入研究领域内。暂不去评论此种观点,理应首先感谢他提醒我们,应进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比较研究,先把他们的相似和差别的特征确定下来,更进一步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起内在的过程,深入到被比较的现象的本质,揭示它的产生和演变规律,从而正确地认识传播学。”导入传播学以增加新闻学的学理成分,增加新闻教育的学术底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传播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被引进新闻学,如 “受众研究”、“媒介研究”、“效果研究”、“议题设置”、“信息研究”等研究新课题的提出,并成为热点,便显示了传播学对新闻学研究的改造与深化。如黄旦所著的《新闻传播学》,便与传统的新闻学论著有较大的区别,其对新闻的“传播”特性的界定、对媒介的研究、对接受者的研究等,均不仅鲜明而有机地将传播学嫁接于新闻学,而且也确实增添了新闻学的学理性。可以说引进传播学、从而实现对新闻学理论的提升,新闻教育在高等学校“二等公民”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变,新闻传播学被提升为一级学科。同时,一些信息学科背景比较强的学校,如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实行学科交叉,将电信、计算机等工科知识引入新闻教育,探索新闻教育的新模式,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所以我认为,“两个缺乏”在90年代前基本解决,至少,大家都认识到需要解决。

范龙:什么是“两不清”?“两不清”是怎样出现的?

吴廷俊:所谓“两不清”,就是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类别不清,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甚至博士生教育的层次不清。

范龙:能具体谈一谈吗?

吴廷俊: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出现——抹杀了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的区别。有的学者根据新闻信和传播学有相通之处,按照学科交叉的原理,建构新的学科——“新闻传播学”——是很好的。但是,许多人都去研究新闻传播学,这就成为一种误解,以为传播学就只有新闻传播学,或者大众传播学,因而导致高等学校的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再加上传播学教育的师资是建立在新闻学教育积淀的基础之上,还由于传播教育毕业生去向也是选择大众媒介,致使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的混淆。如复旦大学“以传播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课程设置绝大部分仍然还是属于新闻学领域的”,所开设的18门课程中,有15门冠之以“新闻”、“媒介”或“党报”的名称,纯传播学课程仅有3门。传播教育与新闻教育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连我国最有实力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复旦大学尚且如此,那么大多数同类院校传播学教育的新闻化或大众传播学化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关于第二个“不清”就比较简单。出现这个“不清”的原因还是传统新闻学学术底蕴不足和传统新闻教育模式影响所致。关于新闻教育的传统模式,我在《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发展思考》一文中引用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的一句话做了概括:“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目的,以新闻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训练为教学重点”。由于这一单一的模式所定,所以,无论是本科生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甚至是博士生教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都相差无几。个别学校的个别教师给本科生教授新闻理论,给研究生开设新闻理论研究,由于没有新的东西可讲了,就说“本科阶段听过我的新闻理论课的人,可以免修‘新闻理论研究’这门课了”。还有一种更加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由于研究生生源参差不齐,少数研究生毕业后,搞研究缺乏功底,搞新闻实务,其动手能力和水平还不如本科毕业生。

范龙:您看,中国新闻教育的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吴廷俊:这些问题的解决,从理论研究到实践积累,都需要时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现在只能说有些想法。

范龙:那就请您先谈谈您的一些想法。

吴廷俊:总的想法概括为四个字:“分流”、“分层”。

范龙:什么是分流?

吴廷俊:分流,简单地说,就是将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分开。

范龙:您在前面说,导入传播学可以增进新闻教育的学术底蕴,怎么这里又说要分流呢?

吴廷俊:是的。我在《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改革》一文中,强调传播学的导入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我还认为,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在教学内容上要结合,有些课程必须相通,但是,作为一种教育体系,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必须分别建立。

首先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归属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学科。因而出现一系列差别:两者研究的逻辑起点不同,新闻学以新闻事业的运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关注新闻素材的采集、新闻作品的制作、新闻产品的加工以及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等;传播学以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关注传播的过程与效果,以及传播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两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主要采取思辨的方法,进行定性的研究,有着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意识形态特征;传播学主要采取实证的方法,进行定量的研究,突出客观性、确切性和可操作性。

据此,我以为,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必须建构独立的教育体系,无论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都应该有所区别。既然“新闻学以新闻事业的运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关注新闻素材的采集、新闻作品的制作、新闻产品的加工以及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等”,那么,新闻教育就应该是一种专业教育,甚至是职业教育;既然“传播学以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关注传播的过程与效果,以及传播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传播教育就应该是一种对人的基本素质教育,或者说是一种博雅教育。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曾经说过:从教育的角度看,应该把传播学作为一种广义的博雅教育来开展,重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而非操作能力。对于这个观点,我很赞同。我一贯主张,在传播学教育中,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应仅仅是一种“求职”的本领,而更重要的应是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使学生学会在社会上“求生存、图发展”的基本素养——而这正是当前我国新闻教育所欠缺的。在前些时候我在本学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传播素质。我认为,传播素质不仅是人的一种基本素质,而且是一种人们社会交往的综合素质,缺乏这种素质,人就难以在社会上生存,更不要说有所成就了。当然,传播学教育也可以如同哲学、文学一样,除素质教育外,成为一种专业教育。

范龙:那么,“分层”呢?

吴廷俊:分流作好之后,分层也有根据了。根据前面所说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内容不一样,在培养目标上,新闻学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教育,主要进行前学士的专科和本科教育,主要为实务界培养应用型人才;传播学教育作为一种素质教育,主要进行后学士的硕士和博士教育,主要为理论界培养研究型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新闻学教育应着重于采、写、编、评、制、播等术理层面的训练,以及职业道德修养和政策法规的学习;传播学教育应着重于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的掌握以及学术思维的养成。在师资队伍上,新闻学教育需要由具有多年在新闻媒体从业的实践经验,并至少具备硕士学位的人担任教学任务;传播学教育需要由接受过系统严格的专业理论及学术规范训练,并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担任教学任务。

范龙:听了您的阐述,我对新闻教育的发展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并且对我国新闻教育的前途充满信心。

吴廷俊:任何事物的改革都须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更是如此。“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这里,我想借用这句话与新闻教育界的同仁共勉。

    范龙  2003年4月16日谈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史江民)
相关专题
· 《与传媒名家对话》系列连载
精彩推荐:
25年冒死拍摄火山
25年冒死拍摄火山
猪贩拉猪险象环生
猪贩拉猪险象环生
四川凉山发生泥石流
四川凉山发生泥石流
吊车斗车砸进教室
吊车斗车砸进教室



热点新闻榜
...更多
  
人民网搜索  互联网搜索


   

镜像:日本  教育网  科技网
E-mail:info@peopledaily.com.cn 新闻线索:rm@peopledaily.com.cn

人民日报社概况 | 关于人民网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网站律师 | 联系我们 | ENGLISH 
京ICP证000006号|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4065)| 京朝工商广字第0394号
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07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