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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荣: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
  2004年02月12日09:1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我第一次见到王中,是余家宏老师带我去他的家。他开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说:“你怕不怕当‘右派’?”我想了一下说:“怕。”老先生接着问:“为什么怕当‘右派’?”我说:“你这个‘右派’一当二十年啊,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再当二十年‘右派’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啊!”

观察:我看一本书花的时间远远没有想它花的时间多。什么叫把它想得透透的呢?就是我能够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把一些复杂的理论表达出来,其实一个理论深奥到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那这个理论没用。

建言:我觉得人真的要有一点理想,有一点志气,不能老是想,我能赚多少钱。钱是一定要赚的,否则你怎么活下去呢,但不要太近视,想得远一点,为自己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为之奋斗的理想。

论点:我最想给学生的是——怎么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们以后出去都是当记者的,记者是社会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的人。
个人简介:
李良荣,1946年生,浙江镇海人。196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在江西吉安地委宣传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10年。1979年9月再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攻读硕士,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迄今。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为新闻学理论。
1987至1993年,他曾担任新闻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长期致力于新闻学、宣传学、传播学的研究,尤以新闻理论见长。写出建国后国内第一本《新闻学概论》,被全国30多所高等院校新闻专业选为教材,5年内再版10余次。写出国内第一部《宣传学导论》,成为全国许多宣传干部的案头书;他写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不但在大陆,而且在港台地区广为流传。近年来他又致力于西方新闻媒体的研究,出版了《西方新闻事业概论》,成为全国新闻学研究生的教材。 近几年来,又出版了《新闻学导论》、《当代世界新闻事业》等专著。
在他的著作、论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其中新闻产生于事物的变动,新闻事业产生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新闻选择四项标准,新闻工作三大基本规律,被新闻界普遍认可。 李良荣在学术研究中的主要精力是探索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闻改革,在80年代,他当先把信息概念引入新闻工作;在90年代,他提出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在新闻界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新闻界的行语。 
李良荣: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在她离开学校之前,写下了一些回忆大学生活的文字,其中记述李良荣老师的一篇这样写道:

“大一第二个学期,李教授给我们上新闻学概论课,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课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一位风度翩翩的老先生笑眯眯地走进来,他先问我们知不知道今天时什么日子,底下的小傻瓜们伸着脖子大叫‘情人节啊!’李又笑着说:‘其实在国外,情人就是爱人的意思,我爱你们,所以你们大家都是我的情人,节日快乐!’哇,浪漫!小傻瓜们一下子被他迷住了! 

“李的课总是很精彩。在课堂上,他常常讲得很激动,清癯的脸庞像刀刻一般,眼睛里闪着光。三节课上下来他滔滔不绝,从中国讲到外国,从过去讲到将来,往往是下课的铃声刚响过他已累得无力再说一句话,只轻轻地挥一挥手叫我们散去。

“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他一反常态地说了很多题外话。他说:‘你们都是很聪明的小孩啊,你们将来的前途会很好。’他说:‘中国未来的大记者就会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出来啊,我等着看那一天。这一学期和大家相处得很愉快,我会记得你们!’下课铃声响起时,他向我们这群小孩子深深鞠了一躬,大家的眼泪在眼眶里转啊转,拼命地鼓掌,李已经走出了门又折回来再给我们鞠了一躬!

“就要告别生活了四年的这个美丽的校园这些美丽的往事,只是先生的话一直记得——做中国最好的记者。有些东西是不会因逝过而褪色的,埋藏在心底的永远是先生那亲切的笑容。”

我想,一位老师最真实最可爱的面貌是在他的学生眼里,他最突出最动人的价值也体现在他的学生身上,为此我引用了上述一段文字。

李良荣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他的深厚学问哺育了一批批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他的人格力量感染着一代代年轻人使他们长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中坚,这就是一位老师的人格魅力,即便痛得椎心刺骨也要把美丽的火焰亮给世界看。在李老师身上,我看到,做一个好老师真是功德无量啊,可以点燃许多小孩子心中的火种,让他们的生命像烈火一样燃烧!

2003年初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带着一大堆问题走进了李老师的办公室。

乡村的童年


蔡颖:李老师,我想问一下您的童年时代是如何度过的,那个时候谁对您影响最大?

李良荣: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农村,在浙江宁波镇海。在农村生活,我经常和一群小孩子一起上山砍柴,下河摸鱼。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可能就是我小学四年级以后的班主任,他的名字叫张资平。我开始就是个很贪玩的野小子,功课也一般。到了五年级,成绩突然好起来了,这样他就非常喜欢我。农村嘛,地方很小的,我的家和张老师家离得很近,和邻居差不多。因为我爸爸当时在上海工作,所以我不用下田干活的,寒暑假就经常跑到老师家里去。张老师有一个皮箱,装的是各种各样的书。我随便帮他做一点事情,有的时候是砍一担柴啊,有的时候下河摸点鱼虾啊送给他,这样他会抽一本书给我看。我到五年级的时候,一般《水浒》、《三国》都可以看明白了。看多了之后呢,我就经常给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讲书里面的故事,这样一来,远近很出名。
那个时候看的东西一直影响到我上初中以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是班里最好的,被保送到镇海的柴桥中学。但是只读了一个学期,全家就搬到上海来,所以我也到上海继续读中学了。

蔡颖:您大学本科读的就是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新闻感兴趣的呢,是读大学以前,还是做新闻这一行以后?

李良荣:我考大学之前根本没想过要学新闻,读新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人好胜心太强,当时大家都认为复旦最难考的是新闻系,所以我说我就报新闻系。我中学的时候成绩也一直很好,门门功课都很出色,当时还是学校团委的副书记,正书记都是老师,副书记是学生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我的好胜心也是那时候养成的,就是说一定要做最好的,这是我的一个性格问题,并不是对新闻有什么热爱的感情。我家在南市区,南市区在上海当时是属于比较差的区,从来还没有一个学生考到复旦新闻系,所以我说我就要去考。当时我根本没有要当新闻记者之类的志向。

充满“运动”的大学


蔡颖:您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了,您进大学的那个时候,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当时复旦的面貌又是什么样呢?

李良荣:实际上,我刚进复旦的时候,校园是很平静的,我们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啊、学雷锋啊等等。我1963年秋天进大学,读了不到一个学期的书,就下乡去罗店公社搞“四清”搞了大半年。从1964年的9月份到1965年5月份回学校读了不到一年的书,接着又到龙华公社搞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才回学校。我们当时大学是五年制,一年半读书,一年半搞运动,两年文化大革命,就读了一年半书,实际上没读到什么,一切东西都靠自己学。当时的新闻理论是什么呢,就是阶级斗争工具。新闻采访写作讲了以后我们也没法实践,所有的实践就是下乡去。再就是上了一点外文课、党史课,真正的专业课根本就没好好上过。
大学里给我打下最好基础的就是“读报评报”,这个课不算正规课程。当时老师每天晚上都来学生宿舍,和我们一起读报,帮我们分析报纸。我读本科的时候,一个系里只有二十九个人,一个寝室就是一个小组。老师每天都来,有的时候到这个寝室,有的时候到那个寝室,和我们一起讨论。我觉得所有的课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到现在还受用的就是这个“读报评报”了。
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不管看电视新闻还是读报纸,我总是用一种新闻学的眼光去看每一篇报道,我会去评它有什么好处,问题又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记得,当时我写的一些读报评报的心得都拿到《解放日报》、《文汇报》的记者编辑那里,让他们听听一个学生的认识、看法。

蔡颖:您大学毕业就分配到江西去工作了是吧,那段时间的工作您觉得开心吗?

李良荣:我1968年毕业到江西,先到一个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一年之后再分配,我就到了江西吉安地委宣传部,1970年1月1号报到,在那儿一直工作到1979年的7月份。我大半是做秘书性的工作,给领导写各种发言稿。虽然他们有秘书班子,但是他们认为我写得更生动。我的那些“生动”的东西呢,就是从报纸上抄点顺口溜,从社论里再套点中央政策,然后再在马恩的著作里挖一点东西,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然后把它拼在一起,领导就觉得又有理论的高度,又有群众的口头语言,又有生动例子。这样一来,从小科长的报告到地委书记的报告都是我写的。
吉安是一个宗派势力很强的地方,人家都是一帮一帮的,我是无亲无故到了那里,一点依靠都没有,这样一来就感觉非常孤独。特别是节假日,别人都回家了,我呢,没地方去,就和几个也是大学毕业到那里的人关系比较好一点。工作了一年我就不想干了,一个人每天像文字机器一样,很苦闷的,没有做事业的感觉。

艰苦而美好的研究生时代


蔡颖:考回复旦读研究生,您师从王中教授,您觉得他给您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呢?

李良荣:王中给我的最大的影响呢,是他的为人,他的坚持原则的硬骨头脾气,一种老革命的精神。1957年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遭到批判,上头让他写检查,他就是不写,宁可当‘右派’也不写。
我本来考研究生时候不是考他的,是考余家宏老师的。那个时候王中还没有彻底平反,1979年6月份他“右派”才摘帽,9月份回来继续当系主任。他回来以后,就说想带一个学生,在当年考上来的研究生里面挑来挑去,结果选了我。
我第一次见到王中,是余家宏老师带我去他的家。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还下着雨,我又没带雨伞,到他家已经彻底淋湿了,很狼狈的样子,他一见我进来,先拿了条毛巾给我,让我擦擦头上雨水。他开始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说:“你怕不怕当‘右派’?”我想了一下说:“怕。”老先生接着问:“为什么怕当‘右派’?”我说:“你这个‘右派’一当二十年啊,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再当二十年‘右派’我还能做什么事情啊!”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你这么回答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很老实,人都是怕苦怕死的。上战场去打仗,那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时的话,人要是不怕死还不成了‘亡命之徒’了,人怎么会不怕苦呢?人人都怕苦,要不是人怕苦怕累怕死,社会就不能进步发展,人就不能越过越好。”
我当时听了这些话,觉得这个老师的确看事情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其实他也不是读了很多书那种学问家,但是看问题很犀利、很深刻。那时候,哪有人这样讲话、想问题呢,大家思想都很僵化的,上头怎么说就怎么对,而他看事情确实是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很独特的视角,这个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而跟他学习呢,也主要是新闻学最根本的一些东西,一些思想方法、活的东西。

蔡颖:您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出版成书以后,我在后记里面读到,“三年的研究生,这篇论文花了两年半时间,为了写这七万字的论文,我手抄了三十万字的资料。”

李良荣:对呀,那些资料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写论文要找旧中国的报纸,当时没有资料,我们很苦啊,到处去找,新闻学院的资料室里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呢,要到上海图书馆去找。整整一个半月时间,每天早晨六点多我们就要从学校出发,坐车到上图刚好八点多。人家开馆了马上进去,找到资料我就把它抄下来,拼命地抄,一本一本的。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而且就算有设备他也不会让你复印,因为那些时间太早的报纸纸张很脆的,不能复印,不得不全部靠手抄下来。手抄的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新鲜的东西就抄下来,当时不知道有没有用,拿回来慢慢再去消化。如果用到是时候发现缺少,那就麻烦大了,找不到了。

蔡颖:您那本书后记里还提到,“为了节省时间,有的时候就早上买四只馒头,中午一口馒头一口开水,五分钟吃一顿饭。”可是您说:“当时只感到一种幸福,因为又有了重新读书做学问的机会,这是‘我’十年梦寐以求的幸福境界。”为什么您对20年前艰苦的研究生生活如此怀念呢?

李良荣: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努力完成一件事情,而且是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以前没有过这种成就感,人家叫你起草报告你就得写,哪有自己喜欢不喜欢的。我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一种事业感,写论文是我自己愿意做的,这样再苦我从来不会感觉到厌倦。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小,我没有额外的收入,一个月就五十一块五毛钱的工资。一个月三十块钱要交给家里养孩子,实际上自己就20块钱生活费。在这么个条件下读书,物质条件是艰苦了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很满足,觉得有奔头儿,有一种振奋的向上的劲头,感到自己可以重新读书,做学问、做事情。

向刘兰芳学讲课


蔡颖:您从毕业开始就做老师,当时是您喜欢这个职业才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吗?

李良荣:一点都不喜欢。有的人以为我喜欢,你不知道,其实我自己根本不愿意做教师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教师。这么讲,一个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教师工作,我普通话讲得又不好,也没想过自己会当老师。我一直认为自己很适合去做个记者,新闻采访的工作以前做过,我写得也蛮快的。当时实际上是被迫当老师的,因为我从江西考来的嘛,毕业了除非留校要不就要分配回江西。我当时不愿意再回江西,家人也都在上海。为了留在上海,所以我就勉强做了老师。

蔡颖:不喜欢的事情怎么能把它做好呢?

李良荣:这个也是因为我的好胜心啊,虽然不喜欢,但是做了我就希望自己能做得好。而且我试着按照我自己的风格来上课,按照我自己认为是好的方式来上课。你可能想不到,我不是向老师们学习怎么给学生上课的,而是向说评书的刘兰芳学来的。那时侯拿着收音机,我就喜欢听刘兰芳说评书,她的评书说得非常流畅又生动,情节跌宕起伏,很能抓住听者的心。听来听去我觉得,上课要是讲成这样,学生可能就爱听了。所以,我当教师讲课的方法是从刘兰芳那里学来的。

蔡颖:那您站在讲台上,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好起来了呢?

李良荣:我1982年留校,两年以后,到1984年感觉就挺好了。

蔡颖:为什么?

李良荣:因为开始被学生认可了,学生喜欢我的课,我又找到了成就感。

蔡颖:人们印象里的教授都是严谨刻板的样子,但是大家都觉得,您上课生动幽默,不乏味。您是怎么做到把深奥的东西用很轻松活泼的方式表现出来呢?

李良荣:这应该说是我自己想透了的结果吧。只有彻底地把握住要讲的东西,你才会有收放自如的能力,才能有幽默在里面。一个老师讲课的水平就在于你自己是不是想清楚了问题。我看一本书花的时间远远没有想它花的时间多。什么叫把它想得透透的呢?就是我能够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把一些复杂的理论表达出来,其实一个理论深奥到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表达,那这个理论没用。

为师之道:热爱学生


蔡颖:据我所知,您最近连续两年是新闻学院毕业班的学生评出来的“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您是怎样成为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呢?

李良荣:怎么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热爱学生,这样才能热爱这份工作,做好它。有的老师上了几年课可能会产生惰性,就觉得厌倦了,但我不厌倦。每个人都会有情绪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但是无论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最好的心情。
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新闻学概论》难上,因为是纯理论的东西,讲不容易讲明白,学生听着也觉得枯燥。但这门课我讲了整整二十年,而且我从来不厌倦。我每一年讲它的时候都会补充很多新的东西在里面,一些最新的例子、材料,学界的新观点。这样的话,总给我自己和我的学生带来一种新鲜感。不管是出于一种责任感还是其他某种想法,我觉得我给一年级刚刚进来的本科生上这门课,可能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对新闻信念的理解、认识和追求。

蔡颖:您觉得做老师的真义在于什么,或者作为一个老师,您最想给您的学生什么呢?

李良荣:我从来不说什么远大的目标、理想,为祖国为党培养人才之类的话,就一个东西,从心底里从感情上爱学生,其他一切都是空的。说这个话,我是真心实意的,我觉得学生都是很聪明的,你骗不了他们。你用心对待他们,学生是能感觉到。我心底里觉得学生可爱,热爱自己的学生,打个比方,我就像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所有的学生。新闻学院的人都知道,可以得罪李良荣,但是不要得罪他的学生。这样我也换来了学生的爱。
我最想给学生的是——怎么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他们以后出去都是当记者的,记者是社会的良心,一个有良心的人才能做一个好记者,做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的人。

蔡颖:那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一个学者吗?

李良荣:在教师和学者之间,我首先是个教师,我得先尽一个教师的本分。如果做学问和当教师之间有矛盾的话,我会放弃做学问而去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学生有事来找我,我都会拿出时间拿出耐心对待他们,这一点我的学生都知道。

为师之乐:桃李满天下


蔡颖:很多学生觉得你很有个人魅力,有位同学告诉我,他之所以报考您的博士生,是因为您既是一个做学问的行家,又是一个懂得生活情趣的人。您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李良荣:我一直认为,不要死读书,绝对不是书读得越多学问就能做得越深。生活得有节奏。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性格,永远都是很本色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最讨厌别人做作,或者故意作出高深的样子。我想怎么做,就做了。我的确也是个很喜欢玩的人,玩给了我很多精力很多乐趣,一个人如果不会玩,就没有乐趣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天天那么枯燥地生活,天天做学问,这个“学问”是做不好的。而且,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可以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是我这么大年纪的人的特权了。当然我对自己的控制已经很自觉了,玩起来也不会很过分,但我绝对是一个真实的人,不会故意做出一副严肃的学者样子。你们不知道,我唯一喜欢看的电影是武打片,还有拳击比赛,足球比赛我爱看。

蔡颖:很多您的学生都觉得李老师的心态特别年轻,甚至比年轻人的思想还开放,您是怎么保持这种心态的呢?

李良荣:那是因为我一直和学生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决不是故意讲客气话。实际上学生交给我的作业,我并不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去批改,我学得比他们还认真,是吸收他们的东西。不管一份作业写得怎么差,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去看,只要里面有几句话、几个提法是好的、新的,我都会把它抄在自己本子上。我觉得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啊,他们见识很广,接触到的有些东西是我没看到的。虽然我这个人非常傲气,但我从来不停止学习,不断吸收别人的东西。现在,我有点恨自己的就是记忆力比以前差了。
如果说我比别人用功的话,还有一点,就是我跑媒体比别人跑得都多。我有很多学生在媒体工作,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苦恼,和别人、同事之类的不好讲,都愿意和我讲。毕竟我是来自教育单位,搞学术研究的,跟我说实话谈问题他们没有顾虑,这样我可以了解他们好多情况,又会向他们请教好多东西。这样一来呢,我有时候也给他们出出点子、搞搞策划,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至少给了我一大堆问题去思考,让我感觉到可以一直追随新闻实践的脚步和社会发展的潮流。我的所有的论文都是来自于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就解决困扰新闻实践者的问题,从而我也能够抓住最前沿的最尖锐的东西。

蔡颖:您从教这二十年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良荣:怎么说呢,做教师,确实给我很多快乐。我的所有的收获嘛,古人有一句话叫:“桃李满天下”。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我的学生哗啦哗啦都上来了。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学问、干事业的,他们做得很有成就感,这个也就是我的成就感。感觉到自己的学生刚刚进大学的时候,不懂事,毛手毛脚的,过去这么多年,一个个都成了有用的人,也为人父母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别的人说这句说和我的体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话只有当老师,他才会切身感受到这是多么快乐。
我走到哪里,不经意就有个人挤上来说:“李老师,你还认识我吗?”我说:“当然认识了,怎么不认识,你不就是那个……,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他哈哈大笑,我也真开心。即使我在美国的时候,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次我上街遇到一个人,他自己都不相信真的是他的老师,能在异国他乡遇到。他一路跟着我跟了将近半个小时,盯着我不断地看,最后就在我对面停下来问我说:“你是李老师吗?”我说我是,他一下子叫出来:“哎呀,怎么在这里遇到你啊!”他开心得当时就在马路上又蹦又跳,这就是做老师给我的快乐。
我的最大的成就,是我培养了一大帮子学生,并不是说我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我就感觉到自己很快乐。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每个人的性格,活得方式不一样,他的快乐也不一样。幸福快乐是每个人的权利和生活目标,当医生,能够把一个垂死的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这是他的快乐,一个记者写出很多好的作品,被社会认可,他也感觉到快乐和幸福。这种快乐没有什么差别,就像做教师也好,当木匠也好一样的。

我觉得人真的要有一点志气


蔡颖:您读研究生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而现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社会上各种机会、各种诱惑都很多,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看法,有没有担心或者不满他们的生活方式?

李良荣:从心底里说我羡慕你们,你们的条件确实比我读书的时候好多了。而且我要说,你们现在的水平也绝对比我们那时候高,我看我现在的学生写的东西都不错。你不要以为李老师过去很苦,所以他才奋斗出来了,在逆境当中奋斗并不比在顺境当中奋斗好。我总觉得人的生活好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如果人老是要为自己每天的生计奔波,既愁吃又愁穿到处发愁的话,一个人的精神就会很紧张的,情绪很不稳定。
你不要光看到有几个在艰苦环境当中奋斗出来的人,但是牺牲的是大多数。我可以肯定的说,顺境对一个人成材比逆境要好。所以说,现在创造的条件越丰富,机会就越多,他们就能更快得成材,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肯定可以出比我们那个时候多得多的人才。当然也有可能,物质条件太丰富了,不愁吃不愁穿,有的人就天天吃喝玩乐。但大多数人,我相信不是这样。我始终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这话没什么道理,过去我儿子小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生活条件太好了,长大了可能不如我有出息,但现在事实证明我错了,我的儿子比我强,到一定年龄该怎么选择他自己会知道的。你们这一代肯定比我们要强,否则社会怎么前进呢?你看古代的书也好,现代的书也好,好像老年人总是抱怨年轻人说“我们那个时候”如何如何,觉得自己比年轻一代强,但实际上年轻人肯定超过老一代。

蔡颖:那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劝告呢?

李良荣:现在诱惑太多了,每个人都有很多想法,目标不专一。当然,我从来不责怪这些年轻人,只是希望他们能有个比较集中的专一的想法。有句话叫做“咬定青山不放松”,一会来了个想法要做这个事情,一会又来了个想法要做那个事情,一天两、三个主意,这么一来,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再一个就是说,定下来的目标不可以随时改变,不能说哪里给钱多我就到哪里去,哪里活儿轻松我到哪里去。我觉得人真的要有一点理想,有一点志气,不能老是想,我能赚多少钱。钱是一定要赚的,否则你怎么活下去呢,但不要太近视,想得远一点,为自己设定一个可以实现的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们不要去空讲一些很大的理想,就是自己可以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我想做成一个什么事情,这么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样可以激励一个人,这是我想劝告年轻人的一些话。

蔡颖2003年4月2日谈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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