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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乃菱:用史学眼光探寻新闻
  2004年02月12日09:3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个人简介
周乃菱,1949年生于北京,成长于台湾,本科毕业于台湾国立大学政治系,拥有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及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文凭,曾在大学教授东亚历史。此后在Knight Ridder Newspapers U.S.A报业集团(4年)和路透社(14年)任记者,并出任路透社上海特派员,跟踪报道中国入世进程和国企改革问题。2000年8月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授财经新闻。2002年至今任《南华早报》驻京记者。

周乃菱:用史学眼光探寻新闻



对周乃菱老师的采访是在她的办公室进行的。因为周末不用上班,没有其他人在,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我们的采访。周老师穿着紫色的T恤衫,下边是牛仔裤、旅游鞋,轻松、随意而不失亲切。此前周老师就一再强调说我们是互相交流,因为大家都是同行。而在周老师微笑着和我们聊起家常的时候,她的淡定从容感染着我们。我们的谈话就从她的名字开始了。

生活中的美丽女性


胡雅娟:从第一次您在我的通讯录上写下联系方式的时候,我就对您名字比较感兴趣,感觉古色古香的。

周乃菱:是这样子,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经四十岁,而且我是他第一个小孩,所以他写了一首诗:“襁褓天真无限娇,流光焕彩映元宵。(因为我是元宵节第二天出生的,所以每听到人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我就觉得是为我写的。)然后两句是:菱花焕瑞休言晚,乃得明珠慰寂寥。”菱花就是白颜色的花,很纯洁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漫天的流星,元宵节嘛,都在放花。当时是把“乃菱”当作乳名,可是后来很多人都很喜欢,所以我上学也一直用这个名字。

但我的名字通常用繁体写,就是草字头的菱旁边还有三点水。以前在学校时有很多老师不认得这个字,每次点名时就把我的名字绕过去,然后就问哪些同学的名字没叫到啊?我就举手回答。其实他们是怕念错了不好意思。
胡雅娟:后来把三点水去掉了?

周乃菱:不,一直用三点水,好像因为我命中缺水,很有意思的。后来我到大陆,大陆没这个繁体字。大家就问我要草还是要水,要有水就不能有草,有草就不能有水。我说我属牛,属牛就又要吃草又要喝水的(笑)。

胡雅娟:但在简体字里水草不能兼并啊!

周乃菱:所以只能是菱角的菱,我想没水就算了。

胡雅娟:那您觉没觉得名字的变化真的给您带来了不同的运气呢?

问完这句话大家都笑了。

周乃菱:当然没有。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求学、做事基本上没受到过大的挫折,而且家庭生活也很美满。

胡雅娟:听说您丈夫是法国人。

周乃菱:是,但他汉语说的很好,是汉学家(笑)。以前在美国时因为我们两个小孩比较小,觉得应该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空间接触大自然,就住在郊区。所以我们等于是种地人一样,自己种菜,养蜜蜂。我先生和小孩都很会观鸟,我女儿还是个观鸟专家(笑)。另外因为我是学历史的,所以全家每到一处都尽量去挖掘一些地方史。

王永亮:就是地方志么?

周乃菱:是地方史,在美国没有太多的“志”,“志”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再就是对地方沿革比较感兴趣,我们住的那个县有个水渠向纽约供水,全家出动查资料,然后沿路实地考察,蛮有意思的。

胡雅娟:兴趣还真是广泛。

周乃菱:主要是因为小孩的关系,我们也是跟着小孩学习嘛!(笑)和我同时代的人相比,我真的是非常幸运,并不是谦虚,所以也就特别同情那些不如我这么幸运的人。我为什么那么幸运?唯一的法子就是对别人好一点。也许这就是我唯一能做到的了。(笑)

王永亮:投桃报李了。所以我见您第一面的时候感觉就是“静水流深”,而在以后的接触中感觉您在接人待物时也本着“一人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态度。

周乃菱:这样说您是太过奖了。我不过是一切事情以平常心去对待。其实记者应有执着的一面,就是一定要追根究底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也要知道我们是观众,因为运气非常好坐在戏台第一排的好位置,有条件把别人看不清楚的东西叙述下来,告诉他們。我们不过是旁观者而已,不是演员,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记者一旦把自己看得了不起,写东西就会有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孔夫子说的真对,他说“人之过也,好在为人师”。新闻记者要是总摆出“诲人敦敦〞的架势,那么读者不被吓跑,也被闷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态度谦逊一点的好。

胡雅娟:那么这也是您生活中的座右铭了?

周乃菱:提到座右铭我想主要还是诚实:对自己诚实,对别人诚实,以诚待人。我在台湾大学时有个老师,名叫广禄,生长在新疆。他说新疆的民族环境非常复杂,但是只要以诚待人,什么问题就都好解决。他给我的启发特别大。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文化语言各方面都不一样,可是只要以诚待人,迟早都会得到大家的认同的。

王永亮:就是说诚实还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是跨越国界的。您做记者20多年,您认为自己可以称得上比较成功吗?

周乃菱:“成功”这个词汇显然是受到国外话语的影响。翻译success(成功) 然后怎么样做个successful(成功的)的人,就是事业、地位、金钱、容貌混在一起称为“成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理解,从美国定义套来的。而我经常想到的是“功成身退”,一件事情做好了,摆摆手走了就是了。外面的名与利跟个人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非要把这两者挂在一起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讲白了就是你认为你是不是很聪明、事业成就,已经赚够了钱呢?所谓成功是不是也应意味着要有一种满足感?

胡雅娟:也就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

周乃菱:对。我还是觉得对这些外在的评价最好是保持相对的距离。也许是我做记者时间很长的原因,对自己做的事情我也常常保持距离地看一下。所以很多事情不要觉得做好了就是成功,做不好就是失败,不该那么看的。患得患失是很痛苦的。


(正在这时,周老师的先生从外面进来)

周乃菱:嗨,老魏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两个朋友。(转向我们)我经常叫他老魏的。

职场里的智慧女性


胡雅娟:从您的学习经历来看是和新闻不沾边的,当时怎么选择做记者的?

周乃菱: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一个朋友当时在奈德瑞特报业集团的一家报社工作,我刚从华盛顿搬到纽约,在哥伦比亚读博士后,同时在想办法找事。他说报社正在招人,我可以去应征,但要经过笔试。我说我不懂新闻。但他说单位也许可以看出你的其他能力或潜力。结果就被录取了。而我又是好奇心强的人,刚搬到纽约,我想当记者也可以到处跑跑。这样就做了四年。后来路透社把我挖过去,那的领导说我在很多国家住过,在他们国际社里更容易发挥我的能力。

王永亮:您当时怎么选择做财经记者的?

周乃菱:那时我两个小孩都很小,我自愿选择财经主要是因为只市场开盘、收盘时间上下班,照顾家里比较方便。而我做记者时往往正好赶上当时正在发生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两伊战争时我在写石油与能源问题,1987年股灾时我在写华尔街特别报道,工作中昼夜不分的时候是海湾战争,做外汇时是英镑退出欧洲货币市场,索罗斯一下赚了大钱的那次。1995年左右开始追踪新兴市场与国际货币基金,开始是墨西哥的金融风暴,后来又赶上亚洲金融风暴。

胡雅娟:所有的大事都赶上了。

周乃菱:所以对我说来最平静的两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为调来国内做事我一共申请了六七次才真正成功。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公司觉得我有台湾的背景,可能有问题。1998年时他们觉得中国的确是开放了,尤其台湾人在大陆的那么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觉得北京还是太敏感,就把我派到上海去。我申请到国内签证的时候是五月间吧,我们编辑说九月间能去成就不错了,审批一定会很困难。所以我整个夏天到哪里去度假都安排好了。结果大概礼拜三或四送上去,下个星期一就批下来了。从没有批的这么快的!而且我在国内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任何的干扰。所以这一点当时路透社的顾虑实在是非常多余。

胡雅娟:离开路透社后您又到香港大学做教授?

周乃菱:对,教了两年书。后来有个机会到《南华早报》,叫我回来当记者我欣然同意,能来北京工作是我的一个宿愿,因为我是在北京出生的。

王永亮:您觉得这个机会把握得很好,是吧?

周乃菱:我当然是一点都不后悔。在上海过的很平静,但我有时就想在北京这两年不可能还那样。应该有事可做的。

胡雅娟:那么这次的美伊冲突又可以大展身手了。

周乃菱:这个时候我认为也是中国的国际形象转型的一个阶段。比如我们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有非常大的权力,另外现在经贸的发展在东西接轨的过程中对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很关注我们中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比如朝核问题,伊拉克问题,各国元首都到中国来,至少说明北京在国际地位上非常重要。有关朝鲜问题美国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你要管管你这个小弟弟,管好的话朝鲜听你们的,你应该制裁一下啊”。当然中国不能按照美国的意思去做。在很多方面中国采取的立场、讲的话都能引起世界的关注。关于朝鲜问题我几个月的采访就感触很深。北朝鲜要放话就得在北京通过他们驻华大使馆,在其他地方就不合适。参加记者招待会时我就特别同情他们,感到一个国家如果失去话语权,人家说你是邪恶轴心,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话语权很重要。现在我就寄望于我们这些领导人能够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风云中拿出智慧,能够真正把握好这个机会,能够把中国这个大国形象表现出来。
胡雅娟:我们在这场冲突中的表现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周乃菱:对。

王永亮:您以前没做过战地记者,但您做过很多战争报道。您对这些战争理解吗?或者是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我就听说过 “战争,让女人走开!” 的说法。很多人认为除了性别原因而导致体力不胜外,还有女人根本不理解战争。

周乃菱:以前的战地记者没有女性,因为打仗的都是男的,女性去了很不方便,有很多实际的限制。另外一点就是女性看问题的观点和男性不一样。我们经常不在他们的圈子里,通常和他们有着相当的距离。就是因为这种距离我们总会有一种边缘人的心态。对事情的看法上总是觉得我们是另类。

胡雅娟:对,尤其是我们对战争的理解上不一样。

周乃菱:因为女性好战的少。现在战地记者常在彼此之间挖新闻,所以一个女性记者和男性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女性偏于反战,关键时刻需要鼓舞士气时和他们的论调不协调。大家认为女性比较听话,可事实上是最不听话的。这就是因为有距离的关系,所以有批判性。

胡雅娟:所以就不愿意让女性参加战争。

周乃菱:这几年有相当大的变化。比如这次美伊战争凤凰卫视的rose的表现就让人非常佩服,恐怕以后没人再敢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了。另外从阿富汗到伊拉克战争,漂亮的电视女记者很出风头。这是一种商业的考虑,为了吸引观众。这也显示出电视媒体在娱乐与新闻界限上的模糊。当然其中不乏才貌双全的优秀女记者。

胡雅娟:那么在记者圈里,女性有时候是作为中性存在的。您有没有把自己就当成女性或当成某种角色?

周乃菱:在美国经常有这些讨论,认为女性第一呢还是记者第一?同样是亚洲人第一呢还是记者第一?我以前很少采访华人社区的新闻,因为路透社是国际性的,从职业角度来说不能够站在同胞的立场写新闻。女性作为一个记者没有人质疑你的职业训练,因为有些表现得相当优秀。比如说合众国际社的Helen Thomas,这么多年来是白宫的首席记者,开发布会第一个提问题、也是让她第一个提问题的。美国不少大媒体的女记者也很有分量。所以说女性进入这个行业是不存在壁垒的。但也有些主编对新进的女记者有偏见“不让这些女记者做某些事的话,就说歧视女性;而让她们做她们又说我是女性我不能做”。所以不能两边投机,而应该决定好了,如果能做,好,那就去做;如果觉得是女性不能做就不要去做。不能有时这样有时那样,应该认识的很清楚。

胡雅娟:总体上来说您还是比较喜欢记者这个职业的?

周乃菱:对。我觉得这对我说是非常理想的职业。作为记者是做到老学到老的,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职业。

王永亮:那么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对于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和路透社的记者,您觉得他们在职业道德和其他方面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是您对大陆的媒体记者有什么看法?

周乃菱:对大陆媒体我觉得不能过多的苛责,因为的确有许多体制上的限制。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对业内同仁非常佩服的。我以前也和许多新华社的记者来往,他们有理想,在职业的训练上也不亚于国外,这就表示在以后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胡雅娟:那么在国际接轨方面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差距?

周乃菱:所谓国际接轨应该怎么样看,对很多人而說就是要完全向美国标准看齐。但我常常觉得美国是世界上的一个例外,而不是一个典型。它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感,要将“福音”传给全世界,造福全世界,要替天行道。美国人性格的形成和其建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常常讲的“第四种权利”在欧洲是贵族、僧侣和平民之外的一种权利,到了美国就变成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新闻的一种监督权利。很多新闻理念都是在美国建国过程中产生的,现在要让世界都认同,这基本不符合各地的文化发展原则。我在路透社做过记者,他们很多的思维方式和运作方式和美国的并不一样,并不觉得非要和美国一样才是接轨。美国模式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标准。而且两者相比的话,到现在我还是比较欣赏路透社,比较喜欢英国式对新闻的理解和一些价值观念。可以把路透社和美联社的稿子放在一起看一下,路透社偏于低调的处理重大事件,一种理念就是越有深度就越要说得简单,而不是讲得轰轰烈烈才能传神。不过现在很多路透社的记者都是美国人,因为工资比美联社的高,从美联社过来的很多,差别就没有那么明显了(笑)。英国式的幽默有时把鸡毛蒜皮的事故意讲的轰轰烈烈,用对比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是在讽刺。在英美之间也会有一些像兄弟间的友谊性的争论。多半是英国人挑战美国人。另外英国人有一种自我调侃的胸怀,他们常说“我们素质不高啊”之类的话。可美国人却不拿自己开玩笑的。所以这些年在路透社,对美国的许多价值观念我觉得没有完全认同的必要,而且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参考其他的一些所谓已经和世界接轨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就可看出各有各的特色。

王永亮:我们所说的和世界接轨还有就是指中国的声音在世界上不是那么响亮,并且国家形象被“妖魔化”。那么在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媒体应该怎样去做,才能让世界更了解中国?

周乃菱:现在看就存在一个话语的霸权的问题。美国的话语霸权有好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国力,是超级大国就有话语霸权。另外就是英文,现在英文是国际语言。

胡雅娟:世界通用语。

周乃菱:对。现在除了美国,算经济实力的话第二大的是日本。可日本是否有机会把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意思介绍给全世界?没有。因为日本的媒体在全世界上影响力是很小的。然后说法国,觉得自己是文化精英,而且现在法语系的国家也不少,可是法国也无力左右世界对它的看法。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也这么多,西班牙语能给墨西哥或委内瑞拉制造一个形象吗?德国那么多精英办报、办杂志,德国的影响是不是从媒体上得来的?也不见得。所以你就会说他们因为受到语言上的限制。那么好,印度使用英文,但我们对印度的观点呢?所以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的话语权,因素很多。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能成功的先决条件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华人的群体非常大,而且占据世界各地,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话语基础。所以如果在这个圈子里建立起权威就可以影响到整个世界,那是没的说的!而且可以用中文来表达,没必要非用英文不可。我们本身有这么多人,人才济济啊!这些都加起来我们的实力是非常庞大的。

胡雅娟:其实问题就在这儿,有很大的华人圈、都懂汉语,但就是对于中文报纸或电台、电视台的节目的关注少一些。

周乃菱:我认为在华人圈里,要树立一个权威,一个形象,文化底蕴很重要。中国如果想和世界接轨,首先就要在华人的媒体圈里树立自己的权威,我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如果自己人都不看好的话,更不要想外国人对我们形象认同了。

王永亮:按您的理解,要想树立权威的话,质量是第一位的了?

周乃菱:有很多,但基本上至少一定要诚实。我每次一听到大家讲要报道truth--真实的东西,全身就有点不太舒服。因为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认为诚实这一点很重要,是做得到的。

胡雅娟:就是可信。

周乃菱:对。记者应该在正确方面做好,然后努力把作品提炼到对受众有所触动,这就涉及到对文化的掌握了。

胡雅娟:您对国内外的新闻教育有什么看法?

周乃菱:在美国新闻院校理念都弄得很高,总是在讲怎么为民请命,可实际生活中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一些学生进入媒体后都对这个行业很失望。除了像“美国之音”(吃皇粮的了)或少数不计得失的刊物,很多媒体事实上都是经济利益放在头一位。美国的学生出来先唱一大堆高调,然后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失落感,有时就像钟摆一样从一个极端到了另一个极端,抛弃了所有的理念。可是现实应该在两者之间的。

胡雅娟:按道理说美国的学生应该自己也去了解。

周乃菱:但在美国是这样,新闻院校出来的学生真正从事新闻工作的并不比非新闻系出身的占优势。我们有几个编辑就坚决不用新闻系的,说他们眼高手低,只会讲大道理,本事平常。其实学校应该渐进地告诉学生,新闻单位是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而不应该是超出社会的。所谓的“第四种权利”到底还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的,并不能真正超脱。在中国学生就比较了解这些制约因素,从新闻院校毕业后去做记者会比国外的学生适应性好很多,就是因为当初就没有很虚幻的情结,知道新闻自由会有多方面的限制。

王永亮:这方面我觉得大陆的学生对社会现状、就业压力以及进入社会后该怎样去适应都还有比较现实的看法。

周乃菱:是呀。所以不能说我们中国有多少不对的,反而在很多方面都是比国外要好一些的。

胡雅娟:您觉得中国的新闻教育有没有其他方面的缺陷?

周乃菱:大家一提到这个问题时总是说体制方面,就像是一块地毯上面有很多脏东西,把地毯一拉,脏东西都扫在地毯下面。所以体制就变成一个大地毯了,什么东西不能解决就说“哎,体制的问题”。其实也不少是思维观念的问题的。

胡雅娟:您对好记者这个词怎么理解?

周乃菱: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很多东西也只是从一种生活体验来说。我整理了一下,可能还不是很全面。记者没有一个固定评价的, 也就是称职吧,我是这样理解。当然称职并不意味杰出。我们的一位老编辑说一个好记者应该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懂一点,而且样样要做的话也可以做得好。所以我想我们最好是找一个底线。我觉得第一点应该是建立在报道的正确上。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往上一层,我认为是应该表达得很清楚,不要让人看了两遍后还不知所云。再往上一个层面就是能把比较复杂一点的新闻的来龙去脉理順。因为新闻就是一连串事情发生后的一点事情,所以多半有一些远因与近因错综复杂的关系要交代清楚。记者是个观察者,要观察到位。我觉得这很重要。训练有素的记者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行家看行情,外行看热闹”,但记者不能只看热闹。尤其在事件发展中应该能看出哪些是转折点,会有怎样的趋势。

常听说记者要做很深入的分析,不做分析的话就不是个好记者,我本身我并不非常赞同。分析可以在叙述中体现,而不应做得一板一眼,因为新闻是个大众媒体,不是小众媒体,不是精英的产物,写得越精英越没人看,大众媒体一定要有亲和力。总是高屋建瓴讲大道理,爱听的人少。本领大的记者就是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中间取得一个相当的平衡。一般的行家看了觉得你不太外行,不是行家看了觉得满有看头的,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就是功力是最大的,是我最推崇的。


在路上的寻找者


胡雅娟:在您的一生中有什么让您比较震动或是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周乃菱:我第一次来北京来到时候,经过崇文门、宣武门一看到这些名字我就非常激动!何等雄伟、庄严、深远、亲切!这是由语言文字上传达的震撼!我想只有在华人文化圈生长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很难能用文字形容出来灵魂深处的那种触动。所以我就总是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这种体会?我很想揭开这个谜底,看源泉到底在哪里。我十几年来一直希望能寻求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解答。

王永亮:您是一位注重聆听自己内心世界的人!

周乃菱:这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其中很能描述我的一番经历,他说我们一生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能表述我第一个阶段,从台湾到美国念书,然后到欧洲,回到美国,真是“望尽天涯路”的。第二个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在美国做事的一段时间,在寻找一个自己。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也就是我到上海去到现在这个阶段,“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以我现在还是在“众里寻她千百度”这个阶段。希望有一天能真正寻找到,就像有一把钥匙,找到后能打开我的记忆之门,看一看里面。有时候我巴不得一早起来就开始我这一天的寻找工作,而且我是随缘式的寻找。无论是在冠盖云集处,还是和农民兄弟谈话,在任何地方,我总希望灵光闪现,英文叫epiphany,就像禅宗的“顿悟”。所以这五年来一直在到处寻找,而且我也相信一定是可以找到的。

胡雅娟:真的希望您能早日找到。

周乃菱:在大陆对我来说是个最好的机会。我特别喜欢去看一些对我们中国人有特别意义的地方,可是外人却不理解。我老伴一辈子学汉学,就不了解有些东西怎么我们中国人就那么着迷。举几个例子:比如去阳关,去丝路,从甘肃经河西走廊往西走,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跑到阳关去看一看。

胡雅娟: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周乃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啦。不管是香港来的,台湾来的,一提到阳关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境界,一种文化上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阳关,尽管不就一个小土堆嘛!我就在这些地方有一种特别深刻的感受。还有比如到了浙江绍兴,到了沈园就想到“钗头凤”的事情。

记者:就是说您虽然在国外生活那么多年,但其实在骨子里面或是思想里面,还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非常有感触的。

周乃菱:是的。非常有感触。像寒山寺,我这个老外(指她先生)就搞不懂,说不就是一个小破庙,你们怎么把它看的那么重要?我们当然感到重要了!

王永亮:有诗为证: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周乃菱:对。所以在这些地方我就有一种特别感触,总在想也许就在这里我就能找到这把钥匙,开启我的记忆之门,到另外一个境界里。我记得在上海有一天早上收音机报道说卢湾区某个地方挖电缆的时候,发现一个窖藏,一听到后我突然间就觉得那铲子“叮”的一声把记忆之门打开了一点点缝。可以看一眼尘封的岁月。有时候就是这么小小的地方,像是一个窗口,窗后別有洞天。

胡雅娟:您是不是觉得那是种很空灵的境界?

周乃菱:我感觉就是一种尘封的东西。我记不清是谁说的了,他说神秘感是一种很稀有的东西,我们要多多保护。所以我对现在这种大规模的发掘文物不是很赞同,像秦始皇陵,武则天的乾陵,最好我们不要挖,还是为后代保留一种珍貴的神秘感。当然有些地方出土文物,比如楚简、各式各样的青铜器,让我们对以前的历史有新的看法,修正多年的谬误,叫以物证史了。一个民族对自我的定义常是来自他对老祖宗遗产的态度与认识的。 

胡雅娟:您能对您以前的这段生活做个小结吗?

周乃菱:我就是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还是一个寻找者。

王永亮:寻找失去的钥匙,开启记忆之门!

周乃菱:所以我还在寻找的过程之中。也许现在还是积累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这把钥匙,终于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话,我也许真的可以坐下来写点东西了。
                                                                         
胡雅娟 王永亮  2003年3月5日谈于友谊宾馆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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