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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骏德:布衣教授
  2004年02月12日09:3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故事:我曾经在余家宏老师的指导下写过一篇论文,文章发表后得到的稿费有八十多元,而当时物价低,我一个月的饭费不过十二元,这笔稿费对我可不是小数目。拿到稿费后我坚持余老师一半我一半,但余老师坚决不要,推让了三四次之后我说要是余老师您不收下,那我也就不要了,余老师这才勉强收下。可谁知道隔了一个礼拜余老师竟然买了六十多元钱的书送给我。

观察:作为一个新闻学的教师,你应该专注于你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有新闻实践的经历,这样,把你研究的心得、实践的体会融入到教学中,才能更有成效的促进教学工作。如果你对实际的新闻工作都不了解,那么给学生上课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且不利于你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建言:我们国内现在的跨地区、跨媒体的发展,实际上还只是在做大,真正要做强,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在资本运作上。媒体要资本扩张,但光靠本媒体自己的资本,那是不够的,要能够吸纳民间资本,提高资本运作的效率,这样才能做强。

论点:在学校里你要心甘情愿的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要吃得起清苦。

个人简介:
张骏德,1942年3月生,上海嘉定人。1964年7月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五年制)毕业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开设课程有:《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评论》、《广播电视概论》、《电视采访》、《广播电视新闻写作》、《新闻业务研究》(硕士生课)、《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博士生课,合开)、《广播电视专题研究》(博士生硕士生课)等。曾任新闻系采访写作教研室副主任、广播电视专业主任等职。目前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学术委员、学位委员等职;是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定委员会论文审定组成员。个人专著与合著的出版书籍19本,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个人专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被上海市教委评为1997年度市高校优秀教材;学术论文《论采访中的心理感应规律》、《论广播电视业的法制化管理》分获第七届、第九届 《中国新闻奖》论文二等奖。

张骏德:布衣教授


跟张骏德老师交谈是件很愉快的事,虽然那天张老师身体有些不适,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采访。就在张老师的办公室,我们不知不觉就聊了有两个小时。张老师很和气,也很健谈,采访很自然地就展开了。

“像杨宗保一样,是个开路先锋,总是为自己和别的同学抢位子。”


李松涛:张老师,听说您小时候上学,每天要来回走十几里路。

张骏德:是的。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求学道路是很艰难的。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每天来回要走六公里,上高中的时候每天则要走十六公里。那时候,每天早上六点就要起床,放学回家之后还要割草养兔,到了晚上,则是在油灯下看书做作业。没办法,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李松涛:可您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

张骏德:那是因为我一直都比较用功。我可以说是一个全勤生,说了你可能都不相信,在我求学的这些年中,从来没有缺过一节课。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我都是准时上学,从不敢偷懒。
记得在初三期末考物理的时候,我发高烧,体温都到了40度,浑身乏力,头疼得像要炸了一样,但为了不影响升学,我还是坚持要考试,向老师要了一杯凉水,坚持着考完。

李松涛:据说在您初三的时候,曾一度想放弃读高中,而去念技校以便早些工作,是这样吗?

张骏德:是这样。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祖辈务农,生活很贫困。我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靠种地来维持整个家庭,很不容易。所以在读书到初三的时候,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但我就不再想去考高中了,想去读技校,这样就能早点出来工作,好补贴家用,从而减轻父母的负担,让弟弟妹妹们继续念书。这个想法后来让我的初中校长知道了,他为此特地跑到我家,鼓励我继续读高中,然后考大学,“靠知识摆脱贫困”。.最终做通了我和我父亲的思想工作,这样,我才得以继续读书。

李松涛:发放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好像还出了点波折?

张骏德:家里很穷,为了节省一点开支,我一直都是走读。高考那年,遇到了大旱,家乡的抽水机很少,主要是靠人工抗旱。在高考前停课复习的那段时间,每天夜里和清晨,我都和爸爸、姐姐一起踏水车,来给地里浇水,小腿和脚板都肿得很厉害,非常辛苦。尽管我平时成绩一直都很好,但因为在高考前没有集中所有精力复习,所以我很担心考不上大学。偏偏在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又出了意外。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里有一个人和我同名同姓,邮递员就把我的通知书送到了他家里。我当时看到别的同学都先后接到了通知书,以为自己没考上,心里很沮丧。就在心急如焚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通知书,还向我道了歉,这时,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

李松涛:您是1959年考的大学,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新闻专业呢?

张骏德:实际上我高中的时候数学也不错的,还当过数学课代表。纯粹是校长和语文老师的影响,我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老师,他们的古文底子都是很好的,我当时比较喜欢写作,他们(老师)认为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古文也可以,要是去搞数理化不是可惜了吗?我的父母倒是希望我将来能当工程师,认为要靠技术吃饭。但老师的引导很重要,当时的老师都喜欢搞宣传,校长就说当新闻记者好,我当时还不懂事,也不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就听校长、听老师的,被这么一鼓动,就报了新闻专业。

李松涛:读大学的那几年,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骏德:应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感觉到知识的丰富,而自己的底子太差。我跟别的从城市来的同学,还有调干生不一样。读大学之前我从来没到过上海,一直是在嘉定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见识。因为家里穷,所以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我几乎没看过什么课外参考书,家里也没有报纸,只能在学校看到一些报纸,跟书香门第出来的同学是根本没有办法比的。          一到复旦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很浅薄,而知识就像海洋一样。所以,大学的几年,我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
当时的复旦,你知道对学生来说,最紧张的是什么?是图书馆的座位(特别是晚自修)。为了抢个位子,很多同学把食堂当战场,速战速决,饭碗一放就立即奔向图书馆。就是这样也不一定能抢到座位。我当时就是这样,很快在食堂吃点东西就马上往图书馆跑,就是为了能有个座位,能看书学习。后来我的同学都说,我当年就像杨宗保一样,是个开路先锋,总是为自己和别的同学抢位子。
寒暑假的时候,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回家过假期,而我除了把一半时间用来回家干些农活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之外,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度过的。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可学校的氛围很好,学生用功读书,老师刻苦做学问。
我当时想法也很简单,就想多看看书,多学习,把基础打好。我给自己定了个时间表,早上五点钟就起床,跑步锻炼身体,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学习,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李松涛:听说大学的时候您还是班里的劳动委员。

张骏德:是的(笑)。刚进校的时候,因为我是当体育委员还是劳动委员,还曾引起过争论呢。因为我体育也好,劳动也好,结果后来还是当了劳动委员。因为城市来的同学都不会劳动。当时大学有个口号,叫“知识分子劳动化,工农群众知识化”,强调社会主义的大学应当培养普通劳动者。毛主席强调,工农兵要当科学技术的主人,所以我们当时的劳动很多,要到郊区劳动,到上钢五厂劳动,到码头搬运东西。到码头搬运东西,女同学都不行,男同学也一大半都不行,要扛两百斤的米包在跳板上通过,你想想看,平时在平地上扛两百斤的东西都很难,就更不要说在跳板上了。我在农村长大,从小什么苦都吃过,这些活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就这样,我先是当了不到两个月的体育委员,然后就换成了劳动委员。

李松涛:那您觉得那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张骏德: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位老师。一位是余家宏老师,余老师是我进大学后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我大学毕业留校搞了两个月的科研,就是跟着余老师,他在新闻理论研究上对我影响最大。另一位是丁淦林老师,丁老师在新闻史学研究上对我影响最大。我毕业论文写就是《邹韬奋与生活周刊》,导师就是丁老师。还有一位就是叶春华老师,他在新闻业务研究上对我的影响最大。叶老师比我大十几岁,但看起来很年轻。他跟我关系非常好,我俩在一起不像是师生,倒像是哥俩,亲密得不得了,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从师德上说,这三位老师都无可挑剔。我曾经在余家宏老师的指导下写过一篇论文,文章发表后得到的稿费有八十多元,而当时物价低,我一个月的饭费不过十二元,这笔稿费对我可不是小数目。拿到稿费后我坚持余老师一半我一半,但余老师坚决不要,推让了三四次之后我说要是余老师您不收下,那我也就不要了,余老师这才勉强收下。可谁知道隔了一个礼拜余老师竟然买了六十多元钱的书送给我,他知道我家里穷,买不起书,总是到图书馆借书看,所以送了我很多书。收下四十元钱,却又买了六十多元钱的书给我,这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叶老师也是这样,对我很关心。我上大学之前还不会骑自行车,上大学后为了采访方便,叶老师手把手地教我骑自行车。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摔到,当时叶老师就在旁边,车子倒下来的时候车把钩住了叶老师的衣服,把他的的确良中山装撕开了很长一个口子。我当时就吓坏了,一件的确良衣服在当时是要几十块钱的,我哪有那么多钱?结果叶老师连忙摆手说没有关系,还一再安慰我说补一补,使用价值不变。
还有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叶老师是教我们编辑的,教我们怎么校对,怎么改错误,要特别注意什么问题。后来就带我们到《解放日报》去做实习校对,我仔细地把版面的错别字啊、错误的标点符号啊都挑了出来,自认为差不多了,结果叶老师拿来一下就指出大标题就有错误,很严厉地批评我粗枝大叶,注意力不集中。我当时就涨红了脸,也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做学问一定要谦虚再谦虚,踏实再踏实,认真再认真,严格再严格,来不得半点差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就因为版面校对不仔细出过事,很不严肃。当时有条消息说美国在中国要设大使馆,结果版面上却出来“美国要在中国设大便馆”,本应是“xxx万寿无疆”的却变成了“xxx无寿万疆”。正像很多老师讲的,新闻工作中,技术问题都是大事,技术都有政治影响。叶老师功底很深厚,很严格,很严谨,这对我以后做研究、教书,都影响很大。
丁老师也是这样,你看他的新闻史研究,资料非常翔实,观点非常新颖,有自己的见解,对我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假设我当时去了部队,也说不定就是‘林彪路线’”


李松涛:大学毕业的时候,您对自己的未来是怎么设计的?是想去做一名新闻工作者,还是想做一名老师?

张骏德:不想当老师。我倒不是不尊重老师,大学的确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我觉得自己从贫困的农村,从贫困的家庭出来,知识功底太差。我是越看书越害怕,知识就像浩瀚的海洋,我看了这么几年,也才只看到了这么一个小角,越看心里越发慌,真的。我自己给自己估价,我觉得我能够吃苦耐劳,能够当个好记者,到贫困地区当个好记者,要我当老师呢,我的功底太差,肯定不行。我是向往当老师,但不敢当老师,这是说心里话。另外呢,我很想到部队,想到军队报纸去,想走军事记者的道路。特别像刘白羽啊、魏巍啊,他们都是部队里的记者,后来都成了作家,我当时就很崇拜这样的记者。我把自己的想法同负责毕业分配的老师讲了,我想我身体条件也好,家庭条件也好(贫下中农),而且我能吃苦耐劳,应该能分配到军队去。
谁知道结果宣布出来让我留校,我当时就发了牢骚,虽然填志愿的时候填的都是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但这个结果我还是有些接受不了。我这么一闹情绪,结果还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扣了半个月工资我很心痛(笑),因为家里负担很重,这是题外话了。
我很想到艰苦的环境里去锻炼。我看到我的同学有的支援西北去了,有的到部队去了,有的到新华社,有的到《人民日报》,最近的也到了《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只有我留在这里。别人接到毕业分配通知后都兴高采烈的打了背包走了,只有我在那里发呆,发呆了有三天,很多老师,包括党支部书记都来开导我。到第四天,我想通了,反正工资也扣了,还是到图书馆去看看,清醒清醒。就这样,从毕业留校一直到现在。
后来余家宏老师来找我,要我帮他搞科研。那个调查任务蛮重的,是对新闻学理论的梳理,要查很多资料,要帮他编讲义。两个月之后,科研还没有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丁淦林老师是“四清”队的队长,我是他的秘书(笑),到奉贤去搞“四清”(“四清”是指由城里派工作队到农村去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四清”还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谓的工人阶级宣传队进驻复旦,进驻我们新闻系的是当时柴油机厂的那些打手。他们一进来就把很多老师打在地上,有些老师的鼻梁骨都被打断,流了很多血,我就很看不惯,我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还贴了个大字报,叶春华老师也跟着我在大字报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样做实际是闯了祸,我被批斗了一个礼拜,叶老师则被关了一百天,把叶老师害苦了。
后来让我到崇明岛的农场改造,到1974年,认为我改造的差不多了,取得了教师资格,才让我回来继续教书。所以真正当老师,还是从1974年开始。

李松涛:“文革”结束后,您又去了湖南,支援湘潭大学,给新闻班的学生上课,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张骏德:1976年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成为新的国家主席,他到上海的时候就要求上海支援湖南高等教育14个老师。当时选了八个专业,新闻专业只有我一个。就这样,1977年春节刚过,我就被派到了湘潭大学。
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在这之前我还只是个助教,只教过一段时间的新闻采访写作课,而这次新闻专业的所有课程我都要教。怎么办呢?只能多带些书去,以供随时学习。我当时就带了75公斤的书,我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小的“图书馆”。这些书装了两大木箱,托运的时候还出了点问题。当时铁路托运处的以为我是投机倒把的贩子,他根本不相信我的箱子里装的都是书。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有一个观念,认为是读书无用。托运处的怎么都不相信一个人出差还会带两大箱子的书,他认为一定是违禁的物品,非要把箱子撬开来检查。我再三解释也没有用,也很生气,但也只能让他们检查,好在弄清楚了之后,他们还是很诚恳地向我道了歉,并把那些书重新整理好,办了托运。
在湘潭大学我呆了两年的时间。1977到1978年这两年当中,除了两个暑假我回来了一段时间外,其他的时间我都是在那里备课、上课。当时在湘潭大学,物质供应很差,我第一个学期整整有三个月,炒菜都没有油,更别说吃上肉了,只能吃当地腌制的菜,又咸又辣,很不习惯。
当时学生总共有25个,业务教师只有我一个,那两年我总共开了五门课。记得在教《新闻摄影》课的时候,因为当时条件差,没有暗房,我还发明了用水缸来冲洗胶卷的办法。找个大的水缸,事先把药水泡好,定好时间,让学生看着,没想到,冲洗的效果还真不错。后来我们还办了个摄影展。
在湖南的这两年,对我来说就是校外练兵,对我讲课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虽然苦是苦了些,但我从中获益也不少,对我后来的讲课、科研都有帮助。

李松涛:如果从1974年算起,您至今已经教书近三十年了,那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对当年做老师的这个选择还后悔吗?

张骏德:不后悔。很多事情都不好说,假设我当时去了部队,也说不定就是“林彪路线”(笑)。
青年人往往很理想化,把每种职业都神圣化,其实每种岗位都有它有难度的地方,同时也都有它舒服的地方。当老师虽然清苦一些,但可以有两个固定的假期,假期里你可以很好的休整一下,也是其乐无穷的。在学校里你要心甘情愿的坐冷板凳,要耐得住寂寞,要吃得起清苦。你要面壁十年,甚至三十年,要看很多的书,我的眼睛就是到1974年才看坏的。这个做学问的过程是很苦的,但只要你认真踏实,总还是能出一些成果的,这就会让你很欣慰。还有,当老师的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学业有成,那更是高兴。做老师就是这样,精神上获得的满足可能是别的职业无法得到的。

“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去开拓,看起来好像是吃亏了,但实际上最容易创新。”


李松涛:我记得早在1986年,您就和刘海贵老师(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合写了一本《新闻心理学》,这是国内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的著作,当时怎么会想到做这方面的研究?

张骏德:实际上从1980年开始我就研究心理学的东西了。我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和采访对象的心理感应最丰富。因为采访对象的个性心理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经历、文化背景不一样,性格爱好不一样,所以一百个采访对象就有一百种情况,大致分类的话可以分成这么几种:满腔热情接待你的,不卑不亢以礼相待的,还有就是抵触的,甚至给你吃闭门羹的。从心理状态来讲,记者都是突然闯入采访对象生活的因素,是对采访对象的一种干扰源,或多或少都会干扰采访对象的原始心理状态,而这正是我们当时的研究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就想那记者应该怎么应对不同的情况,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我认为成功的采访其实很好讲,就是优秀的记者加理想的采访对象。从心理学上讲这就是心灵感应。一次成功的采访,记者和采访对象是心心相映的,就像是知己,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让采访对象感觉到跟你谈话没有对等感,别别扭扭的,那采访肯定是失败的。如果不懂得这个规律,那采访将会是一塌糊涂。记得1998年有一则民航客机在虹桥机场迫降的新闻,很轰动,这则独家新闻是怎么得到的呢?这是东方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出差回来,发现虹桥机场戒备森严,觉得可能出了什么事,就马上打电话给当时的副台长陈梁,陈梁迅速跟机场联系。问的第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是不懂采访的人,肯定会问“听说你们机场现在很紧张,有什么事没有?”那机场肯定会回答“有点小事,无可奉告”。陈梁就问的好,“现在你们机场的事故处理的怎么样了?”对方一愣,还以为是领导已经跟东方电视台透露了消息,于是就放松了警惕,把事故的原因、现状都讲了出来。这就是一个掌握了采访心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记者最难的,就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第一个问题该怎么提,一定要摸准对方的心理,切中要害。

李松涛:您是在1989年开始做新闻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的主任的,当时国内对广电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而您在这之前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关于报纸的,那你当时觉得压力大吗?

张骏德:压力很大。1989年之前我还是在采访写作教研室,后来把我调到广电专业做主任,压力的确很大。当时有很多朋友就劝我,说你采访写作的研究都已经很有成果了,这样一直做下去不是挺好的,为什么要到广播电视这样一个新兴的专业去折腾呢。说实在话,我也有过这样的顾虑,但一来学院需要我在这个专业开拓,二来我也想换个新的研究领域,也许更能激励我创新,也许更有利于我出成果。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表面上看你放弃了传统的东西,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去开拓,看起来好像是吃亏了,但实际上最容易创新。能把广播电视新闻学这个研究撑起来,不是很好吗?所以就硬着头皮来到了广电专业,一直做主任到去年(2002年),也陆续出了一些论文,出了一些教材,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的成果。如果当时继续留在采访写作的研究上,很有可能不会出多少成果。

李松涛:张老师,您好像也参与过不少电视台的节目制作。

张骏德:参与过一些。1993年我拍过一个专题片,是内部片。1994、1995两年跟张国良老师合作,给日本NHK拍了两个专题片,是反应青少年成才问题的,反响还不错。1996年年底开始做东方电视台《东方110》节目的策划,做了四年,挂名一直到2002年1月份。

李松涛:那您认为参与媒体具体的节目制作对您的教学是不是也有促进作用呢?

张骏德:有,有,很有帮助。我个人认为,实践、科研、教学应该三者相结合。新闻学的教育、新闻学的研究、新闻学的实践,这三者应该结合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培养的是研究型的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的策划者,或者媒体的管理者。作为一个新闻学的教师,你应该专注于你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有新闻实践的经历,这样,把你研究的心得、实践的体会融入到教学中,才能更有成效的促进教学工作。如果你对实际的新闻工作都不了解,那么给学生上课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且不利于你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李松涛: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有些同学往往更多的侧重了实践,不太在乎课堂的学习,您觉得应该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

张骏德:对新闻专业的同学来说,实践的确很重要,也是在校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绝不能顾此失彼,不能说就可以不上课。课堂上老师讲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都是前人研究、经验的一个总结,掌握领会了,可以让你在实践中少走不少弯路。很多课程初听好像很枯燥,没什么意思,但耐着性子听下去你会觉得很有用,就像我当时学哲学,开始的时候总觉得太枯燥,但认真学下去,发现真的是很有用。现在我们有些学生太急功近利,总想听一次课就能开窍,世界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要求老师每堂课都有新意,都有创新,那怎么可能?所以,同学们还是不要太浮躁,要静下来,利用好课堂的学习,学好了再去实践,不是更有成效?大学的学习时间是宝贵的,等以后毕业工作了,可能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念书学习了,要把握好这几年。

李松涛:我国现在已经入世了,面对国外媒体的挑战,您觉得我们国内广播电视业应该怎么做?

张骏德:我觉得媒体不光要做大,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强。要把媒体做大很容易,把几家媒体合在一起就能变大,几只小船拼起来,那也是舰队(笑)。但这样的大有什么用?这样的大是假的。做大是容易的,做强才是难点所在,要讲究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这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国家有两千多个台,这两千多个台的效益加起来还比不上世界前十名中的任何一家。
我们国内现在的跨地区、跨媒体的发展,实际上还只是在做大,真正要做强,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在资本运作上。媒体要资本扩张,但光靠本媒体自己的资本,那是不够的,要能够吸纳民间资本,提高资本运作的效率,这样才能做强。现在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国外的卫星电视节目落地,这对国内广播电视媒体的冲击是很大的,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些娱乐节目、社教节目,到了一定时候,就会有影响思想观念的节目,那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将是重大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强,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

李松涛:在新闻学院,有很多人都觉得您非常和蔼可亲,而且非常乐于帮助别人。我听说有很多外系的同学想到新闻单位实习,找到您,您都很乐意地为他们介绍实习单位。

张骏德:(笑)是有些同学会找我。我想,同学们有事情会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是能帮的上忙的,我都会尽力。
我当年从一个贫困的农村到复旦求学,不容易,现在的孩子从天南海北来到复旦念书,也都不容易。当年我的老师都给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我做了老师,也应该同样对待我的学生。同学们也都不容易,现在找工作不像以前,竞争很激烈,能给同学们介绍个单位实习,我一般都会帮这个忙。而且,也许我介绍去实习的同学将来还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呢(笑)。看到同学们能在研究上、在业务上超过自己的老师,我心里也高兴。

李松涛:听过您的课的同学很多都说您一点架子都没有,您的课堂上总是不时地有笑声。

张骏德:我始终认为,作为老师,对待学生一定要平等,要一视同仁,在学习上可以严格要求,但态度一定要好,决不能伤害别人的自尊,我尤其反对对学生训话。记得有一次我班上有几个同学逃课,我批评他们,他们还写了评论文章来反驳我,宣扬“逃课有理论”(笑)。这个我允许,老师和同学是平等的,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出来。我的女儿就曾说我是“布衣教授”(笑)。

李松涛2003年3月28日谈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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