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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访谈
宋晓梦
  2004年03月05日09:5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范敬宜(右)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范敬宜(右)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范敬宜先生以他正直谦和的人品和出众的才华,在新闻界、文化界赢得了崇高声望。现在,71岁的范先生担任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他是如何看待和培养新时期新闻人才的?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他。 
 
记:您旧学功底深厚,从您的散文、随笔和新闻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您的影响,您不仅学识渊博,文笔优美,价值观和人生观也为人称道。您认为在商品经济时代,我们还有可能培养出您这样的新闻人才吗? 

  范:我曾对清华校领导讲,现代全国的新闻学院很多,清华要办就要办成一流,培养新闻的“高手”,否则就没必要办。这个“高手”包括几个方面:一是要有对国家、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要自觉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责任感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否则就失掉了根本,这一点特别重要。但我感到,目前新闻院校里教的东西与我们中国的现实有些脱节。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即使在学校里很优秀,走上新闻岗位也会很不适应。其次,作为新闻高手,应该有丰富的学养,就是各种科学文化知识的综合。新闻工作不要求你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但知识要丰富。我见过一些记者,很勤奋,采访也深入,就是一辈子没有写出多少特别精彩的作品。问题就在学识太单一,缺乏悟性。悟性哪里来?要有丰富的学养。各种门类的学问在你脑子里,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会触类旁通,引发你的写作灵感。社会上的新闻源特别丰富,如果你的头脑不丰富,就发现不了新闻。第三,作为一个新闻高手,要有好的文笔。过去我们忽视文学功底,认为新闻报道能写明白就行,这是不对的。 

  记:过去做总编辑,您培养的是在职记者;现在当院长,您培养的是未来的记者。请问,您怎样分析世界传媒对人才需求的发展趋势,对目前中国新闻队伍的长处弱点有何评价? 

  范: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社会生活要发生很大变化,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必须能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有很多新东西要学,比如金融、法律、新的经济体制、国际游戏规则,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传播手段等等。在这些方面,年轻记者比我们有优势,他们学得很快。但我觉得有些基本的东西是不应该改变的,那就是新闻道德。我在新华社有一个同学,到美国去工作了一个时期,她告诉我,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到一家企业采访,回来交了一篇稿子,主编问他人家请你吃饭没有?他说吃了,主编当场把稿子撕了,让他回去付了饭费,然后重写一篇。这个例子说明,就是国外的主流媒体,对记者的道德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而我们现在有些记者,一切以钱为中心。 

  再一个就是写假新闻。捕风捉影,根本不深入采访,甚至胡编乱造。现在非常缺少震撼人心的作品,跟这种浮躁的风气有很大关系。无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那种扎实刻苦的作风,高度的敬业精神都是不能丢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很好地向西方一些优秀的记者学习。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学生,道德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学养应该是丰厚的,文笔也应该是好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做到这些,但起码应该能培养出几个在中国新闻界占一席之地的“高手”。清华在自然科学界能培养出一批精英,在人文学科方面,也应该有这个志向。 

  记:您最钦佩哪位报人?或者说,您将为学生树立哪些楷模? 

  范:梁启超、章太炎都曾办过报。邵飘萍、邹韬奋、邓拓、范长江,还有那个后来出国的梁厚甫,以及现在的穆青等等。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国家、对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并且都有非常丰厚的学养,这些我们都应继承。在建国以后的报人中,我最佩服邓拓,佩服他的人格、文格。 

  记:您将怎样以您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营造独特的教学环境? 

  范: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个是我可以更多地带领教师学生去实践。我有这个优势,因为我和各大新闻媒体比较熟。学生不是到要毕业了才去实践,而是把实践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新闻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多练笔,实战性的练笔。我见过有些博士、硕士,刚到报社来工作,让他写篇评论员文章,不一定能写好。新闻工作者不能只在学校里读书、讲理论。因为学得再多,最后能体现水平的,还是你的新闻作品。第二,我可以带他们到基层去,一起去采访。 

  记:您在“反右”和“文革”中均遭厄运,这种人生经历对您的新闻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范:我在新闻战线磕磕碰碰地过了50年。1957年,我因两篇杂文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直到1961年才回到编辑部。可1966年文革开始,我又被批斗了两年多。后来,全家下放到辽西最最贫困的农村。然而就是这些年,我才真正沉到了社会最底层,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农村。这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自己过去做的新闻工作,就觉得太浅薄了。对人民了解太少,对中国国情了解太少。我意识到,离基层越近,也就离真理越近。举个例子,1969年冬,我到了下放的那个生产队,举目一看,那么贫困荒凉,我问生产队长:这种情况怎么改变?他说没别的办法,只有实行大包干。我吓了一跳,“三自一包”批好几年了,这里干部的“路线觉悟”怎么这么低?10年过去,结果怎么样?真理在谁手里?实践证明,在那个普通劳动者手里,而我们的学者专家写出浩如烟海的文章批判“三自一包”,结果还不如一个老农民的见识。 

  我们的很多错误判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了解群众到底喜欢什么,拥护什么。这样做新闻工作,只能做个文字匠或传声筒,不会独立思考。新闻工作者要有大局意识。大局意识哪里来?不是光看文件就有了,只有真正到了基层,才知道大局是怎么回事。你问我的经历对我新闻生涯产生了什么作用,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了解了国情、民情。 (紫金网)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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