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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人民之子穆青
  2004年03月08日13:2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寒凝大地,秋风萧瑟。穆青离开我们转眼已经一个月了。他像一盏灯,燃尽了生命的脂膏和灯芯,熄灭了。他像一颗流星,在人生的旅途划过一道耀眼的亮光,陨逝了。在新华社这个具有革命传统和72年历史的队伍里,他作为一个排头兵,英勇征战了60多年后,难割难舍地远去了。 

    去年10月14日,穆青被确诊患了肺癌。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病情预后不容乐观。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因为发烧并发急性呼吸衰竭和全面衰竭,他住院仅30多个小时就遽然离去。 

    10月10日下午,我在乘火车去外地前急急忙忙赶往医院看他。当时,我参与编辑他的三本新闻文稿,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将交付出版社。我想告诉他,我们将尽心尽力,善始善终,让他一定安心治病。但是,我来迟了,他已经完全昏迷了。见他仰卧在病床上,清癯的脸上完全失神的双眼呆望着白色的天花板,我怔住了,站在他的病榻前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病房里一片沉寂,只有那台呼吸机无奈地发出“嘶嘶”的微响。 走出病房,淅淅秋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我还心存一丝希望:出现一个奇迹,穆青能驱走死神,苏醒过来。谁料,11日天色微明,我就在火车上接到噩耗:“凌晨三时二十分,穆青走了。”他走得太匆促太匆促了。他说过,还有几篇“文债”要还,正在酝酿腹稿;编辑中的他的新闻文集,还有几篇的眉题他要琢磨修改,精益求精;还有,他从小至亲至爱已年近九十的大姐还没有最后见上一面。他是带着未竟的心事,带着未了的亲情,抱憾而去的呀! 

    1958年6月,穆青从新华社上海分社调到总社任国内部主任。当时我正被借调在总社工作。这年冬季,我也从湖北分社调到总社当记者。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穆青的领导下工作。 

    1965年冬,穆青、周原我们一行赴豫东老灾区兰考及其附近的杞县、睢县、宁陵、民权县采访、调查。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还在笼罩着这一大片灾区。广大农民群众勒紧裤带同灾害进行殊死苦斗,决然向贫穷宣战的情景,极大地震撼了穆青的心灵;焦裕禄在大雪封门、飞鸟绝迹的日子,自己扛着粮食走进饥寒交迫的五保户的柴门,以重病之躯领导着兰考36万群众向风沙、内涝、盐碱誓死抗争的形象,在穆青心里树起了一座无言的碑。他不能不联想到的是,在严酷的抗日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在东北解放区零下十几度的那个严冬,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把穆青一双极度冻伤的脚揣在怀里,用体温拯救了他可能被锯掉的双腿。这一切,在穆青心里终于凝结成四个大字:勿忘人民。 

    新华社是向全国全世界昼夜24小时不间断发稿的。作为一社之长,穆青每天有办不完的公务。但是,他每年都要挤出时间深入农村,走进农舍,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需要什么,渴望什么,他们心情高兴不高兴,对政策对干部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他在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中结交了许多朋友,他把人民群众看做自己的老师,看做自己体察国情民意、调查研究实际的参谋。 

    和他相交时间最长的,要算任羊成了。上个世纪50年代修建红旗渠时,30多岁的任羊成整天腰里系着一根粗麻绳,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间凌空荡来荡去,用撬棍和铁锤,清除山体爆破后残留的龇牙咧嘴的危石。年长日久,他的腰围被绳子勒出一块块血痕,每天晚上收工,腰间总是血肉模糊,脱不下上衣,疼得钻心。当绕行于太行山腰的这条“天上运河”竣工,清凌凌的渠水流进千年干涸的土地和家家户户山民的水缸时,任羊成腰里结出了一圈黑紫黑紫的累累疤痕,活像缠在腰际的一条“血腰带”。1966年初,穆青第一次到红旗渠工地采访时,未等任羊成讲完自己的故事,穆青早已泪水盈眶。但那年不久之后,穆青被打成“走资派”,失去了自由,任羊成一夜之间也成了“黑劳模”,好端端的报道计划在摇篮中被扼杀了。 

    然而,穆青一天也没有释怀任羊成的那条“血腰带”和他凌空荡来荡去的身影。1991年初,穆青邀请任羊成到北京小住。老汉提着打补丁的布袋,装满自家种的小米、绿豆,走进穆青的家。几天后春节将至,老汉要回太行山,穆青特意买了一袋大米、一袋白面,送别任羊成,说:“带回去吧,和修红旗渠的老伙计们一起包顿饺子吃,表表我的心意。”两年以后,穆青和任羊成又见过一次面。那是1993年深秋,一场漫天大雪,阻断了穆青、周原我们三人原本要去林县访问的山路。消息传到林县,政府派了一辆吉普车,沿着滑溜难行的雪路,把任羊成和当年修红旗渠的其他几位劳模,送到安阳我们的住处,与穆青会面叙旧。一小时的路程,竟艰难地爬行了三个钟头。老朋友们一见面,手牵着手,未及开口说话,一个个都已喜极而泣,泪流满面了。 

    得知穆青去世的消息,任羊成泣不成声,在家里连哭带喊:“这咋办,这咋办呀!再也见不上了,再也见不上了!”75岁的任老汉身体不好,没有赶上最后见穆青一面。几天后,他来北京,一跨进穆青的家门,立即颤颤巍巍跪在穆青遗像前连磕三个头,放声大哭——这是一个为建设太行山区献出了青春年华的老山民,对他的共产党员挚友最后一次赤心的礼拜! 

    穆青同植树模范“老坚决”潘从正的友谊,是基于他俩对绿色生命循环不已的共同追求和那种“缀网劳蛛”般对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穆青曾四次探访“老坚决”苗圃里的地窨子、他家的三间农舍和那个小小的农家院落。“老坚决”的堂屋里端放着穆青送给他的照片,苗圃里长着一棵穆青和老人合种的泡桐友谊树。这位因为一辈子种树累弯了腰的可敬的老人,曾佝偻着背,背上自家种的花生,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望穆青;曾花去整整三年时间精心培育出两棵樱桃树苗,亲自包札上一坨“原装土”,托人用扁担细心挑着送到北京,并转告穆青:“樱桃好吃树难栽,要趁季节种在向阳的地方,别忘了浇足底水。“老人弥留之际,亲人围在床边,他用弱微的声音不停地喊着”穆青,穆青——”老人去世后,穆青含泪为老人写了一块墓碑。如今,这墓碑就立在老人一生坚守不离的苗圃那棵泡桐树下。 

    穆青结识吴吉昌,是从听说周恩来总理嘱托吴吉昌解决棉花落铃的故事开始的。那是1966年1月,周总理在中南海拉着吴吉昌的手说:“老吴啊,你57,我67,咱们一起用20年时间,把毛主席交给的解决棉花落铃任务完成!”吴吉昌是全国闻名的植棉模范,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时常到穆青家里做客。19 

    80年底进京开会那次,老吴特意带了两棵用新技术侍弄出来的结出拳头大累累棉桃,足有半人高的棉株,一棵送给邓大姐,一棵送给了穆青。又过了两年,吴吉昌拿出两斤自己试验田里长出来的长绒优质籽棉,让老伴弹得暄暄的,亲自带到北京来,送给穆青做棉絮褥子。他对穆青说:“絮个褥子铺在身下,你暖和了,俺心里也暖和了!” 

    1987年,吴吉昌不幸得了前列腺癌,动了个大手术。1990年端午节前,穆青带着从朝鲜访问时带回的一瓶人参酒和其他营养品,专程到山西闻喜县涑阳村去看望吴吉昌。老吴听说这事,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次日 

    一大早就叫醒媳妇磨面、蒸馍,把煎饼摊得薄薄的,从自家园子里拔出青菜洗得干干净净。 

    穆青到涑阳村一见老吴双颊显出浮肿,手脚也不像往常那样利索了,一阵凄楚顿时涌上心头。吃午饭时,老人一个劲儿地给穆青夹菜,还斟满一杯山西汾酒双手捧到从来不沾白酒的穆青面前。他老伴悄声告诉穆青,老汉已经交代:“俺走时,啥也不带,只把老穆送给俺的两本挂历放在俺身边。”饭后,他忽然拉住穆青说:“我要给你演一回俺山东老家的《抬花轿》。”这位身患重病、已经81岁高龄的老人,说着就把羊肚毛巾往头上一扎,轻声哼着小曲,左一脚右一脚地扭出了艰难的舞步。穆青看着看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两行悲凉的泪水扑簌簌地流满双颊。———老人这是在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气力,最后一次表达对老友的浓浓深情,在向老友诀别! 

    穆青钟爱郑板桥的一首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把诗句写成条幅,分赠给了几位朋友。 

    郑板桥是清乾隆元年进士,善诗,工画兰竹,是闻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这首诗是他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写的。后来,因为岁饥为老百姓请赈,忤逆上级,被罢官了。从此,他回归故里,不再为官,以鬻画为生。 

    1993年冬,穆青、周原我们三人到河南采写《潮涌中州》。我们从伏牛山深处的卢氏县,驱车横穿中原千里,经豫西、豫南、豫中,到达豫东平原。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周口又谈起郑板桥的这首诗,当地一位干部当场要求穆青给他写一个条幅留念。当时我说:“我也很喜欢这首《潍县署中画竹》诗,也喜欢你写的这首诗的条幅。”穆青说:“那你回北京后,就到我家去取一幅吧!”回北京后,他拿出五六幅来让我挑选。我左看右比,最后选了我认为写得特别遒劲有力的一幅。我对着字幅凝视良久,仿佛看到字里行间就在跳动着郑板桥体恤民瘼的心。我问穆青,为什么写了这么多重份?“我喜欢,这首诗和我的心思相通。”他加重语气说:“你想想,封建时代一个县太爷,还能关心民间疾苦,我们共产党员,人民的记者,更应该时刻不脱离群众,一字一句总关情呵!” 

    穆青为什么始终怀着一颗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为什么能在群众中交那么多知心朋友?他胸腔里燃烧着怎样的一团火?他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一次谈话,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和他们的伟大实践应当成为我们报道的主体。我的新闻人物是指那些在平凡岗位上经年累月做出了不同凡响的成绩,值得人们去学习和敬仰,堪称模范的人物。” 

    河南农村自古有一种习俗,亡者每隔七天为忌日,祭奠一次,“七七”四十九天则是亲友与逝者诀别的日子。穆青的“七七”快要到了。此时此刻,我所认识的穆青,穆青曾经对我讲过的故事,又一幕一幕像“过电影”般在我脑际闪过。 

    82年的生命旅程,他既有坎坷崎岖,更有阳关坦途;既有阴霾风雨,更有阳光彩虹。在颓败的旧中国,他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童年。之后他参加八路军,在革命战争的硝烟中走过来,迎来新中国的黎明。在是非颠倒、荒诞不经的“文革”年代,他和群众一同喊出“不能再折腾了”的强音抗争;在改革大潮奔涌的新时期,他欢呼雀跃,奔走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鸣锣擂鼓。他始终怀着对人民和对理想追求的无限赤诚,拿起手中的笔,讴歌过出没于白洋淀芦苇丛中的雁翎队抗日战士和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惜断头的烈士;鞭挞过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反革命丑类;颂扬过为人民共和国昌盛繁荣而鞠躬尽瘁的英雄模范和在改革大潮中搏击风浪的弄潮儿……

    回忆常常是一杯苦酒。回首穆青其人其事,追思和回味这如烟逝去的一切,我感到一缕缕惆怅,但也令我从中得到了无尽的力量。

    (文/冯健 《新闻业务周刊》 2003年第43期)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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