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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自述一段难忘的经历:毛主席与我的一次谈话
  2004年03月08日13:3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1943年,延安整风后期发生了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运动。
 
  这年年初,由于在“审干”中发现了个别特务,一些人便夸大敌情,错误地认为延安党内、政府、军队里钻进了大量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和托派分子。于是,把一些从陕甘宁边区以外来的干部、知识分子和许多白区来的党员都看成嫌疑犯,进行审查。这股风很快也刮进了《解放日报》。 

  报社最先受到审查的是从大后方来的年龄比较大的同志。当时我到报社工作才一年左右,也弄不明白这些同志究竟有没有问题。但不久就扩大到我熟悉的同志身上了,甚至和我最亲近的两位鲁艺同学,也被当成了抢救对象,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后来,运动越来越升级,一些人被抓走了,一些人被停止工作,专门检查交代。严重时编辑部几乎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审查,弄得连值班编报、采访的人都安排不开了。 

  没想到,审查最后竟又落到了我的头上,怀疑我历史上也有什么问题。其实我的经历很简单,初中毕业后就从河南跑出来参加八路军,在敌后打了两年仗,入了党,然后由部队送回延安进了鲁艺。既没有在旧社会工作过,也没有国民党和海外关系。许多了解我的同志都纷纷为我写证明材料,可是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仍让我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这件事使我很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心想:如果像我这样的中学生也要怀疑,那外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可信任的人吗? 

  就这样,我在委屈和怨愤的折磨中,痛苦地度过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报社采访通讯部的裴孟飞部长忽然通知我去采访,但采访谁,采访什么,他都没有明说,只告诉我去找三五九旅的王震同志,由王旅长带我一同去。我来到抗大找到王震同志,他让警卫员给我牵来一匹马说:“走吧。”我问:“去哪儿?”他说:“去见毛主席。我们南泥湾有个劳动模范,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他。” 

  陡然间听说要去见毛主席,我禁不住又激动又很紧张。激动的是能见到毛主席,采访主席的活动,实在是难得的荣幸。而一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我仍然被审查的处境,心里就不免紧张起来,生怕在主席面前再发生什么失误。 

  那时候,毛主席住在枣园。我们走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已经在窑洞外面的院子里等着我们了。院子很宽敞,在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我们就坐在石凳上和主席谈话。当时那位劳动模范还没有赶到,王震同志又被人叫走商量别的事去了。一时,院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我两个人,本来我就很紧张,面对这情景,就更加坐立不安了。 

  毛主席见我很拘束,便亲切地问我:“你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我说:“是的。” 

  毛主席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穆青。” 

  主席又问:“是不是左昭右穆的穆,青春的青?” 

  我说:“是的。” 

  主席说:“我们党内有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同志,他从广东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不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停顿了片刻,主席又问道:“你是哪里人啊?” 

  我答道:“河南杞县人。” 

  主席说:“那是古杞国,‘杞人忧天’的地方。”然后又看着我幽默地加上一句:“你忧天吗?” 

  我说:“我不忧天。” 

  主席笑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报社的生活和工作。 

  主席很关心地问:“报社伙食怎么样啊?” 

  我说:“还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和肉。” 

  主席点点头,说:“报社工作很辛苦,伙食应该搞好啊!” 

  随后,主席又问:“你们那儿整风运动搞得怎么样,审查了多少人啊?” 

  我说:“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受到了审查。” 

  主席有点惊诧地问道:“有那么多人受到审查?” 

  我说:“是的,有那么多。光我们采访部十七八个人中,就只有三四个人未被审查。”这时候,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竟在主席面前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我说:“我也不大理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特务。我有个同学,在河南开封时,我们就一起搞救亡运动,后来到了延安又一道上了鲁艺,一道在报社工作,怎么一下变成了特务了?” 

  主席问我:“你怎么看啊?” 

  我说:“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么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延安,主要是投奔党和参加革命的。当然可能会有个别坏人乘机混进来,但大多数人可能没什么问题。” 

  主席严肃地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么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审查一下每个人的历史,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逼、供、信。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个问题。我说搞错了的,要平反;戴错了帽子的,要把帽子摘下来。要脱帽鞠躬。你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要赔礼道歉。” 

  听了毛主席的话,我深受感动,心里热乎乎的。原来满脑子的困惑和不解,一下子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不一会儿,那位劳动模范来了,主席和他谈话,我便坐在一旁边听边记。吃晚饭时,毛主席留王震同志、那位劳模和我一道吃饭。为此,特意杀了一只鸡。饭桌上,主席还给我和劳模夹了许多菜。 

  临走时,我问毛主席今天接见劳模的事报不报道。主席说:“不用报道了。” 

  回到报社,我没有找到博古同志,就将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告诉了博古同志的秘书和裴孟飞部长。裴听后笑着说:“这下你可以好好安心工作了,让你到毛主席那里去采访,不就说明党对你的信任吗?” 

  过后不久,传达了毛主席在党内发表的重要讲话,讲到怎样看待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讲到审查不能扩大化,讲到要为被搞错了的同志脱帽鞠躬。从此,“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迅速得到了纠正。 

  这次经历,给了我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它使我深信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作为一个党员、记者,无论在什么情形下,都应该把真实的情况,大胆地及时地向组织上反映,让党能够多方面地掌握下情,考虑决策。这既是党员的义务,更是一个记者对党对人民应尽的职责。(《经济参考报》)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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