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 1898.9.27 —1945.8.8)，贵州省贵阳人，以字行，自号无堂，室名夹板斋。小时候没有进过私塾，完全由父母教其读书。1909年，在贵阳达德小学念书，1911年升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1917年考取黔中道公费赴日本留学。1926年进入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主任。他不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而且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报刊编辑和理论建树颇丰的新闻批评学家，是我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在新闻领域里的贡献一直没有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近年虽然渐有文章论及，但也是零章断笺，未窥全貌，特别是对他在新闻批评和报刊编辑实践领域中的建树多未述及，这无疑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地位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


国内第一部媒介批评专著、刘建明先生的《媒介批评通论》在缕述我国新闻批评发展史时，认为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新闻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但作为媒介批评活动的逻辑发展硕果的媒介批评学，只是到20世纪末才在华夏大地上抽出嫩芽，即直到1995年吴迪先生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第五期上发表《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明确提出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这一概念后，中国的媒介批评学才正式宣告诞生。[44]其实，谢六逸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正式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地予以实践。

谢六逸1930年在上海《教育杂志》上发表的《 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一文，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报业现状令人很不满意，无论是办报的人，还是看报的人，都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办报的人是十数年如一日的办下去，看报的人是永远的看‘报屁股’下去，所以我国报纸的改善是遥遥无期的，而报纸的好坏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有批评价值的话了。如此这般，近代的报纸在中国是早已失掉了它的功能，埋没了它的使命了。”[45] 如果不戴有色眼镜，应该承认，谢六逸在这里已经正式提出和使用了新闻批评这个概念。

不仅如此，谢六逸还提出了与新闻批评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新闻批评主体或新闻批评家。新闻批评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闻批评主体对新闻作品的解读过程。批评主体通过对媒介和新闻作品的解读，从而现实地展开一系列的评价活动。当批评主体为广大读者时，批评方法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种阅读的方法。普通受众是新闻传播的落脚点，他们在收受新闻的过程中，会依据新闻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提出批评见解，他们的存在构成了新闻批评主体的大众部分。从受众的角度来讲，阅读过程就是对新闻媒介及其作品进行品鉴和接受的过程，它总是根据一定方法展开的活动。谢六逸1934年9月在《青年界》第6卷第2期上发表的《青年与新闻》一文中，建议青年人要善于利用报纸来学习，从报纸上汲取大量的鲜活的各种知识。他指出，为了提高报纸的利用率，报纸的阅读行为不应是随意的：“看报不能不有一种方法，办报更是一种专门的学问。”[46]只有按照一定方法去进行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所谓看报的方法，在这里谢六逸当然不是指那种漫不经心的浏览和消遣，而是指一个积极的辨别新闻质量高低的能动思维过程。

谢六逸一再强调读者阅读方法的重要性，有着直接的现实目的。因为积极有效的阅读就同时意味着批评，批评的方法规定着批评的质量。媒介消费对媒介生产具有导向性功能。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广大读者的反响和评价具有积极的意义。读者是媒介的服务对象，也是媒介的衣食父母。来自普通读者的批评必然对新闻媒介及传播者产生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对传播行为进行调整和改进，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从而获得媒介自己的生存。由于普通读者多是分散的，包括各种职业的人，不具有特殊的媒介背景，也缺乏相关的媒介知识，他们的批评带有朴素、自发的性质，因而教会普通读者正确、科学的阅读，是提高新闻批评质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新闻批评的基础工程。谢六逸非常关注读者的阅读方法问题，循循善诱地启发读者学会阅读，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提高新闻批评主体对新闻媒介和作品的鉴审质量。而探索如何和提升读者对新闻作品的解读原则和方法，启发和培养他们正确的新闻理念，正是新闻批评学中的重要课题。

来自大众的新闻批评毕竟在质量上受到批评主体本身先天素质不足的限制，因此，只有自觉的新闻批评主体的存在，才能说明新闻批评学真正的诞生和新闻批评的成熟与独立。当时的读者批评群体由于受整个社会文化水准和教育环境的限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阅读质量，这就需要有专业的新闻批评工作者来开展新闻批评，充当新闻批评的领头羊，他们的存在是提升新闻批评质量的重要保证。谢六逸感叹当时的中国虽然媒介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可观，新闻业的历史也很悠久，但自觉的以新闻批评为自己职业方向的队伍还异常弱小，特别是缺少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性新闻批评工作者队伍，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这需要辛勤的园丁精心地浇灌施肥、剪枝除草：“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说起来，理想的报纸的制作，自然是不容易的，可是能够鉴别报纸好坏的人——就是善于看报的人，也是不常有的。”[47]他这一观点提出的本身，无可置疑地证明，谢六逸已经意识到新闻批评主体在新闻批评学的建构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新闻批评学的不发达，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批评主体的稀缺造成的。

1931年6月1日，谢六逸在《文艺新闻》第12号上发表《最近的感想》，更是具体而明确地使用了新闻批评、新闻批评家等概念，实际上反映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性质就是新闻批评，并按照个人的理解自觉地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当时我国报纸进步缓慢的四个主要原因：“其一是缺乏新闻批评家。……在目前我们希望有力的批评出来，如像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大宅壮一之流，将国内的报纸痛快地批评一下，一方面促进各报的改善，一方面使阅者知道辨别报纸的好坏。”[48] 这里，实际上还透露出他对新闻批评所具有的功能的认识。谢六逸先生是我国新闻批评学的首倡者，这个结论应该成为定谳。

中国 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种报刊和新闻学术刊物大量涌现，为新闻批评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新闻批评可谓应运而生，但以此闻名的批评家却极为鲜见。由于当时“新闻无学”的观点颇有市场，所以人们并不看重新闻批评工作。在谢六逸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最值得珍贵也最能体现他超迈时人之处的，笔者认为却恰恰是他在新闻批评方面的建树。报刊编辑和新闻教育家的双重身份，以及强烈的时代敏感性，使他非常关注当时中国的新闻现状，神圣的职业使命感催促他不时命笔，去从事同侪不屑、不愿或实际上是不能的新闻批评。谢六逸固然并没有像现在的新闻批评学者那样，提出一套科学而严整的新闻批评学理论体系，但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新闻批评实践家。他力图运用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新闻实际，实现他心目中的新闻理想。在现在搜罗很不完备的《谢六逸文集》中，一大部分是纯正意义上的新闻批评文字，如《上海报纸的社会记事》、《新闻价值》、《上海各报社会栏记者养成所学则》、《最近的感想》、《编辑者的态度》、《文墨余谈》（1936.9.14）等等。

新闻业的落后现状是激发谢六逸从事新闻批评的最直接动因：“中国现在著名的报馆里，有许多记者连新闻价值（News value）是什么还弄不清楚。例如在九十度的暑天，数十万的上海闸北的住户，不知什么原故，忽然有两天没有一滴自来水，但是报纸上却没有只字的记载。但是某姓（并非记者心目中的要人）有姊氏死亡而妹往填房的新闻，却很有力地登载出来。”[49]连什么是新闻价值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谈什么编辑方针、科学管理了。这样的新闻业当然无法起到向导国民、启迪民智的作用。落后的现实使谢六逸为之痛心疾首：“恶劣的报纸，正如毒物一般，在每天的早晚，残杀最有为的青年，颓唐健全的国民。看报纸的人的头脑浸润在战争、奸杀、盗窃、娼寮、酒食、冠盖往来、买办暴富里面。一切受苦受难之声音，被虐被榨的实况，国际情势的变迁，近代学术的趋向，是永远和中国的阅报者绝缘的。”[50]他希望通过公布对新闻业病症的诊断书，引起世人对它的关注和疗救。

谢六逸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常接触日本的新闻媒介，当时，日本新闻界有一批非常活跃的新闻批评家，如长谷川如是闲、大宅壮一等，乃是日本著名的新闻批评早稻田派。他们经常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新闻批评文章，对规范日本新闻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谢六逸由此受到启发，认为新闻批评能够对新闻现象进行快速的跟踪，在推动新闻业的进步方面可以发挥积极的功能。新闻批评家由于具有系统的新闻知识，熟悉新闻界的发展动态，掌握新闻批评的方法，他们对新闻现象的认识常常能够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他们关于新闻的分析和评论能够获得广大受众的首肯，起到引导广大公众正确认识新闻现象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在归纳我国新闻业落后的原因时，才将新闻批评家的缺乏作为四个主要原因之首。 

评论新闻活动中的非理性现象，是谢六逸新闻批评的主要努力方向。20世纪初叶，一些以低文化的群众和小市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热衷于刊载奇闻异事，随着这些小报的一纸风行，社会新闻在报纸的版面上显得异常繁荣和热闹。有人据此得出上海的报纸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结论，发出一阵阵叫好声。谢六逸在《上海报纸的社会记事》一文中，使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指出这类新闻表面上的繁荣和热闹实际并不值得加以称道。因为仔细分析记事的材料，其报道范围不出抢、奸、杀、自杀四类。谢六逸主张这类新闻报道要适度，即要进行量的控制，尤其不应以一种猎奇的方式进行报道：“有几家报纸的社会栏，除开记载死者的家庭与遗书，致死的原因之外，更将自杀者死后的姿态照相制版，恭而且敬的印在报纸上，仿佛开什么成绩展览会。此种举动实在使阅者十二分的不快，对于死者却是最大的侮辱。老实说，这是最野蛮的办法，只有毫无人心的记者才干得出的玩意。”[51]谢六逸从一片叫好声中，指出其中折射的是媒介及其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的沦丧和对读者口袋中金钱的贪婪追逐。

摘自《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胡正强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