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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拿笔杆子也是一种领导方法
胡正强
  2004年04月23日09:2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邓小平认为,报刊宣传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即便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对新闻宣传也十分关注,提出要最大可能地加强随军记者的力量,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17]在转战大别山期间,部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他指出越是艰苦的时候越不能丢弃宣传工作,相反,此时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他说宣传工作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工作,是团结大多数民众在我党我军周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武装人民思想的主要手段。“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18]

1950年5月16日,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邓小平曾经具体阐述了新闻编辑出版的性质和任务。他指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他说报刊宣传由于辐射范围广泛而具有特别的效力:“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19]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时,除刊登中央及军委指示、文件、领导人的文章,以及大量报道各种消息、战况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先后开辟了17个专栏,例如军事军械知识、防病治病常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谜语、山歌、曲艺等。从这些不显眼的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编辑这份报纸时,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倾注到这上面了,确实是把新闻编辑工作看成为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报纸真正成了红军战士的良师和益友,所以广大红军战士称它为战士的良友,是革命战争中一只有力的喇叭。

    1933年8月,邓小平主编《红星报》不久,就出版了《红星附刊》,系统地介绍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这对年轻的中国红军克服游击习气,进行正规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8月14日出版的《红星报》“红军故事”专栏中,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以子任的笔名撰写的长篇通讯《吉安的占领》。经常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王稼祥、李维汉、罗荣桓、聂荣臻、陈云、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党政军领导人,很多文章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议和命令,具有强烈的指导性。

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经常采用“红星号召”和“响应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在“红星号召”栏中,经常发出执行三大纪律、扩大红军、为战争捐款、购买公债、写红色家信等号召,并把指战员响应号召的实际行动,在“响应红星号召”栏内充分地反映出来。1935年9月出版的第8期《红星报》,有《给红星号召以响亮的回答》这样一则消息,原文写道:“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愿意将存在中央政府的1932年的2元钱公谷费全数捐给战争,并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红星号召’”。接着,《红星报》又刊登了一位名叫李学俊的伤员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内容是汇报自己病情恶化,请求不领政府发的公谷费,自愿捐给战争。这两条消息刊登后,全军上下很快形成了一个节省经费开支,努力支援前线的群众运动。

针对部分领导人以种种借口不重视新闻工作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办好报纸,关键在领导重视:“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20]具体而言,他认为新闻宣传工作,在整个党的事业中,起着以下几个方面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会议上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新闻宣传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疏忽:“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21]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在一些重大的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新闻宣传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亮出自己的观点。

第二,引导舆论,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邓小平指出,新闻舆论具有巨大的威力。新闻事业要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发挥思想整合功能:“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的因素。”[22]当然,要安定团结,不是不要斗争和争论:“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23]他说,要造成一种舆论,即要反复地讲中国不能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要稳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反对,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不能迁就。


摘自《中国现代报刊活动家思想评传》  胡正强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史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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