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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陈二厚 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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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1921年3月15日—2003年10月11日），出生于安徽蚌埠，原名穆亚才，回族，籍贯河南。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摄影家。1937年底在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1938年到八路军一二○师做宣传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至1942年8月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日报》采访部主任。平津战役后，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随第四野战军渡江南下采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1966年初，与冯健、周原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粉碎“四人帮”后，先后任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1982年4月起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1992年底卸任。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生前曾任中国记协名誉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新闻代表作还有《雁翎队》、《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
出版的作品集有《南征散记》、《穆青散文选》、《彩色的世界》、《新闻散论》、《十个共产党员》等。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业余时间从事摄影创作，已出版的摄影集有《九寨沟》、《穆青黄山摄影集》等。
被誉为“中国当代新闻界的旗舰人物、‘三贴近’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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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清爽的雨水涤去初夏北京的燥热和扬尘。2004年5月18日下午，来自首都14所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高校的4000余名师生齐聚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接受一场澄澈心灵的精神洗礼：在报告者深情的讲述中，今天的大学生、明天的新闻工作者们，渐渐走近那位可敬的新闻界前辈——穆青。
我们对穆青生前采访的文字也成了对他的祭文。他虽然走了，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却永远留给了我们。
激情记者60年
记者：您从事新闻工作60年，一直笔耕不辍。如今您虽已是耄耋之年，还坚持下基层调研采访。您为什么能保持这样旺盛的精力？
穆青：我一直主张记者应该拥有激情。我完成一些新闻作品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激动的过程。比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人物通讯，在采写过程中，我记不清被感动得多少次流泪。焦裕禄的精神太感人了，我觉得不报道出去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失职。当年，我们冒着严寒，沿着焦裕禄走过的路，访问焦裕禄慰问过的农户，钻进焦裕禄当年钻过的牛棚，重温他与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晚上睡在床上，我脑海里满是焦裕禄的事迹和老百姓对他的怀念之情。在兰考写不下去，因为太动感情，所以采访完后我们不得不回到开封写稿。我们三人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是一边写一边流泪。初稿出来后，前前后后又修改了7遍。可以说，每次接触到其中的内容都让我激动。
记者：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整整两个版。我们上中学读到这篇通讯时，也觉得很有激情。特别是看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这一句时，都深受感动。后来听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齐越在念到这一句时，也是泣不成声，不得不停止录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送这篇通讯的时候，兰考县吵闹的农贸市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穆青：是啊。我们是饱蘸感情写作这篇通讯的，读者也感受到了这种感情。
记者：穆老，记者怎样才能产生这种激情呢？
穆青：多少年来，我深深地体会到，和采访对象、和英雄人物思想感情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有时是搀和着血和泪的。它往往产生一种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的冲动和激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简直是一种魔力。它能使得你如呆如痴，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周围的一切都好像不存在了一样，即使做一些事情都是下意识的，整天脑海里几乎完全被英雄人物占据着，眼前是他的形象，耳边是他的声音，似乎不把他的精神面貌和透过这些精神面貌所宣示的真理，真挚地、如实地、深刻地表达出来，就是对自己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的犯罪，就对不起党，对不起我们伟大的时代。这种激情、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像一条无形的鞭子，鞭策着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写好。说到底，这种激情是一种对老百姓心气相通的情感，是一种时代的责任感。
记者：您对生活也充满了激情。听说您躺在北戴河的沙滩上，看着天空的云彩，都会发出诗一样的感慨。您对新华社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很在意，甚至记得小草每年转绿的时间。
穆青：或许还是一种激情吧。古人说得好，“哀莫大于心死”。每个人都会变老，这是自然规律，但做记者，你就应该时刻保持一颗敏感的心。
记者：现在，新闻是文科类的热门专业，新闻业也是不错的就业去向。如今，很多人都想报考新闻专业，都想进新闻单位。但听说，您在60年前却“不想干新闻”？
穆青：读中学时，我得到姚雪垠等老师的教导，对文学很感兴趣。我总去他住的那间小屋，向他请教文学，听他讲故事，非常入迷，他也喜欢我。60年前，我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确实做的是“作家梦”。鲁艺的领导和老师都是我们敬重的文学家，像学院领导周扬、文学系的教师何其芳、陈荒煤等人。
在鲁艺，我们文学系的学生都幻想成为一名作家。我拼命地看书，把图书馆能借到的书都借来看。我们还成立了文学小组，我任组长。这期间我还尝试进行文学创作，写作发表小说《夜船》等。
鲁艺毕业后，我和同学张铁夫被《解放日报》要去做记者。当时我们不想去，我觉得我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让我做记者，满天飞怎么行呢？再则，原来我对记者印象并不好，这印象来自国统区的那些记者。
学校老师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都先后找我和张铁夫谈过话，一开始还和我们两人一块儿谈，后来就分开“各个击破”。最后，周扬同志亲自出马找了我们。周扬当时是鲁艺的副院长，主持工作，威信很高，我们对他既尊敬又有点怕。
记得那天晚饭后，周扬约我们去延河边谈心。听完我们讲的理由后，他说，文学和新闻是相通的，许多作家都是从记者成长起来的。你们想搞创作，先去当记者，体验生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也是一种积累，很有好处。最后周扬说，这是中央交下的任务，你们俩作为共产党员必须完成，这也是一次对党性的考验。不要有畏难情绪，共产党员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你们会干好的。
沿着延河走了十几圈，我们被彻底说服了。1942年8月底，就到清凉山上的《解放日报》报到，从此走上新闻之路。
记者：到了报社，是不是还是不愿干记者？
穆青：刚开始当然还有点想法，但慢慢就有所改变，特别是经过第一次采访后，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是进报社半年后，报社派我和张铁夫去采访一个典型，叫赵占魁，这是我们第一次采访。出发前我们俩设计了好多问题，觉得很有把握，没想到赵占魁是个“闷葫芦”，怎么问也说不出东西，把我们急坏了。回去也没法交差，最后，我们就和赵占魁住在一起，晚上给他打洗脚水，和他睡一个炕。慢慢地，他和我们亲近起来，话匣子也打开了。我们就这样采访到了大量生动的细节。这篇通讯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赵占魁后来被树立为“工人旗帜”，当了特等劳模，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这使我看到新闻宣传的力量。另外，在报社的几年里，博古、陆定一、余光生等同志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我这才安下心来走进新闻这行的大门。在《解放日报》这座大熔炉里，我逐渐认识到，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记者是非常值得奉献一生的事业。
记者：回首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工作，您后悔做记者吗？
穆青：做记者，我干了60多年，我是很欣慰的。想想自己的记者之路，要说遗憾也有不少，但我绝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记者：您从很早就当领导了，当新华社的社领导也有年头了。1959年就担任新华社副社长，从1982年到1992年担任新华社社长。让人敬佩的是，您总是能挤出时间到基层采访，写出了一篇篇名篇佳作。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穆青：自从选择新闻工作，我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没有停止记者的思维。做新闻官，你本质还是记者。如果不常搞点调研，不动笔写稿，你怎么可能知道记者的酸甜苦辣，怎么可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又怎么可能胸怀大局。而没有这些，你怎么能指挥好记者，又怎么能当好“记者头”？当领导确实事务繁杂，但时间是挤出来的。现在看看，如果某个新闻记者因为做了新闻官、记者头，而过早脱离一线业务，对个人、对新闻单位都是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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