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王永亮　汤一亮

　　从《宁夏日报》到《人民日报》，从《经济日报》再到《经济日报》，冯并四次进入新闻界，最爱的还是《经济日报》，他在选择中寻找最佳定位，造就了经济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新路数；从“三论关广梅现象”到“大机斗小机系列评论”，从《冯并评论集》到《中国文艺副刊史》，我在新闻业界、学界闯荡了15年，“冯并”的名字看到一次就不会忘记，《经济日报》和他对我一直是个难解之谜。直到有一天，《经济日报》进入了新的改版，百忙当中，冯并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谈笑间，他在新闻、经济、理论与文化之间自由徜徉，好似置身“静听斑骓深巷里，坐看飞鸟镜屏中”的境界。

　　谈“改版”

　　记者：所谓财经类报纸是从题材上划分的一种报纸类型。它的产生与相关市场行为的出现是捆绑在一起的。正像您刚才所说，20年前，您开始加入创办《经济日报》，以后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又感受了市场和传媒的互动，可谓对财经类报纸了然于胸，请您回顾我国财经报纸近20多年发展的轨迹。

　　冯并：首先要说明，财经类和经济类有区别，以经济报道为主的综合类报纸又有自身的特点。但不管怎样，经济报道离不开财经。在我的记忆里，《经济日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办的第一批经济类报纸的代表。1983年1月1日，顺应改革开放大潮，国务院经委以原《中国财贸报》为基础组建了《经济日报》，后来隶属关系变化几次，如曾经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直接领导过，现在可以确切地说，是由国务院主办的，以经济报道为主的中央级党报。《经济日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财经政策有影响，是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日报》的影响很大，发行量曾经达到190万份。

　　事实上，《经济日报》代表的是以经济报道为主的综合报纸。改革开放后创办的中国第一批经济报纸基本上都是党报和依托于国家政府部门的报纸，包括现在人们讲的产业报和行业报。例如，1979年创办的《市场报》由人民日报社主办；随后新华社主办了《经济参考报》；1989年全国工商联创办了《中华工商时报》等。这第一批经济类报纸的诞生是由政府主导催生的。它们创办的直接动力往往不是市场需求，而是出于宣传经济政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需要。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分类更为精细的财经报纸诞生了。例如《财经时报》、《粤港信息日报》等。这批新生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们性质上从资金运作到人员聘用都具有市场化运作的特征，而证券市场的兴起也直接催生了证券类报纸。它们中的许多做法在后来要么得以延续，要么成为争论点。但探索是有意义的。

　　进入20世纪，《21世纪经济报道》与《经济观察报》的出现，《中国经营报》也发生变化，这些报纸从严格意义上讲有的接近财经报纸标准，有的属于财经类周刊，它们的诞生不仅激化了经济和财经报纸市场的竞争，而且还触发了媒体研究者对我国财经报纸发展状况的关注和思考。《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读者群细分偏向高收入、高知识层人士，推行品牌化的战略。报纸的内容定位于财富：关注财富的来源和渠道，更关注创造财富的政策和制度基础。《经济观察报》有浓重的模仿财经报纸典范英国《金融时报》的痕迹，连纸都换成了《金融时报》专利的橙色新闻纸。

　　记者：您勾画了我国主流经济媒体的发展历程，我发现比较其他类型的报纸，财经报纸的产生具有浓厚的受社会结构变迁影响的特征。请您深入分析影响财经媒体产生以及发展态势的社会宏观因素。

　　冯并：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变迁就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市场经济的确立是经济和财经类媒体产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和财经类报纸。经济和财经类报纸的内涵包括以下特征：一、在内容上，迅速、准确、全面地提供国际国内政经、产经、财经、商业信息；对国际国内经济现象、经济模式关注和分析。二、在职能上，对社会经济秩序的舆论监督；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敏感和舆论引导；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服务。三、在报道形式上，有宏观经济报道、经济体制报道、区域经济报道、市场报道等等；有事件追踪报道、经济界人物报道以及经济动态的介绍；有法律法规对市场的影响分析；有前瞻性、对策性分析等。以深度报道为主，大版面编排，多版面栏目化设置。四、在机构上，经营部门独立运作，实行不同程度的市场化经营模式；有经济研究机构；具有独立的经济自主权。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丰富和规范化。这是经济类或财经媒体完善的充分条件。其一，经济活动的丰富为财经媒体开拓了报道空间。例如中国第一家证券专业报《中国证券报》，产生于1996年中国股市大潮中，其发展史与中国股市的演进史密不可分。其二，市场经济活动的规范程度决定了财经报道的价值层次。对市场经济运作规律的观察和把握以及对产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分析往往是经济和财经报纸报道的闪光点和报纸质量评判的核心因素。相应的市场运作层次越高，经济和财经报道的分析层次也就越高。从这个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报道与财经报道才有可能与世界一流经济财经媒体竞争。

　　记者：从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经济财经类报纸从主流上看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既有微观上的诸多问题，也有共性问题。您认为目前亟待解决什么问题？

　　冯并：我认为可以概括一句话：市场经济渐进形态促成经济与财经报道人才的出现。具体而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一开始是由政府主导的运作的过程。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态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比较短，可以避免出现“失控”和“失重”状态，可以从根本上节省社会人力、物力、财力，降低社会的机会成本。但是，对于社会整体人群来说，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运行环境和市场运作逻辑的熏陶，由此带来缺乏真正的经济财经报道人才的不足。有时要表现为人才断层，这是不可忽视的。

　　记者：1998年6月8日，经济日报社挂上了报业集团的牌子，成为首批成立的中央级报业集团之一。这不仅标志着这家报纸开始走上自身发展历程的崭新阶段，同时也显示出我国新闻体制完善的步伐不断加速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时光荏苒，5年一晃而过，请您谈谈成立报业集团以来的成败得失。当前，传媒集团正在进行新改革，可以谈谈新思路和新举措吗？

　　冯并：对报业集团考虑的不多，一张报纸已经够折腾的了。但可以谈谈我的看法。对媒体集团而言，是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在这个问题上奢谈西方的新闻自由没有任何好处。当然，政府法律法规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什么时候都不变。此外要对媒体集团的产业运作实施管理，特别是产业准入、数量管制等。我以为，对报纸的管理和对报业集团的管理不是一个层面的事，前者是事业性质，后者却有资本纽带与经营的因素，完善媒体集团治理结构，是不容忽视的，也要找到具体实现形式。在经营部分，要允许传媒业既有国有独资的形态，又有国有媒体资本控股的形态，真正实现办报经营两分开。

　　近年来，由于不同新闻媒体的主体纷纷展开不同形式的资本运营，业外资本事实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媒体行业中，政府可对这种投资行为进行专门的立法，以促进我国媒体通过有效的资本运营促进媒体产品经营的稳步成长与扩张。

　　内部治理机制的构建也很重要。媒体集团机构与报社、电台、电视台并不一样，要逐步形成决策层、管理层(包括采编和经营)、监督层相互制约的体制。集团的经营活动和新闻编辑出版一定要分开。经理部门作为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授权，决定集团经营活动；编辑机构负责新闻的编辑出版，保证导向与质量。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对集团的编辑出版和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监督。

　　记者：1997年2月，我曾作为特派记者采访了全国“两会”，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经济日报》在首都新闻媒体中首创“两会特刊”。党的“十六大”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众多新闻媒体来说，这次盛会也是一场智力大战。我当时对首都各大报进行了跟踪研究，我感觉《经济日报》一如既往，善于创新，立足策划，追求特色，很有声势。可以点评一番吗？

　　冯并：“两会特刊”是《经济日报》首创，已有多年历史。我很感谢我的“同僚”罗开富、詹国枢、丁士，是他们直接策划并坚持了这个堪称精品的报道“模式”，他们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关于“十六大特刊”，早在2002年8月，《经济日报》“十六大特刊”的前期策划和准备工作便已展开。社长武春河和我在报社编委会上为特刊定下了“高、深、广、精、新”的五字办刊方针，并抽出一名副总编辑，专门负责特刊编辑工作。编委会要求特刊办得新颖独特，与正刊的庄重热烈相得益彰；要办得奇巧灵动，以呼应正刊的沉稳大气。在突出特刊之“特”的同时，又要统一于十六大报道的总体格局之中，浑然一体。

　　如果有什么感想，那就是，想要在强手如林的媒体中脱颖而出，事前没有一个出色的构想和设计，没有一个操作性强的行动方案，不可能有一个迈向成功的起点。这种典型的编辑主导型报道策划很有意义，编辑策划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报道的成败。

　　特刊编辑组在编委会的领导下，明确了特刊的内容架构：5版（即特刊1版）主要以宣传报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的政治历史意义为主；6版（即特刊2版）集中展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建设成就；7版则负责报道新时期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的突出成果。编辑组在多次反复讨论后，决定以栏目化的结构来支撑上述三大内容格局。考虑到特刊在时间上分为会前和会中两个时段，会前办特刊的一大难点是缺乏动态新闻。为此，特刊编辑组根据特刊5、6、7版的性质，分别设置了一系列动态、半动态和静态的栏目。

　　记者：具体而言，这些栏目有何特点？

　　冯并：动态性栏目，以5版的“十六大进行时”、“采访随想”、“代表心语”等为代表，强调新闻性、时效性，即时刊发与十六大有关的新闻。这类栏目十六大召开后即成为主打栏目。

　　半动态性栏目，主要有宣传十六大代表先进事迹的“我为党旗增光彩”，反映基层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咱也说说‘三个代表’”，展示我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数字中国”，以外国人视角反映我国社会变化的“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党和人民心连心征文”以及“与时俱进看老区”等等。上述栏目的稿件，早在2002年9月份就已陆续布置地方记者和驻外记者联系采访。特刊推出之前，稿件和图片便已基本到位。

　　静态性栏目，以“党旗飘飘为你自豪：中国的世界第一”最为典型。该栏目以固定的形式和位置，断版刊登在特刊的１版，以图片和数字为载体，以十余个中国居世界第一的数字为题，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工业、农业、金融、外贸、IT产业等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动静结合的栏目化方式，有效地避免了完全依靠即时性新闻所不能解决的新闻单一性问题，为特刊提供了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信息元素，用厚重的历史，鲜活的新闻，感性的人物，理性的数字，丰富的图片，最大限度地向纵深发掘十六大这一新闻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这种动静结合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会议特刊所常见的内容单调，形式老套，难抓“活鱼”等问题，避免把特刊办成一份资料汇编。

　　记者：刚才听您说，您准备最新出版的《改版》一书，写的是7月14日至9月2日的50天里，《经济日报》连续进行了两次改版。您是这次改版的主要执行者和总编辑，《经济日报》改版是出于什么考虑，作为一份党报的改版，您的思路和感受是什么？

　　冯并：我想改版是报纸的一个常态，所有的报纸都会改版，因为情况发生变化，报纸作为传媒必须要发生报道结构的变化，这也叫与时俱进。党报也不例外，比如说《解放日报》1942年的改版就很有名。我们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要有新思路，必然会体现到具体的版面结构上去，改版也就必然发生了。甚至改版会越来越频繁，频繁得可以不叫改版，成了调整。今天就是因为要开版面调整会来迟了，那么明年呢，明年还会改，重要的不是改版本身，而是通过改版改善机制，把新闻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记者：作为党报的改版，您的思路和感受是怎样的？

　　冯并：老一些的报纸版面调整，可能比新起的报纸要难一些，正像我们要装修一座新房，可以很快施工设计，使它变得让人感觉很好，有品味，适合人居。但是一个老房子改造起来就难了，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时候版面的内部结构必然会固化，同设立新结构是两码事。所以叫调整也罢，改版也罢，必然要碰到诸多矛盾，最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使新闻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改了就会有成就感，因为我发现我的同事们都有进取心，都希望不断改进自己的采编工作，希望把自己的报纸办好，只要我们努力，就能够找出一条更好的思路，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一步一步地把报纸办得更好。

　　记者：改版之后的《经济日报》在定位上有什么变化？

　　冯并：大的方面没有变化，《经济日报》仍然是中央的以经济宣传为主的综合性的日报，或者是我所讲的在经济宣传报道方面的重要的党报，这个定位不会随着版面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变化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更加三贴近，更加深刻的、同时也是有力地生动地反映我们的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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