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王永亮　蓝澜

　　在这次“中国传媒高层权威访谈”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李丹有两个第一：采访时间最长，前后两次总共7个小时；等待修改稿子的时间最长，竟有260天。但是，我觉得不论是悠然采访，还是急切等待，的确是一种美妙享受。我难忘他对国际台的情深意笃和改革创新，难忘他这样说，62年来，我们的对外广播，冲破高山大海的阻隔，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中间告知事实、伸张正义、播洒友谊、收获真情，被广大海内外听众誉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世界连接中国的桥梁”。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将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会把他们的心留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汇聚在中国。

　纵横比较，比出一颗进取心

　　记者：您怎么评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走过的62年历程？如何认识国际广播在树立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的作用？

　　李丹：作为走过62年历程的国际台发挥的作用，就我为它服务36年来的感受，如果一言以蔽之，可以说“影响深远、不可替代”。生动的实例很多了，正面反面都有。比如说“文革”当中，我们的国际广播输出革命，当时听众来信最多的是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那时他们都在革命，他们天天听我们的广播以指导他们的革命。我们的播音员都在他们国家成为明星了，像现在的歌星、影星一样，我们越南语的广播员，比他们本国的播音员还要声名显赫，被称为“播音皇后”。

　　90年代以前，国际台叫“北京电台”，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台都以首都命名，如“莫斯科广播电台”，只要一提到“Radio Peking”，西方外交官没有不知道的，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走出国门采访，国际台记者最活跃，到处都有听众朋友，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时一打开短波收音机，茫茫星空里各国都在讲话，莫斯科广播电台、NHK、BBC、美国之音……都挤在那里说话，调频针动一点就是一个台，那是个偌大的、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么多年来，千磨万难，春风秋雨，国际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记得80年代有一次英语部播发了一篇时事新闻，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听到反映，直接和我们外交部交涉。我们国际台台长作为美国之音的客人率团访美，到了国务院，他们拿出打印出来的一本本材料说，这是你们每天播发的新闻。我在1983年随领导访美采访，中午参加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他们桌子上就摆着我们播发的新闻内容。

　　记者：国际台按播出语言在世界上名列第三，我想名列第一、二的肯定是美国之音和BBC，那么怎样扬弃它们的长短处，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势？

　　李丹：在使用语言上，BBC有43种，美国之音达到53种，它们的发射、传输能力和到达率非常强大。我们国际台有43种，包括普通话和4种方言。BBC在“二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它在世界上的认知度和攻心力空前。近年来，BBC的中波、调频发展迅猛，世界各国大城市都有他们的广播节目，直接在当地城市台落地，它的网站也都相当有规模和影响力。BBC和美国之音在捕捉新闻、传播信息等方面的能力睥睨天下，做节目经验娴熟。这些优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它们也有劣势，尤其是美国之音，动辄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紧密捆绑在一起，把一些美国官方不好表达的观点，它来传播出去，对发展中国家充斥着指责、训斥，甚至颠覆性的内容，这样强行输出它们的价值观念当然不被我们接受。我接触过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广播界人士，也都对美国之音嗤之以鼻。

　　而我们国际台的定位是以增进了解、增进友谊为宗旨，是让国外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领域有所了解，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树立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中国过去有苦难的历史，加上西方媒体的片面宣传，使得有些国外人对我们的印象还停留在长袍马褂、绑小脚那个年代。有些人还认为我们没有人权、没有自由、不负责任，甚至以为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对外广播就承担着用中国真实的生活扭转人们错误印象，树立我们崭新形象的任务。我觉得比较BBC和美国之音，我们国际台的优势就在我们的宗旨，我们不是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更不是干涉别国事务，我们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广交朋友。现在，我们的朋友遍及世界各地，近年来，国际台每年都能收到来自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100多万封，就是交了100多万朋友啊。我们去年评选了7位获奖听众，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接见他们时讲到，我们的广播就是为了广交朋友，以这样的宗旨搞对外广播，就比较容易被别人接受。对外广播还有一个技巧问题，但如果不是出于这样的宗旨，人家也不会接受。你成天骂人家，即使再婉转，技巧再高，人家也不会听。所以说我们对外广播的宗旨是我们搞好对外广播的优势，特别是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广播相比。

　　记者：您认为国际广播的优势和作用在哪里？

　　李丹：我认为，国际广播的最大优势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逾越消除疆界障碍进行传播。根据国际电联的宪章，各个国家都有权利获取频率，进行世界广播。只要发射频率功能强大，理论上可以达到世界上任何角落，这应该说是国际广播最大的优势。它与平面媒体、电视，甚至互联网相比，在某些时候优势更为明显。譬如说出现了战时状态，双方肯定要采取措施，不让对方的信息传入自己控制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封锁消息。在这种情况下，电视需要有线或卫星小耳朵才能落地；平面媒体不能指望发行了，除非通过飞机空投；至于互联网，它完全可以在技术上被屏蔽。然而，广播却阻挡不住，即使进行干扰，它也可以调整频率，具有强大的机动灵活性和广阔的活动空间。在“二战”中，BBC发挥了千军万马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谓对整个反法西斯的胜利功莫大焉。反过来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是因为有欧洲自由电台常年宣传的作用，西方对此欣喜若狂，美其名曰“不战而胜”。

　　我觉得，在和平时期采用多种手段搞好外宣，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必然的事情。但对国际广播仍然应该重视和发展，决不能以为传播手段多样了，就轻视它的作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万不要平时不重视它，不发展它，到用时再抓就晚了，临时抓起国际广播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者：您如何看待对外广播的基本规律？

　　李丹：我认为，对外广播的基本规律是“内外有别”、“外外有别”，讲求针对性，讲究技巧性和时效性，争取获得最佳影响。用现在最新的解释就是“三贴近”。 “三贴近”虽然是对国内宣传的要求，但其精神实质也符合对外宣传，贴近实际正是深入了解对象国家的实际状况，贴近生活正是把我们的特色融入到对象国家生活中去，贴近群众正是贴近对象国家的群众。只有这样，讲述中国故事他们才会听，爱听，听得有味。

　　记者：您认为制约国际广播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李丹：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主要有人才和技术两个方面：西方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减对外广播的语言、人员和投入，因为他们的语言人才依靠侨民。而我们则不同，主要是自己培养外语人才，必然需要一个周期，至少八年——四年学习，四年实践。培养一名外语人才不容易，建立一支队伍更不容易，这就需要几十年的功夫。

　　再说技术问题。我觉得对外广播，要的就是“听得见、听得进”。“听得见”是第一位的，对外广播不同于对内广播和城市广播，对外广播总是比对内广播的距离要远。距离越远，从传播学角度来讲，那传播起来难度就越大。对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号能够有效达到，人家才能听得见。这需要有强大的发射能力，有效的传输能力，包括在世界各地有转播点。“听得见”的问题解决了，再就是“听得进”的问题了，就是想方设法让你说的内容别人能听得进去。

　　记者：怎样克服技术薄弱带来的制约因素？做到了“听得见”，那么，如何再上层楼，达到“听得进”的最新境界？

　　李丹：世界上有些地方像南美洲、大洋洲，都是世界的角落，也是我们国际广播的末梢，传播效果比较差。我们现在通过“租机互转”方式解决技术薄弱的问题，就是我们和外国广播电台合作，租用他们的机器来发射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帮他们这样做。比较西方大的国际广播电台，由于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转播发射点还是比较少，在技术上，我们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方面我们还要做大量工作。

　　倘若技术设备能力达到了，解决了“听得见”的问题，“听得进”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虽然信息听到了，但如果这些信息不符合听众的口味，那么信号就是白发射啊。为此，要研究人家需要听什么——我们希望他听什么，他希望听什么，这两点要结合起来。因为要介绍中国，我们才搞对外广播，所以我们必然要讲我们的故事，同时也要讲他爱听的故事。把我们想说什么，与他们想听什么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以此确定节目方针，规划节目构成，设计节目形式，选择节目内容，最终达到有针对性、时效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目标。

　　我认为，第一位的还是认识问题。“十六大”以后，在“三个代表”指导下，主观认识和客观需求结合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条件和环境。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不但要向世界介绍中国，而且要向世界介绍世界。”我们不但要成为外国了解中国的窗口，而且要成为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这样我们的视野就更加宽阔了，也就是要用世界眼光来办好我们的对外广播。

　　记者：但是，也不可否认，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传播中还比较弱，“西强我弱”的局面还十分明显，您如何思考和实践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的问题？您主要思考的问题有哪几方面？

　　李丹：你说得对。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一个国家的声音，在舆论界所占的位置，和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成正比的。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占优势，在信息传播领域逞强自然是正常反映。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凭借其经济实力已经占领了阵地，不管说是阵地也好，还是市场也罢，总之是已经占领了，当务之急我们是挤进这个市场，现在还谈不到占领。先挤进去再巩固、扩大阵地和市场份额，我觉得首当其冲的是确定这样的战略目标。首要是要树立信心，但也要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形成的格局，在短期改变是不容易的。这个工作要一点点做，一口吃个胖子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全球的信息从西向东流，国外把这种现象统称为“信息从西向东流”。西方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很清楚，他们不满足于此，还想继续强化这种格局。但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不满意这种格局的，如想改变，尚需奋斗。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有一名来自尼泊尔的同学，他到图书馆翻遍了所有《纽约时报》的胶片，据他说一直翻到1967年才有一篇关于尼泊尔的报道。即使是德国天天看美国的电视，也是怨声载道，很不满意，因为看不到什么德国的东西，因为美国一向以自我为圆心画圆，一点点放大、扩展其报道的关注力。

　　因此，想依靠西方国家改变观念，加强对东方世界的报道，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依靠东方世界的振兴，亚洲的振兴，特别是中国的振兴。同时要重视新闻报道，重视媒体发展，这样才能挤进市场，扩大市场。我觉得实力是基础，还必须加上主观的努力，短期的、长期的，包括战略性的投入才行。否则即使有一定经济实力，不去发展、投入新闻事业，新闻影响力也不能达到一定的程度。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它的经济实力很强，但它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不成正比。NHK在国内做的很大，但好像没有计划向世界拓展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还进入不了主流。现在我国的总体形势很好，经济发展很快，世界对中国也很关注，我们应趁机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研究过去和现在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订出科学的发展战略。

　　记者：您刚才说到了德国和日本的例子，我想是不是因为英语是世界通用语言，英美国家在信息传播上就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李丹：你说的有道理，我正想谈一点语言重要性的问题。我强调这个问题不仅是因为国际台拥有国内最大的一支外语人才队伍，国际台用43种语言、38种外语对外广播，而且我觉得现在进入信息时代了，不管将来信息技术发展到多么先进的程度，信息传播最根本的载体依旧是语言。信息传播技术解决的主要是速度的问题、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解决“看得见、听得见”的问题。无论你在多么遥远的距离，要让你以最快的速度、最生动的方式看得见、听得见，技术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让人看得懂，听得懂，还是要靠语言。只有运用同样的语言，并利用先进技术交流，传播的信息才能被接受理解，否则就相当于对牛弹琴，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你的信号和信息，先进技术也实现不了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搞对外宣传、对外传播，任何时候，都要重视语言的作用。

　　记者：国际通用的大语种的重要性很大，可有些小语种又不能舍弃，对外广播怎样解决这对矛盾？我看过国际台的网站，上面语种多，内容全，实效快，对外有影响吗？

　　李丹：我们的小语种队伍在改革开放以后遇到很多冲击，小语种应该得到的重视不够，学习小语种的人热情不高，后继乏人，难以维系，我们到处呼吁这个问题，政府已决定给予政策支持。其实，所谓的小语种在那个语种国家就是最大的语言，小和大实际上是一个辨证的关系。不管世界文明怎么发展，想用大语言把全世界的语言统一起来，恐怕这项工程永远也做不成。

　　我这里讲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我接待了佛得角共和国总理府新闻局局长、新闻部副部长，她说她早就知道国际台。我说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认识国际台的？她说：“我看你们的网站”。她觉得我们网站的葡萄牙语新闻内容很丰富，是了解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渠道，所以这次访华之前就集中看了国际台的网站。因为她是国务院外宣办的客人，我问这些话她和赵启正主任讲过没有，她说讲过。我想怪不得启正同志准备找我谈加强小语种网站建设的问题，他说你要经费我来批。启正同志非常注意语言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他在工作中有一块负责互联网对外宣传，他发现投入资金很大，搞了很多大型网站，在国内很热闹，但扩展不出去，人家看不懂，发挥不了应有的对外宣传作用。国际台一开始就是主要搞外语网站，拥有16种语言，很快可增至24种语言，年底争取38种语言全部上网。我们这个网站在国内没有多少知名度，但在国外颇有影响。去年我就和启正同志谈过几次小语种网站的建设问题，他很重视、支持。我们形成这样的共识：语言是最基本的交流要素，和谁沟通都得用他的语言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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