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取回一腔爱国情

　　记者：您在国际台工作了7年后，1974年去加拿大留学是个人主观愿望，还是因为什么契机？

　　李丹：1974年9月，台里决定送我去加拿大学习，当时是根据中加两国双方文化交流的协议。第一年，我去的是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第二年到了加拿大温哥华的布·哥伦比亚大学。我主要是在文学院学习，选了不少课程，演讲课下的功夫最大，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学习播音上，听广播，看电视。这次学习我静下心来潜心做了播音研究，对声音结构特点和发音特点全面研究了一番，很有收获和长进。我那时善于模仿，回国后许多老同志说李丹这方面变化太大了，播音有了质的飞跃。我觉得把握住了播音的精髓，播音不是平铺直叙的，是弹性的；不是死的，是活的。此外，对西方新闻学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做了剖析研究，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研究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结合我们的工作，把宣传新闻化。

　　记者：加拿大留学这段经历对您以后的思想、理念和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丹：回国之后我发现，在“文革”期间，电台新闻节目几乎变成新华社的口播版，自己很少采写东西。“文革”后大家开始反思，对于电台英语部来说，就是改变极左的形象。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了，对外宣传必须改变——内容当然至关重要，但终归落实到具体形式上，要由受众能够接受的形式去实现内容的价值，这是我思考较多的问题。我们的广播外宣节目没有新闻化，而是宣传化，需要在这方面多研究、多实践。

　　进入到80年代，我做记者在国内外跑了很多采访，像去美国采访“替代性奥运会”，对外国元首来华访问进行采访，随我国领导人出国采访。由于有留学的经历，我把先进经验应用到实践中。在采访报道中，我使用国际上流行的口播加同期声、效果声的方式，取得空前好的效果。在澳、新采访时，我成功地采访到了新西兰总理，向国内发回大量英文报道，当时在国际台的BBC 专家说，李丹做成了这么大量的口播报道真不容易。记得当时在澳大利亚每到一地就紧张投入采访，人们当天就可以听到我的报道，从堪培拉到悉尼，我刚下飞机，就有人喊：“Who is Li Dan?”所到之处，当地的媒体一般会采访我，他们很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后来我随国家领导人到美国、加拿大采访，在华盛顿的“美国之音”总部合成节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编辑、记者在我身边围成一圈，他们都很惊诧：中国大陆竟然有这样的人才，懂这样的报道方式。这种播报通常只有他们的美国同事才能做。

　　记者：这些成功是不是促成您再次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能不能讲一下您在美国的专业方向和求学经历？

　　李丹：我做的这些采访引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专业新闻工作者项目”部门的注意，他们问我是否对做研究员感兴趣。我觉得需要扩大视野，更新知识，而且在那里荟萃了世界一流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项目的也都是中年杰出的新闻同行，每年有几十次可以与专家学者面对面研讨的机会。我就决定去了，他们出高额奖学金，国家派出，算自费公派。一年后，因为要研究了解美国国会，我转到了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新闻学院。当时许多华盛顿的精英人物都去讲课，共上了3个学期，我把夏天也利用起来，十分紧张。我主要的精力、时间花在了去国会实习采访，对国会的内部情况、内部渠道、公开制度、国会与新闻界二者关系等问题都有了较深的了解。

　　我觉得这两年深入到美国社会细胞中去了，深刻了解了美国社会和人际关系。在斯坦福一起学习的美国研究员占70%，其他国家占30%，这些人都出类拔萃，我和他们共同学习了一年。在美利坚大学也与岁数比我小的同学们共同学习了一年，相互之间有一个比较，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平时的作业都出色完成；做的长篇报道节目、写的社论文章质量为全班典范；最后综合考试大家刮目相看。那次考试前后4个小时，通过了才能拿到学位。考试之前我把前两届的卷子看了一遍，花的精力不是很多。第一场考了2个小时，每人一大摞材料，写一篇3000字的报道。我把和主题相关的材料拿出来，很快地组织报道，然后又浏览了一下剩余材料，看有没有补充，一个多小时写完就出考场了，有些人根本没掌握要领，两个小时竟没完成，有的完全走题劳而无功。第二场是写一篇关于新闻道德的文章，我想把它写好，构思的时间较长。离交卷还剩30分钟的时候，我的字数还差一半。教授走到我身边说：“抓紧时间”。一霎那，我思如泉涌，打字像风一样快，还是按时完成了。交卷之后，教授说：“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我当时真的是很有把握的感觉。能在重压之下从容地完成工作，这也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特殊素质。新闻有一个Deadline（最后期限），这是职业的需要，时间一到就是东西不好也要拿出来，获奖的报道大都是在时间限制下完成的，不是在充裕时间内描花绣朵完成的。

　　记者：您当时到美国留学既然是自费公派，又学有所成，逐渐融入了美国社会，有在美国继续发展的可能性。面对这种境况，您如何选择了回国？

　　李丹：从1984年到1986年，两年里的第一年在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层次较高，但接触社会、学习研究实际问题的机会不多，第二年在美利坚大学做硕士研究生就是想弥补这个不足。学位完成后，是有人劝留下来。我觉得做人要遵守承诺，不能失信。虽然我那时还不是什么干部，但国家意识很强，我是中国自然的一部分。我还有一个感受，出国的人原因是不同的，其中有些人是觉得他的价值不能在国内实现，因为以前机会不好或条件不具备，他觉得在国外做什么都比原来强，所以留下了；有的人学成后觉得国内没有他需要的研究工作条件，所以留下了。我们情况不同，我完全是国家、国际台培养的，有很好的工作条件，回国完全可以做出贡献，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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