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创新，开创一番新天地

　　记者：我觉得，报效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使您一步步把梦想变成现实，这次回国后您做了哪些新闻创新？

　　李丹：我认为，责任感是一代代人传下来的，置身到责任感其中，又受到责任感推动。1986年我从国外回来，主要考虑如何通过新闻方式实现我们的对外宣传意图，谈不上什么创新。当时，正好赶上英语部的队伍受到改革大潮的冲击，许多人走了，还有人在动心。老同志心急如焚，建议领导给我压担子，他们觉得我在英语部时间长，为人正直，业务精通，外语熟练，震得住队伍。我原来就做过副组长，这次一下子就做了英语部主任，从老主任手上接过来就开始搞改革了。先是节目改革，加大新闻报道力度，尤其是扩充对中国报道的内容。1987年我把年轻记者组织起来，做Current Affairs（时事报道）。我借鉴了美国NPR公共广播电台的做法和节目形式。他们有个节目叫All Things Considered每天做一个小时的报道，大事小事，只要是人们关心的事，都派出记者采访，进行深度报道。All Things Considered到现在也是美国的一个名牌节目，也是在加拿大广泛收听的节目。这个节目要求记者当天发回报道，要一手材料、背景材料、旁证材料，特别是同期声和声音效果，很考验记者下的功夫。在美国留学时，我曾在NPR实习一个夏天，跟他们一起去采访，回来后作报道。这个节目通过卫星传送给全国200多个电台播出，有早晚两个版节目，因其客观公正、时效性强、突出热点，在美国享有盛誉。我们借鉴了它的概念，每天做半小时的节目，每篇报道从3分钟到5分钟不等。整个节目由5、6个这样的报道组成，每篇报道的采访、编辑、播出是由一个人完成。这样一种形式，真实生动，可以尽情体现广播的优势。

　　记者：您创造的“时事报道”获得了全国新闻媒体优秀好栏目。您能分析这个栏目的具体内容吗？对您有哪些启示？

　　李丹：这个节目每天需要5篇以上的口播报道，我派出10多个记者，谁成功了就用谁的报道，要求讲得全面、深入，而且要有音响。到了农场，你一定要把牛的“哞哞”的声音录下来；到了火车站，你要把汽笛声录下来；到了闹市，要把嘈杂的声音录下来。采访时，重要人物、当事人一定要找到。然后记者通过他的眼睛、大脑把这些素材串起来筛选，每个人都紧张极了，回来后把声音的、文字的内容融合起来，很快地用英文编写出来，做3到5分钟的小型报道。这不正是“三贴近”吗？

　　我认为，人们都知道的事情，记者继续报道，让人们感兴趣，的确不容易。但是在你报道之前，世界上没有人注意这条新闻，这样的工作仍是很有价值的。当然，挖掘、发现选题、首先报道、独家报道是最高境界，也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独到的见解、独特的眼光、艰苦的劳动。

　　记者：我发现您几次提到时事报道，请问时事报道的选题是什么标准，是重大新闻事件吗？信息来源是什么？

　　李丹：一般新闻强调5个W，通常不主要在How上和Why上做文章，那么时事报道主要是在这两方面做文章，要采访很多人支持你的看法和观点。所以做起来难度也大，它不是简单地告知事实怎样，而要对整个来龙去脉都深入报道，时事报道播出去反映很好，影响很大，说明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节目开始由我主持，我天天串连播音，内容选择国外普遍关注的国内硬、软新闻。

　　那时，信息来源较少，我们就订阅了全国各省市的主要报纸，每个人一上班都从里面挖掘，有时候一个看似不大的对外消息很有意思，就追踪下去，搜寻继续发展的故事，最后播发出很受欢迎的报道。那时候没有网站，现在信息资源多么丰厚多彩。

　　记者：您做过播音、翻译、编辑、记者，其中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您认为从事国际新闻的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有哪些？

　　李丹：你所说的这些经历，我在不同阶段都倾注了热情、时间和精力，而且非常喜欢这些经历。播音、翻译、编辑、记者这四个方面是作为一名对外新闻广播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我们叫一专多能。作为一名对外广播新闻工作者，首要的素质应该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另一个素质就是掌握新闻报道技能，再一个素质就是要掌握广播技能，包括广播技术的常识，尤其是先进技术的常识，还有一个就是要精通国际问题，对世界上主要问题要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特别要了解对象国家的情况。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宣传工作都是为本国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结合现实就是掌握好我们党和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个代表”精神要学习好，掌握好，运用好，让它成为做好对外宣传实践的理论指南。

　　记者：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36年，可以说认识世界先进事物得风气之先；您又有在美国、加拿大学习四年的经历，善于结合中国国情融入世界最新观念，创新出切实可行的报道模式。可以列举几点您的得意之笔吗？

　　李丹：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就比较关注传稿中，传送声音报道的技术设备、传真、电脑的使用，当时技术条件非常有限，不能双向交流。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四处寻求办法，后来发现欧洲有一种“记者电话装置”（Reporterphone），可以双向交流录音，声音还可以提升、净化，我积极推动引进这种设备。采访工具非常重要，80年代初期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随行的人民日报记者发稿子，要对着越洋电话，逐字逐句地念，编辑部逐字逐句地抄，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传真。我也四处向国外同行打听传真的使用情况，后来设备越来越改善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报道技术设备进步的轨迹。国际台接触世界比较早，说实话，现在许多国内的报道模式国际台大都是最早开始使用的。记得我们在1999年策划落地节目，和美国ABC联袂做一档越洋连线节目，在北京安排有讲英语的主持人和专家，美国那边有人进行提问，每次半个小时。为此我们打了报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同志批示同意，我们确定的名字叫《对话》（Dialogue）。还有时事报道的形式国际台早在1987年就开播了这样的节目。

　　记者：我觉得您的得意之笔还有一点就是FM91．5音乐节目。很多音乐爱好者都知道国际台有一档91．5频率的音乐节目，在圈内口碑很好，我们学校的不少外籍教师还赞誉节目办得好。请问这档节目是怎样开播的？它的报道风格是如何定位的？

　　李丹：开播91．5是在1989年5月，我们考虑到来华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那时全国没有音乐台，各台经常播放一些自己都听不太懂的西方音乐，有些难登大雅之堂，我们就想开办一档规范、专业的音乐节目，后来国际台争取了一个频率。我们知道外国人在家里、办公室里、上下班路上的车里，喜欢听听音乐消除紧张疲劳。他们到了中国听不到他们熟悉的音乐，我觉得国际台应该填补它。当时有人说播放中国音乐，我说不能过多，否则，外国人不会听。为什么呢？我讲道理说外国人很喜欢中国菜，吃了以后他说“好，真好！”，偶尔吃一次可以，但天天吃他肯定享受不了。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1979年美国宇宙足球队来中国访问，其中有球王贝利。当时我在上海采访他们，贝利在一次晚饭时提出来要吃Pizza，主人没有理会。第二天，他又很激动地高喊：“我要吃Pizza!”后来那顿饭他就没怎么吃，大家都吓坏了，想这个人怎么了。后来我和他聊天，他说：“我不行了，虽然中国菜很好。但我不能再吃了，我没有胃口了，我想吃Pizza”。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izza，西餐做的也还不够纯正。

　　由此，我得出启示：外国人偶尔听一下中国音乐，会觉得很优美，但毕竟他们长在另一个文化氛围下，所以我们想创建一个外国音乐节目的频率。但必须为外宣服务，所以就设计以新闻作为龙头，每小时以5分钟的新闻开始，接下来55分钟的音乐，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更新，循环往复，所以我们叫它新闻音乐频率。91．5是轻松调频，音乐经过层层遴选，都是健康向上的，无政治、无宗教、无色情、无暴力等倾向。我们和澳大利亚一家电台合作，他们的音乐节目风格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如果没有音乐节目，新闻节目也形成不了那样大的规模，也接触不了那么多听众。音乐是有益无害的，是我要对外宣传的，这样节目构成的频率就把“我们想说的”与“你们想听的”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2003年9月采访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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