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传媒>>传媒专题与特别策划>>与中国传媒高层权威对话>>杜导正 2004年10月15日14:40

杜导正:晚年考试成绩好些

采访者:吴晓晶 王永亮

  杜导正:1923年生,籍贯山西省定襄县。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县委部长。1946年初历任《晋察冀日报》记者、人民解放军六十七军新华支社副社长、第二十兵团新华分社副社长。建国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总编辑。“文革”后,历任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

  我最早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9年,当时我大学即将毕业,他是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为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尽心竭力。等我参加工作,杜老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我很快看到了他任社长的《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是我步入新闻事业的启蒙老师。在之后的十多年里,我从各种资料、传闻中上熟悉了杜老,对他产生了一种景仰之情。今年春天,我有幸走近杜老,聆听他叙述风云激荡的人生历程和对历史的反思之言。泪珠婆娑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我自认为应该“大写”的人!

 从“娃娃党员”到“跟着扔石块”

  记者:杜老,从您的履历上我们知道,您在1937年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党员”。可以让历史风云舒卷到近70年前吗?

  杜导正:我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杜希贤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母亲是造纸作坊的一个普通工人。我原名杜毓芷,现在的名字是1938年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导正”是取指导政治之意,一直用到现在。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就勤奋学习,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讨回做人的尊严。

  1934年,我考入定襄高级小学读书,当时日寇进犯河北,热河省、冀东21县和察哈尔省相继陷落。1936年9月,山西省成立了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11月,我就参加了牺盟会组织。1937年,我14岁时考入了定襄县立初级中学。就在这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停课,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回到了家乡蒋村。当时村里正驻扎着刚从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八路军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掀起了参军热浪。我就毅然报名参加了“蒋村脱离生产武装抗日自卫队”。之后,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成立,吸收我参加,我成了定襄县第二区动委会的工作员。就在这一年,115师教导队的邓森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只有14岁,是个刚懂事的娃娃党员。

  记者:在抗日战争中您是如何进行革命工作,并与新闻事业结下毕生缘分的呢?

  杜导正:入党后,我被组织上分配到繁峙县任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之后,在雁北地区工作了将近7年。1944年9月,我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并逐字逐句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革命理论的学习,不仅拓宽了我的知识领域,就是在对人生的选择,对世事的看法上也产生了一些飞跃。同时,也更加强了我对党所领导的事业的自信心。

  抗战胜利后,我从党校毕业,到中共北平市委报到。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同志找我谈话,决定让我去当记者。但是我文化功底较差,感觉难以胜任,觉得自己搞党务和农民工作还比较合适一些。但小舟同志坚持认为我可以写东西、当记者。于是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记者生涯。

  组织为我选择这个职业,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新闻作品。在抗战时期的1941年,《晋察冀日报》社的一位特派记者雷行到繁峙县采访时,就曾鼓励我写稿。开展农民工作我不生疏,可是写文章的事还是头一遭,我不敢动笔。可是经不住雷行的一再鼓励,我终于提起笔来采写了几篇小消息。1942年,和我共事的繁峙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赵明升英勇就义,我含着泪写成了1500字的通讯,发在石印的雁北地委机关报上,很多读者受到感动。读者的青睐使我感受到了新闻的力量,也激发了我的写作激情,但后来成为一个专职记者却是万万没想到的。

  在解放战争中,我又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有些人物报道在晋察冀一带产生了一定影响。

  记者:建国后,您还继续从事新闻事业吗?

  杜导正:是的。我告别了部队后,就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稍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抗日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在我的一生中,在马列学院这段时间中,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可是,哪里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记者:您说的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是什么意思?

  杜导正:我这句话是个通俗的说法。要解释这一点还有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说。

  1956年9月,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政治运动挨着一个政治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此后,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总的来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长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就是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没有那么清醒或抵制不住的时候,就要跟着瞎胡闹了。

  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就有意见,个别地方闹事出现了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我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老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被错划的同志后果那么严重,只以为批判一下,以后接受教训,改正就完了。哪里想到把人家弄到敌对阶级堆里,整得那么惨,二十多年以后才给人家平反。

  记者:在这期间,您也通过新闻推动政治运动,有哪些文章值得反思呢?

  杜导正:是啊!现在想起来,时常感到内疚。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委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6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64000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6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至于我自己呢,也就像巴金老人所说的,有时候跟着扔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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