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传媒>>传媒专题与特别策划>>与中国传媒高层权威对话>>杨伟光 2004年10月18日14:32

杨伟光:演绎央视演义

采访者:新 华 王永亮 

  杨伟光:广东梅县人,1935年11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5年主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课题研究,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出版研究成果《中国电视论纲》。2002年9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现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央视令每一位曾走进她的怀抱的人难以忘怀。

  有一位电视人这样描述他对央视的感情:

  “每次去北京出差,总是要出租车绕行西长安街,望着那栋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浅蓝色火柴盒式大楼,心中总会泛起复杂的感情。”

  “在我心中,CCTV是个那么复杂的混合体,那么多的精华与那么多糟粕,那么多杰出之士与那么多混世之徒,那么强烈的创新意识与那么陈旧的传播方式,那么强势的媒体与那么卑微的个体……”

  我们不知道,在央视做了七年副台长和七年台长的杨伟光,读了这些话会有什么感受?

  我们想知道,已经离开央视,现在担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会讲述什么样的央视故事?于是在一个夏日,我们走进北京西客站旁边的亚视大厦,凝视着他的眸子,抛给他一些能钩起往事记忆的问题。

 起点:1985,广播人主政央视新闻

  记者:听说1985年广电部从中央电台调您到中央电视台去担任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您不愿去,还找过当时的部长艾知生陈说理由,有这事吗?当时部里为什么考虑从广播调人去管电视呢?

  杨伟光:那个时候,电视台新闻宣传人比较少,经常出一些小毛病。还有1985 年的春节晚会搞砸了,一天几麻袋的批评信,弄得很被动。为此,艾知生部长提出电视台要加强,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一位副台长去管新闻,选中了我。

  我记得那年7月的一个上午,当时的副部长郝平南一个电话把我叫去,向我宣布了部党组的任命。我一听就傻了,不久前,我刚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上,题目是《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论证广播不会被电视冲垮。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很赞赏,批示给《广播电视战线》杂志公开发表。现在发挥广播优势、顶住电视的冲击的措施刚开始实施,我这个副台长就要投向电视的怀抱?电台的同事会怎么想呢?当时我不愿意去。我想广播工作我干了二十几年,很熟了,人也熟,节目也熟了。到电视台工作不熟,人不熟,各方面都要重新学习。我的大学同学在那里已干了二十多年,我这个新手到那里,他们会怎么看?所以,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就去堵艾知生办公室的门,我说部长你能否再研究一下,我希望留在中央电台工作。艾知生部长说,这些组织上都考虑过了,你就去吧!

  记者:最近看到吕大渝的《走近往事》,里面谈到,沈力、赵忠祥和她三个人的播音组曾长期承担整个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工作。您到央视的时候,这种情况有多大改观?

  杨伟光:我去的时候,电视台的人员配备和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当时电视新闻确实还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响。我到电视台以后,先调查了两个月,没有作声,经过认真思考,我和沈纪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提出要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办成要闻总汇,做到新、短、快、广。这个报告送一份给艾知生部长,还送一份给吴冷西老部长。吴冷西部长看了以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在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把电视新闻搞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希望你们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把电视新闻搞好。

  我们首先抓电视新闻的时效,那时候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下午三点钟的外事活动,回台以后,不编发新闻,第二天晚上再编辑播出。我说我们是7点钟的新闻,你3点多回来,完全可以编辑当天晚上播出,为什么要放到明天?有的同志就和我理论,他们说:广播是声音,报纸是文字,电视又有声音又有图像,还是彩色的,第二天播放也有新的内容,有人看。
我说,电视有声音,又有形象,如果能够及时播放,那不是更好吗?我说,今后,记者你回来后不要回家,要把节目做好以后晚上播出,时效要比广播快。

  第二,就是抓信息量。那时候,一条新闻,一个工厂、乡镇企业的新闻,长达两三分钟,一个新闻节目半小时才十五六条消息,这样小的信息量怎么行啊?我们应该扩大信息量,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没有图像,口播也可以,但是不能太长。什么乡镇企业啊,统统赶到经济节目播出去,不要在新闻联播播出。一个规模不大的乡镇企业,它的生产好不好,对我们国计民生有什么重要影响?要是大庆、鞍钢的生产很好,你可以说它有新闻价值,因为它对国家的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这以后,新闻的结构变了,包括了科教文卫体新闻,还有观众比较关心的社会新闻,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新闻的结构问题。

  第三,抓评论,抓报道形式的改进等。

露脸:从汉城野外竞赛场话央视新闻崛起

  记者:您上面谈到的两条,实际上都是观念层面的问题。

  杨伟光:是的。我当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广播电视新闻的时效观不能按报纸的“今天消息”,应该是“正在发生的消息”或“刚刚发生的消息”。我还在电台工作时,当时开人大会议,我就提出要现场直播、现场广播,没有批准。后来我就采取进行时式的消息报道。当时彭真同志当委员长,开幕式刚开始,我就开始报道了:全国人大会议已经开始,谁正在做报告,要点是什么;然后在中间第二个议程来了,又讲现在谁作报告。广播电台播放新闻时,会议正在进行之中,我们通过电话从现场进行采访,即时播出。我到了电视台抓新闻,第一件事就是狠抓时效。

  1986年10月,在汉城举办第十届亚运会。那是中国电视台第一次同步大量报道大型运动会。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杨伟光到了电视台了,时效不能让他抢先,广播一定要争取时效第一。我说,这一次,电视一定要与其他媒体争时效第一,因为我一切都部署好了!我们从汉城要了一个电话专线,那边一拿起来,北京演播室电话就响了,我不需打韩国的长途电话,老是摇不通。没有专线的话,打电话首先从机房,然后到韩国的总机,韩国总机然后转到北京总机,北京总机转到中央电视台总机,然后再到演播室。有自己的专线,我们拿起来就连通了。

  汉城运动会第一块金牌是野外自行车赛,我们派了一位朝鲜族的记者金德显去野外竞赛场。我说,你是朝鲜族,会讲朝语,他们终点那儿有一部电话,你要和他们搞好关系,需要的时候要用他的电话把新闻传回来,这是第一块金牌,一定要争第一。果然,金德显到了现场,韩国工作人员一听金德显说朝语,亲热得不得了,立即表示:兄弟,有什么问题我们帮你解决,不必客气!比赛结果,中国队遥遥领先,拿了第一。金德显立即用电话传回中国队拿到第一块金牌的文字稿。为保证准确性,我让岑传理同志打电话到新华社记者团总部核实消息,总部驻守记者的回答是:还不清楚!我们的电视新闻传回北京播出时,自行车100公里接力赛还在汉城郊外进行,落在后边的运动员还蹬着自行车朝终点飞驰哪!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这条消息都比电视晚半个小时才发出来。

  记者:广播时效不可超越的神话就这样被打破了!

  杨伟光:后来一系列的现场直播,当然都是我们快了。到最后一天拿金牌,中央电视台也是第一。

  我原先跟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袁伟民说好了,我说最后一天我派记者采访你。他答应了。可是到最后一天的头一天晚上,10月4号,我们的金牌和韩国的金牌是92比92,两家是并列第一。我打电话给袁伟民。我说,我们说好了,运动会结束的前一天,我们要采访你。他说,现在你采访什么?第二天还有6块金牌,落在谁手里还不知道,我怎么讲?我没法讲。我就问他,你估计我们有什么优势?他说:正常情况下,马拉松比赛日本队希望最大,足球比赛韩国稳拿,中国队要想再夺金牌,主要目标是四项田径项目。如果中国队拿两块,韩国不拿,中国队将是金牌总数第一;如果韩国拿下一块,那么将是中韩平分秋色。如果中国队只拿一块,韩国拿两块,总分第一可能是韩国的。

  第二天,比赛异常激烈。第一个女子4×100米接力赛中国队拿了,第二个男子4×100米接力赛也是我们拿了。当所有比赛只剩下两个项目没决出结果时,我算准即使这两块金牌都被韩国摘走,也只能与中国队并列第一,我们立即组织报道组传回《中国队获金牌第一已成定局》的新闻。这条新闻,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报道又比电视晚了半个小时。有人说,这次亚运会报道结束了中国的电视新闻时效落后于广播新闻的时代!

  记者:看来关键还是人的观念的改变!

  杨伟光:但是广播老大哥不服输。1993年全国七运会在广州召开时,广播电台总结亚运会教训,把播音室搬到了广州。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电台播出的节目不停,有最新消息时,就在广州播音室直播;同时将北京正在播出的节目声音压低,不中断;直播新消息后,原来播出的节目声音立即恢复正常。他们强烈希望在报道的时效上再次压倒电视,打个翻身仗!这个广州直播的方案对我们真是一个威胁。我们虽然在广州有机房,但演播室远在北京,机房信号接收后还要编辑、制作,再传回北京播出,怎么能比广州直接播出快呢?

  面对挑战,大家开动脑筋,力争时效超广播。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字幕新闻!过去在亚运会时主要是搞插播,打字幕较少。这回情况改变了,应对措施也得变!我们专门带了一台文传机到广州,各赛场比赛时,我和报道组守在机房,各个赛场谁得了第一名,创什么记录,一目了然,立即在机房写成文字稿,传回北京。台里机房打字幕一般也就三五分钟,这样随时就可以用横排字幕插播出去,让全国的观众先睹为快!现场的许多记者也通过电视了解各项目的比赛结果。

  广播电台呢,虽然他们在广州播音,但在播音室里没有监视器,不知道各个场馆比赛的情况,要等记者电话传回广播稿才能播出去,这样还是比电视慢多了。

  七运会结束后,宋世雄在广州遇到了他的老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体育播音员张之。张之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小宋,你们那个字幕新闻简直是没辙了!”说得宋世雄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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