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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报的几个问题
王武录: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12月17日14:4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这里所说的党报,是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的党委机关报,也就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报,如《北京日报》;地(市、州、盟)委机关报,如《保定日报》。目前,党报虽只占内地报纸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但由于中共是执政党,党报对全国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传播先进文化,仍然起着排头兵作用。我们研究党报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在国际、国内、业内坐标上寻找党报的方位

  国际坐标可否这样表述?

  ——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不可阻挡;

  ——弱肉强食的格局难以改变;

  ——民众民族的力量不可忽略;

  ——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及民族主义、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及儒家文明的长期博弈并相互借鉴中艰难跋涉。

  这样表述是有一系列事实支撑的:

  ——当年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方面谈判前后谈了15年,用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的话说,“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然而,参与谈判的各国各方谁都未打退堂鼓,最终于2001年全面达成协议。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2003年3月,美国甩开联合国,三周时间就攻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萨达姆政权覆亡。可是,就在布什总统刚刚宣布“主要战事结束”,美国发现它在伊拉克陷入了泥沼。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主导冷战后世界的“文明冲突论”。由于它涉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几千多年来的冲突,在政治上相当敏感,学界和政界见仁见智。但是,“9·11”事件以及其后的发展,使人们不能不关注亨廷顿的若干论点: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矛盾及差异;对西方而言,激进伊斯兰势力不亚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正是这些不争的事实,使我们对国际坐标作出上述表述。请注意其中“社会主义”和“儒家文明”这两个元素。它们直接决定党报在当今世界坐标上有一席之位。

  国内坐标可否这样表述?

  ——以市场取向为主,以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经济改革只会进,不会退;

  ——以法治国家为目标,以吏制创新为核心,以咨询体系为辅佐,以中共自身与时俱进为保证的政治改革是渐进的,更是长期的。这样表述同样是有一系列事实支撑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5年间,市场取向加宏观调控,使内地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迅速增长。一方面,广大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以释放,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得以走出传统村落,进入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另一方面,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得以盘活,数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得以形成,50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得以流入。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在整个中国内地演进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极为宏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排山倒海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改变的。

  ——进入2004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日程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项目令中外瞩目。不到半年的时间,《党内监督条例》出台,人权写进宪法,《人权白皮书》公开发表,《依法施政纲要》正式颁布,这一系列措施,无不显示中国最高领导层推进政治改革的决心……

  正是这些不争的事实,使我们对国内坐标作出上述表述。请注意其中“政府宏观调控”、“中共自身与时俱进”这两个元素。它们直接决定党报在当今中国坐标上的重要方位。

  业内坐标可否这样表述?

  ——报纸等媒介已经经历并将继续经历市场化、集团化、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

  ——党报与党和国家建设政治文明、发展文化产业同步。

  尽管内地报纸等新闻媒体现在只能是业内融资,而不许业外融资,更不许境外融资,但媒体将自己的某些资产,主要是经营性的资产,剥离出来,挂牌上市,早已有之。再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公司投资内地传媒业,包括报刊销售业的步伐正在加快。党报旗下的子报、子刊、相关产业、非相关产业“借壳上市”、“曲线融资”,屡见不鲜。眼下,新闻宣传、经营管理都搞得不错的党报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便是党报如何搞好资本积累与运营?党报怎样同文化体制改革相协调?

  二、发行量与公信力

  据世界报业协会2003年6月份公布的报告:

  《新华日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所属《扬子晚报》发行165万份;

  《大众日报》(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所属《齐鲁晚报》发行85万份;

  《河南日报》(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所属《大河报》发行60万份;

  《浙江日报》(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所属《钱江晚报》发行60万份;

  《湖北日报》(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所属《楚天都市报》发行121万份。

  据说《新华日报》、《大众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湖北日报》的发行量均为30万份左右。

  由此可见,非党报的发行量明显高于党报。

  另据中国记协2001年“读者对不同渠道发布新闻的信任度调查”显示,55.1%的读者最信任党报,另有19.82%的读者最信任晚报。

  由此可见,党报的公信力与非党报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党报的公信力源于党。

  从总体上看,善良的人们承认中共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党报——党委机关报,是这样一个党的一个机关——为这样一个党办理报纸宣传事务的部门,自然有赢得读者高度信赖的特质——即“公信力”。

  在正常情况下,党报是在党报与党委、党报与读者、党报与市场这三条线中寻找交叉点。“反右”、“大跃进”、“文革”、“89’政治风波”等非正常时期另当别论,当时是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或党犯了重大错误,党报也跟着犯错误的。

  从事党报实际工作和科研教学的人,多数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党报要在宣传规律、新闻规律、经济规律三者中找一个合力。

  宣传规律就是报纸与党和政府这条线,起点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新闻规律就是报纸与读者这条线,起点是真实和时效。

  经济规律就是报纸与市场这条线,起点是报纸卖得出去和有客户来买报纸上的广告版面。

  报纸与党和政府、报纸与读者这两条线交叉,党报胜过非党报,所以党报的公信力超过非党报。

  党报与读者、党报与市场这两条线交叉,非党报胜过党报,所以非党报的发行量超过党报。

  从理论上说,最大发行量与最高公信力二者能够统一;从实际看,古今中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即找不到任何一家“双最报纸”——发行量是最大的,公信力又是最高的。

  三、读者人数与读者层次

  党报有“理论读者”和“实际读者”之分。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小商贩、退休人员、基层干部、中层干部、高层干部、知识阶层,都应该读党报。在理论读者的结构中,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50%,小商贩和退休人员占40%。这些阶层、人群接触媒体主要是为了解衣食住行的必需信息,包括生活消息、娱乐性新闻以及其他喜闻乐见的话题。

  理论读者的10%是基层、中层和高层干部及知识阶层,包括一批有理性追求的企业家。这些阶层接触媒体是为知晓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知晓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动向和趋势,认识重大事件,了解民意等。

  党报的实际读者是在上述10%的理论读者中。他们人数不多,但层次较高,是决定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主流人群。换言之,党报的核心读者群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党报影响的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影响他们的思想观点,影响他们的决策,同时通过各级党政干部来影响社会公众。党报在知识分子中也有着较为稳定的读者群。知识分子在社会公众中常常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吸收了党报的某种观点和信息之后,常常通过其讲课或著作加以传播。这也是党报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

  眼下,我们身边的高收入、高消费群体,是否已构成当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诚然,中国内地已经涌现出了不同于海外中产阶级的高收入、高消费群体,这类人居有豪宅、行有名车,如拥有百万、千万乃至上亿元财富的私营企业家、金融食利者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有闲阶层。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又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但尚未构成当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他们在经济活动中起着一定作用,但目前仍不能决定今天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这类高收入、高消费群体服务(给富人们提供高级享受、超级消费)的媒体已陆续出现,且广告收益相当可观,如金玉满堂的时尚报刊、不断上档次的频道和版面包装,但这些媒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影响力目前还是微弱的。

  据全国记协2000年的一项调查,我国31家省级党报年平均发行总量,1984年为38.64万份,1995年为27.78万份,1999年为23.91万份。据此估计,中共三级党委机关报的发行量目前仅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6成。

  尽管党报读者人数呈下滑态势,但是读者层次没有改变,即仍在当今中国社会主流人群中。

  从世界报坛来看,影响力大的严肃报纸市场份额反而偏低,是各国报界的普遍现象。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大众报纸《太阳报》发行346.1万份,《镜报》发行211.7万份,而严肃报纸方面,《每日电讯》发行100.3万份,《泰晤士报》发行70.5万份。美国最大的综合报纸《今日美国》报发行260.3万份,而最大的严肃报纸《华尔街日报》发行182.1万份,发行量占美国严肃报纸第二位的《纽约时报》仅发行167.3万份。(参见世界报业协会2003年6月公布的报告)

  2002年8月,笔者跟北京广播学院代表团访美时见到了在美新闻院校留学的原社科院新闻系的学生。他们告诉笔者,在美国,《纽约时报》读者群是白宫官员、各党派政客和知识精英,正是这些人决定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和国策,他们必须从《纽约时报》这类所谓“高级”报纸中了解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评论。另外,美国一些大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为了驾驭市场的变化,必须了解政治和经济动向,也常常成为《纽约时报》的热心读者。

  四、信息量与思想性

  非党报版面多(一般在12个版以上。按对开版面计算。下同),信息量相对大;党报版面少(一般在12个版以下),信息量相对较少。

  非党报的多数版面用于导引衣食住行,赏析奇闻趣事。社会新闻、商业炒作、楼市专版、汽车专版、分类广告、明星照片穿插其间。从总体上看,它重在满足人们的感官需要,而不是诉诸于人们的理性。

  党报多数版面用于指导工作、理论宣传、传递建议、知识介绍。从总体上看,它重在高举社会舆论的旗帜,弘扬社会舆论的理性,主导社会的话语权,它的思想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

  现代读者对党报思想性的呼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和宏亮。如前所述,今天党报工作者是在那样一个国际、国内坐标系中办党报,读者一方面对那样一个国际、国内坐标系感到困惑、不适应,有陌生感、疏离感;另一方面,读者的主体作用又因那样一个国际、国内坐标系而大大增强,生存、命运要由自己掌握,目标、手段要由自己抉择。因此,他们对关系其切身利益的、社会上的重大变故,迫切需要了解。不仅想知道局部,还想知道整体;不仅想知道个别,还想知道一般;不仅想知道今天,还想知道明天。凡此种种,表现出一个趋势,那就是读者渴望思想的开导、智慧的启蒙。能满足读者这个要求的报纸,在社会上就受到普遍尊重。就内地而言,不论是从历史看,还是从现状看,能满足读者这个要求的报纸还是党报。

  如果说非党报能使人激动,议论纷纷,党报则使人从容,看到重大事件的本质,透视事态背后的隐秘动向,使大众的意见趋向一致;如果说非党报从不漏过爆炸性新闻,党报则是把最震撼人的事件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如果说非党报重在反映读者呼声,具有较强的服务性,党报则重在引导社会舆论,用正确的话语垒起媒介权威的高塔。

  综上所述,党报要保住和提升公信力、读者层次、思想性,取决于以下几点:

  其一,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关键性的项目上争第一。不论是从体育比赛看,还是从新闻传播学上讲,“冠军”——“金牌”——“第一”——“最好”才是最大的赢家。既是新闻传媒之一——报纸,又是党的一个工作部门,这双重属性决定党报较之于非党报,更具有党和政府所具有的总揽全局的高度和宽广视野,更能够及时获得同级和上级党委、政府的宣传精神。而这种宣传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是新闻评论,而这种新闻评论又正是党报的强项。因此,党报要把新闻评论作为关键性项目——正确引导舆论的核心、赢得读者信赖的砝码来抓。什么时候抓出了成效,什么时候党报的公信力、读者层次、思想性就上去了。从《人民日报》“任仲平”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试想要是《人民日报》每周都有一篇“任仲平”文章,那是何等气象?现在从块块上看,党报国内评论较多、较强,国际评论较少、较弱;从条条上看,党报政治评论较多、较强,经济评论、文化评论较少、较弱。据说,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名牌——《焦点访谈》的观众,现在被香港凤凰台的《新闻今日谈》抢去不少,主要原因就是后者的国际评论既快又多。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时期的“九评”,至今仍叫55岁左右年龄段的人记忆犹新。现在,不能说党报没有条件搞出“九评”那样的国际评论。今天《人民日报》既然能搞出“任仲平”那样的政治评论,那同样就有可能搞出叫股票市场风云变色的经济评论,叫票房价值瞬间飙升的文化评论。强调党报评论是关键性项目,还因为今天对同一级党委那众多“耳目喉舌”而言,其新闻题材经常来自于相同的渠道,真正意义上的独家新闻已经很难出现,起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新闻评论却是独家的,是“可遇又可求”的。人民日报社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比,在获取新闻信息、开展调查采访、实施舆论监督上,有什么“小灶”可吃?恐怕没有。所以,如今党报在报道上,“杀手锏”不多,所谓“只有招架之功”,而有“还手之力”者,惟评论而已。

  其二,调整时政报道的诉求点,使报道由重会议规格、重出席领导,向重政策关键点、重利益共振点、重表达互通点转变。这样,读者了解的就不仅是哪个领导今天又到什么地方视察,又开了什么会议,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这个视察、这个会议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也就是把报道重点由“领导要求老百姓干什么”转变为“老百姓应该干什么”和“这样干了能给老百姓什么好处,不干会有什么坏处”,由“领导今天干了什么”转变为“领导今天在为老百姓干什么”。

  据说,这些年在省级党报中,《新华日报》是办得比较好的一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着力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其三,政治宣传不能从概念到概念,必须以事实为依托,而这个事实又必须是新鲜的,富有当今时代特征的。政治宣传要通过事实传导给读者,而且既要有自上而下的传导,更要有自下而上的回应和验证。

  今年4月,《人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对青岛港吊车司机许振超的宣传大获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许振超这名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成了桥吊专家,在国际航运界为祖国和企业赢得了荣誉和效益。通过报道许振超那些富有当今时代特征的事迹,把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新的人才观宣传得几乎家喻户晓。许振超的一句口头禅“咱没文凭,咱不能没有知识”就很有时代性。让这样的新闻人物当报纸、广播、电视的主角,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传媒能比较顺利地向受众传播这样一些政治概念——“不惟学历,不惟职称,不惟资历,不惟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做贡献,人人都能成才”。恕笔者直言,我们有些媒体今天宣传精神文明建设仍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表扬好人好事的层面,读者看不到被表扬者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随着中国已改革开放20余年在变化、在完善。这样的政治宣传怎么能叫人入耳入脑?

  其四,实际工作中有新闻,但实际工作不等于就是新闻,记者不是文秘,不能用工作总结的视角代替新闻报道的视角,也不能用工作总结的结构来做新闻报道的框架。

  党报宣传报道某一条条块块实际工作的稿件,不少是“写谁谁看”、“谁写谁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之一是“三个等号”:

  ——“实际工作进程”=“新闻宣传”;

  ——“部门工作总结视角”=“新闻报道视角”;

  ——“机关文秘”=“新闻记者”。

  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新疆经济报》在当地多家报纸中高出一筹,据说原因之一是不划那“三个等号”。

  其五,随着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党报如何实现从批判“别人”(其他报纸、其他政党)到批判“自己”(党报自身的不足、党自身的缺点)的转变?从媒介发展史看,媒介特性之一就是它的批判性,它的批判性又主要表现在它的舆论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就体现了它的特性。在美国历届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中,揭露性的“负面”新闻报道占有绝对优势。有统计表明,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在2004年评出的13项获奖作品中,属于“负面”的有10项,占76.9%。我们的党报一旦发挥了它的舆论监督作用,同样会更受到读者欢迎,更能经受住市场的检验。

  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确实作出了成效的,在党的“耳目喉舌”中只能举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党报舆论监督难,一难在党报的批评经不起外来压力,二难在党报要求人订阅、求人作广告,得罪了谁,谁就不订你的报,不给你广告。得罪不起订户、客户,就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结果便得罪广大读者;而一旦得罪广大读者,党报就更经不起市场的检验。

  其六,格调也是导向。如果说党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要是把握政治方向,那么服务群众,重点需要把握的则是格调。新闻记者不是“绯闻记者”。格调也是导向。党报采编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立足点,是引导人们怎么去生活、怎么去看待一些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当然,这种导向、格调要寓于服务之中。

  这几年,《康熙王朝》、《孝庄秘史》等历史剧十分火爆,而一些影视剧则有意无意地宣扬了一些权力崇拜、等级尊卑等不良文化意识。中共深圳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于2003年6月9日至30日连续推出专题报道——“历史题材影视剧令人堪忧的权谋文化观”及“历史题材影视剧应树立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请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批判了一些历史剧中的不良文化意识,倡导了现代的先进文化观念。这组专题报道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党报高人一筹的格调导向不言自明。随之而来的便是公信力、读者层次、思想性的巩固和提升。

  五、现有财力与后发优势

  据笔者2003年底收集到的一份资料,《扬子晚报》年经营收入5.6亿元,利润9000余万元;《大河报》年广告收入2.2亿元,利润7000万元;《钱江晚报》年广告收入2.3亿元,利润9300万元。而它们所归属的党报——《新华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现有财力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党报后发优势又是非党报难以比肩的,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品牌,二是人才。

  品牌优势是党报的长期历史、光荣传统形成的。自创刊以来,中央、省、地三级党委机关报接触新闻源的直接性、传递信息的权威性、引导舆论的正确性,使得它在读者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与信誉。

  人才优势主要表现在,党报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和各类管理人才,高学历、高职称者所占比重远远超过非党报。

  如果充分发挥这两大优势,赶上媒介正在从集团化向资本化转变这班车,党报前程不可限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党报的体制性约束在于,既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己养活自己;又要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承担指令性的宣传职能。因此,有人提出,“党报的办报经费应由政府包起来”。恐怕此路不通。

  据说,目前仅南方一家省级党报一年发行亏损就达2000万元,该报安排离退休职工生活一年又需1000万元。如果中央、省、地三级党报的办报经费和中央、省两级党刊的办刊经费都由政府包起来,全国需年投入30亿元左右。如果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某些环节花钱又照此办理,全国需年投入100亿元左右。国家财政显然不堪此负。

  不妨再看看现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媒介所有制和经费来源形式:

  一是美国,除“美国之音”是官方的、以政府拨款为财源外,其余均为私营企业,以商业广告作为经费来源。

  二是英国,除“BBC”(英国广播公司)是公共财产,以电视收看费为经费来源外,其余均为私营企业,以商业广告作为经费来源。

  三是法国,除《人道报》是法共财产,以法共经费为财源外,其余均为私营企业,以商业广告作为经费来源。

  四是俄罗斯,除《真理报》是俄共财产,以俄共党产为主要财源外,其余均为私营企业,以商业广告作为经费来源。

  五是我国,内地所有媒介均为国家所有,经费以各家媒体的广告收入为主,以政府不同形式的投入为辅;前者在逐年递增,后者在逐年递减。从我国办得好的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机关报的情况看,激活党报后发优势的出路是“两项改革”,“一个前提”。

  “两项改革”为:其一,成立采访中心、编辑中心、摄影中心、专副刊中心、新闻评论中心,实行编采分开,全部竞聘上岗,采编高手上一线。其二,广告、发行、印务、物业中心、经营管理办公室、基建管理办公室等直接涉及报社经济“命脉”的部门全部实行竞标、竞聘上岗。

  “一个前提”为:有一个既有长期(起码是三五年)打算,又有进取精神,更出以公心的领导班子。

  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一系列的党报:三五年前是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老解放区的办报手段、机关大院的办报思维。职工们留恋着曾有过的辉煌经历,感受着市场经济的阵痛。采编人员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按新闻规律办事,他能不断拿出很像样的报道或评论,但“叫好不叫座”,经济收入远远比不上某些写广告稿的“能人”,而成为写本报的所谓“三等记者”(顺口溜:“一等记者炒股票,二等记者拉广告,三等记者写本报”);另一种选择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专去挖掘“经济富矿”,先以新闻宣传换取人缘关系,然后拉回广告得“组稿劳务费”,尽管他每月从报社工资卡上得的钱不是一等的,但他的实际收入却是超一等的。这种“能人”,一般来说报社也不会与他过不去,因为终究“公家得了大头”。正是因为对这种“能人”的容忍甚至是保护、怂恿,结果影响一大片,于是以新闻报道的方式公开索要钱物者有之,以“曝光”等方式要挟者也大有人在。

  由于具备“一个前提”,实行了“两项改革”,三五年后这些党报的报纸版面、经营收入、职工精神状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党报工作人员说:没有办不好的党报,只有不好好办党报的人;没有不挣钱的党报,只有光给自己挣钱不给党报挣钱的人。形成一个不断产生鲜活思想、用好人的机制,远比空喊“从严治党,从严治报”强。

  行文至此,让我们从几句广为流传的话来看有中国特色的严肃报纸,尤其是党报的走向:

  ——“党报育子报,子报养党报”。(这话是从“大报办小报,小报养大报”点化来的。)

  ——“生存全靠党,发展靠市场”。(说“大报交给党,小报闯市场”,“头版头条交给党,其他版面闯市场”有很大片面性。同时应看到,目前党报主要是靠发行生存,而发行是离不开党委发文件的。党报发展主要靠广告,而广告是离不开市场的。)

  ——“国企的今天,就是党报的明天”。(国企的出路或者说国企近几年大有起色的原因在于股权的多元化。考虑党报的出路,不能不考虑党报如何像国企那样做资本运营。)

  ——“只要有信心,总会有办法”。

  我们应该有信心,或者说支撑我们信心的几个数据(即搞了“两项改革”,更使我们对党报有信心的几个数据。均参见笔者收集的资料):

  ——全国省级党报营业额平均数:

  1979年每家约为675.7万元;

  1989年每家约为4282万元(十年增加了5倍多);

  1999年每家约为22897万元(再过十年又增加了4倍多)。

  ——1998年组建报业集团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近年来的广告额每年以1.5亿元至2亿元的速度递增。2002年与1998年相比,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营业额增长287%,利润增长245%,上交税收增长223%,总资产增长75%(也就是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变化这么大)。

  ——《天津日报》到1998年日子都不宽裕,从1999年起搞“两项改革”,2002年比1999年,广告收入翻一番(达1.1亿元),总资产增长68%(也就是四年大变样)。

  ——《黑龙江日报》到2001年日子过得都很窘迫,从2001年起搞“两项改革”,2003年比2001年,广告收入翻一番,经营总收入年递增15%,固定资产增长80%(也就是三年大变样)。

  注: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武录2004年夏给其指导的博士生和《人民日报》部分采编人员授课的讲义。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国新闻出版报》,2003年8月26日第3版,2003年11月21日第3版,2003年12月25日第3版,2004年4月20日第5版,2004年4月21日第1版。

  2.《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4期,第3~5页。

  3.《新闻记者》,2004年第4期,第5~6页;2004年第6期,第20~21页。

  4. 《联合早报》,新加坡,2004年3月12日。

  5.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对外大传播》,2004年第4期,第30、44页。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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