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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党报文化新时代的构想
——党报与非党报的竞争与互动研究之一
王春泉: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04年12月17日15:30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中国内地报业环境自改革开放以来,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所有权变化、媒介制度创新、报业内容不断递变调整,其中以在报业格局发生全新变化背景下党报受市场力量的冲击为最。而最急迫、最显在的威胁来自于非党报一方。它们以其全新的理念、体系、运作手段,对党报自上而下的灌输性、内容选择上的唯政治利害性、言论上的一元化和“高纯度”性、强烈的“宣传——引证”性、语气的训导性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有效的消解,在客观上影响着党报主流地位的确立和持续发展。

  业界对此有一定的回应,但对于理性框架的分析却显稀缺。本文秉持“文化自觉”意识,期望能于生态学层面省思党报当下处境与未来命运,担负起积极回应历史性挑战的神圣使命与光荣的职志。

  一、建构新的党报文化知识系统

  开放党报文化话语的首要工作便是重构新的知识基础,因为知识的完善才能最根本地保障其合法性、合理性,并借机有效动员社会各种资源,为凸显一种富于生机的意识形态文化寻找着力点。

  党报文化建构者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以知识社会学的姿态补足一些关键概念的内涵、外延诠释,它们未必就一定是金科玉律,但立足于现代知识学的努力却结实有力地给作业者一个良好的思维生态与行动坐标。另一个重大的研究议题,是寻找成功者作业中呈现出来的“缄默知识”,并使其得以有效转化。缄默知识是指不能系统表述的知识,缄默知识具有特别的情景性、文化性、层次性。

  中国社会始终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现代知识体系如何与中国社会特有的知识积累相结合?例如古典中国文化中的泛新闻化传播现象,就在许多方面贡献了单纯的西化体系内容所不具备的东西。遗憾的是,其中有相当的不可通约性并没有被凸显、放大、研发。

  第三个议题是怎样构结本土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历经了多次知识体系的碰撞、互渗,其中较为成功者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体系建设。但在晚近全新的体系中,这种构成则显得多少有些缺失,对现实中国的媒介文化语境缺少必要的、适时的对应与回复。因此,有必要在经典马列主义新闻观基础上,研究、发展出新的中国特色的新闻知识学体系。

  开放党报知识话语要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立场出发,为此,改变独占范式,强调互渗、激发,就十分必要。依笔者拙见,下述工作或命题的生发意义尤为重大:

  a.走出“社会”与政党利益的对立,走出“支配他人”的场域,步入互惠空间。

  b.依赖新资源尤其是知识社会学资源重构发问方式,由此打开正在发生的问题,并延续性深入到未来。

  c.关注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自觉地赋予行动者以言语贯通行为的能力。

  d.将资源集中在一些网结上,并由此吸引社会人群的注意力。这里优先强调日常生活特性,规避过于抽象的宏大性。

  e.使动员由事件出发,建构起一套相调适的社会技术——如集体行动的模式、司法模式、去个体化程序等,最终使单个人归并到集体人中去。

  f.以对复数人的认同为出发点,承认多重人格的合理、合法性,最终,诱导他们在“一个完整的自我”中“相互协调”。

  g.将框架预设在“社会”层面,使碎片生活在多元构成中立体地呈现当下状况,设立不自觉的深度卷入的可能性。

  h.充分调动人类智慧与认同库存,例如公民的辩护以集体意志和平等为基础;商业的辩护以市场为基础;家庭的辩护以通过整体的关系链条把集体成员联系起来的个人化信任关系为基础……

  在市场收购新闻的时代,党报文化应当吸纳非党报文化所积累的成果,尽力保持新闻品质,坚守新闻的精神。为此,开放眼界,自觉地动员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就十分必要。

  二、建构共同体文化或去单位化

  毋庸讳言,中国党报系统普遍存在一种准权力机关的特性。在这里,人手多但效率未见得高,办报者官气心态多于记者常态,科层分化明显但灵活性不足,……这一切,都缘于它的“单位”特性。

  “身处单位中的人都不难感受到,单位至少有下述重要特点:一是无过即功的单位亚文化。二是单位中官本位和关系本位的文化特征。”郭于华等:《社会认同与事业共同体:中国青基会组织凝聚力研究》,《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46页。就总的状况而言,“单位亚文化”是对个性造成压抑、限制自主性创构的制度性设计。它以认同权力优势为号召,主张“忘我”,亦即“舍小我求大我”。如此一来,在实际上造成线性的垂直模式、单一的生存形态以及无个体的群类面相,一般而言,“单位”是占位的主体,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失名”状态。

  这种制度性设计具有绝对的超稳定性,对于社会的宏大动员反应力极为突出,但是,却抑制与埋没了“自天”的创造机能,对无数个体造成一种“伤害”。久居此中的个体,不论初始有怎样的形貌,终了,多是以自觉的认同与行动,争取纳入其中,从而获得其相应的稀缺资源。换言之,单位文化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心态,也形塑了整体划一的社会貌相。甚至,“枪打出头鸟”,单位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会自觉地联合起来,打压那些敢于突破“单位亚文化”纪律的个体,让他们远离中心,被彻底边缘化。

  在长时间的社会生活中,党报文化体系内的生息者浸淫于此,在内外层面自觉地规范着个我的知与行。除了那些抱有责任心的天才人物外,有一部分是视记者为工作而非事业的得过且过者,完成每月额定任务后万事大吉。更有一些记者,招摇撞骗,假公济私,就如山西繁峙矿难案中的记者一般,借着党报的权威,行着违法的勾当。

  一种解放之途是回复党报文化“共同体”(community)的机制。依着德国社会理论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分析,“共同体”受“本质意志”之驱使,以强烈的情感精神为特征,有显在的归属感、互动感。事实上,在“共同体”文化中,成员受愿景的诱惑,自觉自愿地奉献个体智慧,并以之作为其终生职志。其中重要的表现即情感取向。情感取向表现在三个方面:(1)对组织目标怀有的强烈信念和价值认定。即相信组织目标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2)愿意为组织的利益付出努力。即把自己的工作努力与组织的目标联系起来。(3)有强烈地保持组织成员资格的愿望。即看重自己的组织成员身份(Mowday et al.),这种组织承诺的取向强调的是“意愿”(want),被称为“情感性承诺”。

  笔者认为,其中框架性构成的主要有:

  a.以正义为导引旨归,营构党报文化的正义形象,唤起作业者天然的公平认同欲望;b.强调有为主义、强勉主义,激发无限的社会责任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c.激活永无止境的创造冲动;d.追求卓越文化;e.以积极建设为本,以做事为本;f.人人有发展,人人有压力,人人有机遇;g.党报文化是一种体面的、崇高的事业,不仅仅是工作;h.党报文化尊重个体创造机能,但不惟人是从,不惟官是从,不惟权是从,而是以公共利益为其衡定指标;i.约束与激励并存;j.有养成名记者的良好机制,鼓励个人价值实现。

  另一重要问题同样关系到党报文化的成败。那就是如何在注意力竞争中将万千的阅读者从其他非党报媒介中抢夺过来。党报应与它的读者有一个共同体文化关系,因为,从根本上而言,中国共产党就是以万千劳动者的最根本利益为其目标,它没有自我私利,一心一意为其服务对象谋利益。就此而言,最广大人民的心思、苦恼与欢悦,都应有最为系统的报告与反映,最终,成为其生活的天然构成而非外在力量。

  三、制度改造与作业技术创造性发挥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为的一系列准则或规范。它可以发挥正面的激发功能,也可以成为限制性的力量,关键在于如何以现代化视线去科学设置,并有效维护。

  在当代中国党报媒介文化建设中引入“制度的形同质异”的思考是必要的,党报文化制度必须有所“适应性变形”,非此则不足以克服其“市场失灵”困境;当然,它同时必须恪守它天然的职责,否则,又会走入“政治失灵”的另一困境。

  笔者认为,下述创新应优先考虑:

  a.在制度精神葆有的情况下,加大制度设计原则、制度具体安排的灵活性,最终,使中国媒介文化形成“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特色。

  b.重新规划战略布局。依目前情形看,党报形态过于单一,无法承载分众传播时代所需要的专门类信息,无论在广还是专、深上,都形成欠缺,无意间致其有浮泛高抽绎的特色。有急促而无细慢,有线条而无细节,有方向而无故事,是党报文化的生存障碍,造成党报工作者无法挥动拳脚工作、生产。当务之急,是以多种形态、媒介分别占有各个子空间,在制度上规避互相重复、资源浪费、“自相残杀”之格局。

  c.给予地方党报一定的自主性。地方党报缺少必要的自主性、地方化特色,已经造成了党报文化生产者无法结合具体生活进行对应于目标市场的生产,不能实现“整合传播”之效。

  d.党报人力资源吸纳与养护的问题。为此,笔者认为应当进行现代性的人才规划,包括对现有人才的现代性评估、未来人才规划等方面;全球化的人才视野;优先考量其品牌内核发展力指数,而不是单纯数量性的业绩评估体系重构;多元化的人力再生产培养体系建设;公开招聘而非上级任命党报领导人物,在不违背总体制度精神的前提下,使其尽可能市场化;拉开再分配距离,加大刺激机制。

  e.在市场化背景下进行党报经营管理制度改革。例如如何塑造党报品牌形象?如何进行党报的资本市场化运作?如何进行党报广告吸纳与经营等;就可由市场化媒体的成功经验获取。诸如市场化媒体中主张多元化、反对群体思维、重视培养不同意见作为参考、合理的角色配置等作法,更值得充分吸纳,并结合党报媒介文化特点重构相应制度。

  不惟制度重造可以由非党报资源中获取,就是技术性的开拓思路或方案,也可由那些日渐成熟的非党报媒介系统供给。在互动生态中,党报文化应该也必须从非党报运作之成功经验中汲取养分,为我所用:

  a.以社会公正为切入点,重塑党报文化形象。社会运动,究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以语艺策略和论述达成说服的过程,社会运动的内涵正是社会互动的一种语艺产物。社会秩序(层级、信念、态度、价值、目标与对社会认同等)则是被符号建构、操控、维持和改变的。Bales(1970)的研究则发现,当一种紧张状况呈现时,主体就会出现一种幻想主题及其分享活动,经由一系列创造性流程,它们被组合成一个具有特殊深义的关键字、标语或口号等象征符号,以提供其成员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例如,《南方周末》普遍地选择冲突关系作为发展主轴,像《为了正义——他与程维高较量8年》之类报道频频出现,紧张、敌对的情节恰好结合着人性的渴求产生积极而巧妙的互动关系,既可赢得读者兴奋,又能赚取积极的媒介形象,成为品牌之旅中的胜家。另外,《南方周末》也长于以生花妙笔绘制正义而美好的社会图景,典型者如《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等,以惹人心动的未来想象场景,烘托了现实社会中主体的社会幻想,相应地,也供给一个重要的解脱与逃避“苦难”的窗口及幻想的愿景。党报文化建设者要自觉地建构其合乎社会健全发展的“社会病理学”知识体系及批判视野,从而真正地介入对社会公正本质特性的建构。

  b.形塑“引导型”媒介文化品质。在新闻作业模式中,有攻击型(attackdog)、听话型(lapdog)、监督型(watchdog)和引导型(guidedog)之分。其中,引导型既为公众提供信息、新闻,又帮助他们尽到公民的职责与义务,吸纳其全面进行社会参与。党报文化要努力尝试开发独有的社会资源,在现有媒介网络中凸显个我品质:第一,利用执政党的特殊优势,开发政务新闻,使其成为独有的信息空间;第二,解释现有政策,回答当下疑虑;第三,在当下社会基础上,以现代性社会理论为基础,结合民众需求,展开全面的社会想象;第四,大力开发知识界力量,借他们的脑与智,解释一些热点问题,并号召社会精英参与公共事务建设;第五,正面、负面新闻同时展开,重构党报媒介文化形象……

  c.在市场域中作业的党报文化,需要系统地掌握一套运行经营的方略。例如,迅速整合人力、物力、财力及现实文化资源,操作大型报道,以厚报等方式争取对现实处境造成有效突破。另外,灵活的版面设计、适应“读图时代”要求的大幅图片配置、结实有力的话语、深湛富足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基于民主社会需要的新闻开发框架、匹配度较高的市场化投入……都是亟待向非党报文化学习借鉴的关键。

  党报媒介文化建设要在围绕信息流动的诸多活动中,巧妙地掌控文化领导权,在多声部“狂烈骚乱”中象征性操弄,透过微妙结构,借着内在富有色彩的旗帜,以及有脚本的宣言,穿透历史与现实的迷障,间接而非单纯直接地进行全民教育——以场结构影响大众,以消费选择影响大众,以情绪教育影响大众,以新的现代化知识、智慧影响大众。

  当然,这需要把长期政策与暂时问题分隔开来进行,因为文化战争既是战略的,也是战术的。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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