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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谈话录之
书话2003:成功、成财、成才
■舒明 谢娟 刘绪源
  2004年01月04日17:1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畅销”已成为书界最关心的字眼。无论卖书的还是写书的,都希望一挖就是一座金矿,能在市场上最大化地“吸引眼球”。但没有想像力和创造性,又不知道读者的真正需求,是不可能有好选题的。没有好选题,只把叫卖的声音一倍一倍地提高,就会出现畸形的推销——现在出版界的症结就在这里。  

    ●广受欢迎的《我们仨》虽是回忆录,但字里行间充满一种旷远幽深的人生感悟,书中的具体描写也时时透出人生难言的奥秘。而我们现在的许多虚构类作品,缺少的正是这种能让人反复吟咏的弦外之音。 

    今年我们的谈话,为什么不用“选书”的名义 

    舒:从2004年起,“书缘”将由谢娟主持了——今天的谈话也由你来主持吧。 

    谢:我们谈的还是2003年的书,还是应该由你来主持。 

    舒:那好。我想先要说明一下,从2001年底开始,我们效仿《纽约时报书评》的做法,以媒体人和爱书人的双重身份和眼光,于年末对全年的新书做一次检视。我们都是以“年终选书”作为标题的,每次在谈话的同时,要推选出当年的十几本好书。但整个2003年,我们又和书打了一年交道,到岁末却实在难以找出让人信服,也让我们自己信服的这样十几本好书。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变“选书”为“谈书”,也不限于谈具体的书,还可以谈书界的现象,谈值得我们思考和引起我们忧虑的问题。 

    谢:回想起来,2001年的“年终选书”是最热闹的,上这一本还是那一本,大家争论不休;去年,就感到有点难,推出十几本书,只能说差强人意。今年出版的数量也许远远超过前两年,但品种和质量的问题,一年比一年大了。 

    舒:在2002年的“书缘”版上,我们组织过“出版界是否进入了平庸期”的讨论,很多业内人士和老出版家都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一年过去了,局面没有好转,甚至更严重了。前不久,还有一家媒体以“无书可读”为题,做了一份“中国图书业的另类报告”。这样的说法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至少反映出了来自读者的一种感叹。 

    刘:我的内心也有点苦涩。回顾2003年的图书业,最先浮上脑海的,不是哪几种好书,而是关于书的哪几场炒作。不少出版社,甚至不少作者,主要精力已不在如何把书做好,而在如何把炒作做好,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想也许用得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老话了。 

    舒:“畅销”已成为书界最关心的字眼。无论卖书的还是写书的,都希望一挖就是一座金矿,能在市场上最大化地“吸引眼球”。出书也好,卖书也好,都更像是一种寻常的商业消费行为,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它放到“精神产品”的高度,看得如此神圣。这可以是一种积极的变化,但问题是还没有变到位。现在,为畅销而制定的商业计划大都像一种宣传攻势,是让人腻味的伎俩——有自己给自己贴金的,有贼喊捉贼的,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有一味吆喝试图将谎话重复一千遍成为真理的,还有不要脸的……总之,只要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做什么都行。但缺的就是真正高明的,让人心服、心动的策划和统筹。何况,畅销的本源还是书,畅销,其实是“读者用钱投票”。 

    谢:现在的推销越来越“出语惊人”。比如,近期一本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书上就印有这样的宣传语:“它迷茫感伤的青春气息似乎来自村上春树,而它深切冷酷的思想性又似乎来自米兰·昆德拉”,“但是浓重的反思和忏悔意识”却让作者“更接近卢梭”。再如,一本校园小说被自封为“当代《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国《挪威的森林》”……如此夸大其辞的宣传已屡见不鲜。在不久前召开的一个新书发布会上,据说有读者冲上讲台,当场撕破了这本书。后有了解内情的业内人士分析说:这样的“突发事件”也是事先策划好的,是宣传方刻意制造的一个“新闻点”,希望各家报纸会抢着刊登。幸好后来上当的报纸并不多。这种事情经得多了,就把好好的书界弄得很无聊了。 

    刘:我们说的出版业的平庸,主要是好选题的缺乏。现在的选题大量地雷同,哪本书销路好一些,大家就一哄而上地模仿。 

    谢:有人概括现在的书业主题是六个字:成功、成财、成才。 

    刘:这六个字背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技术指导类的图书:如何成功,如何发财……讲些小故事,说点浅浅的道理,到书店里,满目都是这样的书,真是叫人翻胃。没有想像力和创造性,又不知道读者的真正需求,只盯着眼下市场上什么卖得最好,是不可能有好选题的。没有好选题,只把叫卖的声音一倍一倍地提高,就会出现畸形的推销——现在出版界的症结就在这里。 

    舒:2003年还碰到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非典”横行。疫病过后,市面上涌现出大量关于疾病史、瘟疫史的图书。可想而知,我们的出版人在那段非常时间里都没有闲着,但是,这种大规模的“英雄所见略同”,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的出版思路还是不够开阔,招式也不够多。 

    好书还是有。好书代表着我们明天的希望 

    舒:问题谈得不少了,我们还是谈谈2003年的好书吧。好书毕竟还是有的。 

    刘:对,在出版界面临困难的时候,媒体更应努力寻找好书,表彰好书。一本好书,一个好的选题,会让人思路大开,看到希望。 

    谢:要说2003年的好书,我首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三联书店版)。这本书2003年6月首次印刷,印数3万,到2003年12月,已经第12次印刷了,印数逾35万。众多读者对这本好书口口相传,相信读者们会被这本书中的文字深深打动。很长一段时间,碰上有朋友打听:“最近有什么书值得一读?”我就毫不犹豫地推荐——“《我们仨》。”从这本书首版面世至今,我真的是反复阅读,每当抽出闲暇捧起它来,我就觉得日常的纷扰马上退去,心情立刻变得沉静。杨绛说:“我们仨是最平凡的”。正是对那些平凡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追溯,让普通读者感觉到了这个学者家庭的亲切和亲近。真正读完本书,又让人看出这个三口之家实在又是不平凡的,尤其是杨绛夫妇一惯的淡泊名利、荣辱不惊、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几经咀嚼,在这本淡淡地“闲话家常”的书中,我感觉到一种厚重的底蕴,一种应对无常世事的定力。 

    舒:往年“年终选书”时,总有好几种“众望所归”的书,像《新语文读本》、《韦尔奇自传》等,大家的意见都很集中。今年,“众望所归”的看来好像只有这一本《我们仨》了。 

    刘:我在评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拯救乳房》时,曾将杨绛先生的这本书与之作比较。《我们仨》虽是回忆录,但字里行间充满那种旷远幽深的人生感悟,不仅是此书前半的那两个梦景,书中的具体描写也时时透出人生难言的奥秘。这是一种纯文学的特质。而我们现在的许多虚构类作品,反而缺少这种能让人反复吟咏的弦外之音。 

    谢:杨绛先生对自己新著的低调态度,与书界当前风行的做法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婉拒了很多媒体采访和连载要求,只同意几家媒体做几个章节的选载。本报有幸成为全国最早选载此书的媒体,在“新书摘”上连续三天选登了书中的内容。对照当前许多出版社言不符实的“包装”,对照一些深信“出名要趁早”的作者走马灯似的赶场子自我推销,就更让人明白,一本书畅销与否,最基本的因素,并不在吆喝声的高下。 

    舒:在2003年中,也有一些好书,虽不像《我们仨》那样影响广泛,但读过的人也是交口称赞,如资中筠先生的《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上海人民版)就是这样的书。它从基金会的作用来解剖美国——它的志愿精神与基督教传统,既有意思又不难读。“书缘”版上曾刊文作过介绍,可惜知道这本书的人还是太少了。 

    刘:此书对于我们今后的改革有着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真正成功的改革,决不止于经济发展,它同时也应是文化的大发展;而文化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的资助。现在我们的有些做法,明显属于牺牲文化,先富起来再说,这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散财之道》所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美国基金会这一事物的兴起、发展、演变及其巨大的作用。正如书中所说:“它对20世纪美国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无法估量”;“美国重要的文化项目,无论大小,鲜有不直接或间接与基金会的哲学思想或影响有关的”。我们现在出版的书,多是讲“聚财之道”的,读读这样的“散财之道”,无论对国家,对个人,都会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意义。 

    谢:我们2002年底选书时,曾提到过法国弗朗索瓦写的一本极薄的小书《闲话读书》(广西师大版),它是2001年底出的,前年还未看到书,去年又不能再选了。舒明还说:“我们今年选书也仍然会有遗憾的,尤其是年底出版的书。”看来确实如此。就在当时,有一套大书在作了非常认真的修订后重版了,那就是花城出版社的全译本《昆虫记》,我们选书时还没看到这个新版。 

    刘:《昆虫记》全译本是2001年初问世的,中国昆虫学会的理事长张广学院士认为,从昆虫学的学术规范看,书中一些译法不够准确。此书的责编听到这个意见后,立即表示要修订全译本,并请张院士主其事。张院士欣然同意,但昆虫物种十分庞大,昆虫学的分类又极细,请两三位专家不足以解决所有学术问题,于是组织了13个科目的专家,将十卷本肢解开来,请他们为不同的章节把关。专家们不负重托,切切实实参与修订:核定译本的昆虫名称,校正译文中的常识性错误,并对因科学发展而成为错误的理论或观点加注说明,历时近两年,使修订本基本达到了学术规范的要求。修订本几乎是全新的本子,它同时还根据法文原著润色了译文;增加除作者、译者注外的校者注,以帮助读者理解相关的昆虫研究及背景;补充了卷末的译名对照表,以方便读者查阅相关的人名、地名与昆虫名。在如此浮躁的今天,能保持这样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编辑作风,真让我非常感动。 

    舒:这说明,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编辑传统,并没有在我们的图书业失传。对这样精心编出的好书,我们有必要大加宣传。好书代表着明天的希望。中国出版的振兴,说到底,还得依靠这种精神的发扬。 

    科学、财经、教育类图书的出版,体现着一种时代精神 

    舒:请谢娟谈谈科学类图书的现状。 

    谢:科学文化方面的书,近年渐渐形成了气候。不少出版社,如湖南科技、上海科教等,对这类书的出版投入了可贵的热情。新版《爱因斯坦全集》(湖南科技版)的问世,是2003年中国科学传播事业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书目前已出五卷,所收文献覆盖的年代是1879——1914年,这恰好是广义相对论问世的前夜。此时爱因斯坦已经因为狭义相对论等贡献而成为著名科学家。这五大卷16开约3000页的文献,勾勒出爱因斯坦从一个普通少年到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成长之路,是不可多得的科学史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是“科学传播的一个大功德”。 

    上海科教社出版的《魔镜》,也是本年度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书。《魔镜》是第一部取得了正式版权的埃舍尔画册,而埃舍尔的作品给中国学人带来的“惊奇”,则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也由于埃舍尔,杨振宁的一本小书《基本粒子发现简史》(上海科技1963年初版、1979年重印)被一再提及,因为此书中的埃舍尔所作插图令人难忘——那时的译名是“爱许儿”。上世纪80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中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一书,让更多的人注意到了埃舍尔,《GEB》的中文全译本《集异璧》1999年出版,这本书把数学家哥德尔、艺术家埃舍尔和音乐家巴赫联系起来,进行了充分的对比,分析了埃舍尔版画中蕴含的数理逻辑,以及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根本意义。“走向未来丛书”当年在传播新观念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 

    刘: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虽然这一套书编得很粗糙,但它给予我的受益几乎是终身的。而整套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它说的是现代哲学中的悖论的原理,即任何一个事物如只与自己打交道,就会形成一种永恒的循环,那必然是一条走向衰亡之路;只有超越,才有希望。悖论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层面事物的多元存在,它对传统思维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埃舍尔的画和巴赫的音乐一样,充满了奇奇怪怪的循环。 

    谢:相比较而言,《魔镜》收录埃舍尔的作品较为完备,为中文世界系统地理解埃舍尔提供了可能。埃舍尔是一位艺术家,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以及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更接近于科学家而不是艺术家,所以他的作品首先为科学家们所接受,哲学家也才会去分析和发掘这些画中的深刻内涵。《魔镜》的出版,使不少学者争相诉说自己年少时,在某一本书中与埃舍尔初次“邂逅”领略到的惊奇,由此也可见出埃舍尔独具的魅力。 

    舒:总的看,2003年科学文化类图书的出版,有哪些特点? 

    谢:首先,科学史类图书品种繁多。《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上海科教版)给读者描绘了一幅科学发展的“全景图”,作者认为技术与科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分离的,进而对科学与技术两者关系的“变奏”提供了独到的解释。《玻璃的世界》(商务版)是一本“切片式”的科学史著作,作者通过缜密的推理,向我们揭示了玻璃背后的秘密——东西方文明分殊何在,现代世界又如何诞生。《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山东画报版)则带领我们“到过去的文明中,寻求对天空意义的理解”。其次,2003年适逢DNA结构发现五十周年,基因科学、生物技术成为科学图书关注的焦点。中信出版社不久前引进出版了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苏尔斯顿的《生命的线索》,书中讲述了基因组研究中引人入胜的内幕故事,涉及政治、法律、伦理方面的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此外,以基因为主题的图书还包括《基因组:人种自传23章》(北京理工大学版)、《你的遗传命运:了解基因,保护健康,挽救生命》(三联版)、《麻烦的双螺旋》(湖南科技版)、《自然的指印:遗传在性格中扮演的角色》(中信版)等。第三,一些展现科学家人生传奇的书也受到欢迎,人们从中看到了有关科学的“发现之美”。这类图书中,有《奇异之美——盖尔曼传》(上海科教版)、《摩尔根——遗传学的冒险者》(上海科技版)、《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上海科教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上海科技版)首辑四种(含《走近袁隆平》等)。 

    刘:这些书的面世,以及它们背后的出版社的热情,都显示着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其实,财经类、教育改革类图书的出版,也体现着一种时代精神。 

    谢:确实是这样。近年来,读者对财经类图书保持着旺盛的阅读热情,然而令中国出版人尴尬的是,引领这一领域的基本上是引进版图书。2003年下半年,终于有几本原创财经书跃上了全国畅销书排行榜,进入经济学人和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我最近与经济学家梁小民通了电话,谈论起2003年财经类的好书,他首推一本《差距》(机械工业版)。这本书探究的是“中国一流企业离世界一流企业有多远”的问题,研究企业永续经营的底线原则。作者的叙述具有一种可贵的实证性的批判精神,因为成功的企业家很难听得进外人说“不”,而这本书便是在一系列的对比中,以清醒理智的态度,找寻中国企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另外,《长大》、《水煮三国》(均中信版)也是受到注意的2003年“中国造”的财经书,它们的出版和上榜,使财经图书本土化的努力显出了生机。 

    这几种书虽然切入点不同,谈论的对象迥异,但作者的思想精髓暗合——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基业长青”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层是否能构筑发挥人的才能的平台,建立起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创造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力量”,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二是企业能否不断地“修炼”自己,成为“学习型企业”。这些观点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充满时代精神,包含着使企业长盛不衰的深刻道理。 

    舒:我们前两年选出的书中,包含了《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大学人文读本》等(均广西师大版),这一类的书,现在出得更活跃了。 

    谢:对。广西师范大学的《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今年首度“扩容”,分上、下两卷出版。其他出版社也出这样的书,这些图书使最新学术成果成为社会共享的财富。一些反映当下大学教育现状的准学术书的面世,也得到了较好的反响。比如“三联讲坛”系列的《与鲁迅相遇》、《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二十世纪的小说与小说家》,都“意外地畅销了”。这两本书分别是钱理群、吴晓东在北大的讲稿。 

    但也有些作者过多地重复自己,书中的水分也越来越多。比如,具有中美两种文化背景的黄全愈,在2000年出版了《素质教育在美国》,这成了当年国内非文艺类的第一畅销书,也一度成为不少读者了解美国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2003年,黄全愈又推出了“新书”《生存教育在美国》和《“高考”在美国》。几本书放在一起仔细对照,我发现:今年的两本书里实在没提供什么新的见解。黄全愈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地阐述着同一个道理——“教育只有植根于社会,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高,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不是只会应试的书虫。”这样的作者倘若想要有新的突破,就应赶快停止“反刍”。 

    文学的梦,总是存在于更年轻一代的心中 

    舒:请刘绪源谈谈文学方面的书吧。 

    刘:好的,我想接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不断重复自己,不仅外在的、显见的信息含量会愈益稀薄,内在的创作激情或写作兴趣也会衰退,弄到后来,就成了疲劳而熟练的操作了,这样写出的书,当然没人爱看了。 

    舒:但出版社会因为他是名家,有读者群,而仍然不断地出他的书。 

    刘:是的,在一定的时候,这种“余威”还是有的,但时间长了就不行。所以作者还是要自己当机立断,不仅要把握好自己掌握的材料有多少,更要检验自己的兴趣还是否依然强烈——这后一条尤为关键。 

    谢:当年的“大散文”,也是越出越多,越出越滥,读者就渐渐倒了胃口。 

    刘:是这样。我这里还想提一个大家熟悉的作家,就是陈丹燕。现在有人批评她的长篇新著《慢船去中国》(云南人民版),连带说她过去的三本上海题材的纪实作品“只是在采访的基础上加一些文学性描写”,充其量只是“时尚写作”,“都不是文学”,这我觉得有失公允。采访,纪实,都有可能转化为文学,李碧华的《烟花三月》就是极好的例子。而《上海的金枝玉叶》等(均作家版)其实并不只是一味的怀旧,而是包含着对旧有的文明中一些可贵成分的认真分析的。虽然它们后来被当成了“小资读物”,却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但到她的《上海色拉》再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时,读者便有些反感了,这一本的质量已不能和前三本相比,这多少有些借过去“余威”的意思了。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自己不能再按原来的题材和路数走下去了,于是开始了长篇的创作。我以为她的这一选择是对的。 

    舒:那你觉得这部长篇写得怎么样呢? 

    刘:长篇的确有它的不足,主要是“思想大于形象”,这在她过去的创作中是从未出现过的。我想她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想写出更为开阔的历史和时代的场景,但未能发挥自己笔墨的长处,反而显露了自己的所短,这是很可惜的。她想把纪实与虚构结合起来的想法也是好的,但结合得不够好。不过,写到范妮流产和简妮替老板送刷子这两个人生关节点,她还是显示了自己的功力。我相信她的下一部会写得更好。 

    谢:这一年里,谈得比较热闹的是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中青版)和毕淑敏的《拯救乳房》(人民文学版),但大多是谈的书名,大家表达对这种哗众取宠的书名的不满。对这两位成名作家来说,这两本书都算不上是成功之作。 

    舒:张炜的《丑行或浪漫》(云南人民版)我们曾作过介绍,写得很用力,文学性也可以说很强,但读下来,总有一种隔阂,仿佛是那种过于强烈的作家的、文学的色彩,横亘在我们和生活之间,反而使我们看不到生活的原生态了。 

    刘:相比之下,还是刘震云的《手机》(长江文艺版)更好些,我觉得这是近年看到的将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结合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它很好看,很好玩,但又不只是好玩。它内里有东西,经得起深挖;人物性格也比较丰富,经得住推敲。 

    谢:近年来翻译文学的出版,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许多出版社的眼光并不只盯住那些通俗畅销小说,对于更高层次的作品,也倾注了热望。像库切、奈保尔、凯尔泰斯等诺贝尔奖得主,或在他们得奖之初,或在他们获奖前,其作品就翻译出版了,如译林出版社在2002年就曾翻译出版了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耻》,这是很不容易的。 

    舒:另外,像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全套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的重译本,也是很有魄力的举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中文本的迅速面世,几乎与世界同步,也很让人感慨。但此书出版后,却不太有声音了。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反差。 

    谢:刚开始也是各种热卖的消息,谈论书本身的并不多。 

    刘:谈论的声音少,与许多成年读者和评论家未能读完这本超厚的书有关。据我所知,真正迷恋哈利·波特的少年们还是很快读完了它,并且津津乐道。在写法上,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确有弱点,人物众多,进展缓慢,而成人对于魔法、咒语等等的记忆又都不如孩子,所以读起来更累了。 

    舒:与第四部的集中于“三强杯赛”相比,第五部内容更丰富,但也更分散。作者罗琳希望以悲剧和预言来增强其文学力量,可见她还是有野心的,不是单纯的只想写个好玩的儿童故事。她也在改变中,她也在追求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最好结合。 

    刘:是这样。我从第五部中,确确实实地读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的影子。小说最后,哈利面临这样的命运:今后,要么是他抓住仅有的一次机会,杀死黑魔头;要么是他被黑魔头杀死。他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人,这是十分残酷的。这一点,与哈姆莱特接受父王让他复仇的指令,性质十分相像。而二者更为相像之处,是哈利和哈姆莱特都进入了人生的“分裂时期”,也就是少年人向成年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那种几近崩溃的心理特征,在罗琳的笔下充分地展现了开来。这种“青春期隐喻”,通过审美的方式传达给少年读者,我想对他们的成长,是十分有益的。看来罗琳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舒:她给自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连写七部大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刘:我们也希望她的下一部能写得更好。其实罗琳要是在中国,也只能算一个青年作家——她才三十多岁嘛。文学的梦,大概总是存在于更年轻的一代的心中。反观中国文坛,我觉得真的让人眼睛发亮的,也是一些新人的创作。比如我们曾在“书缘”上评论过的黄玉洁的成人童话《我的妖怪培养计划》(哈尔滨出版社)就写得非常有特色,它有网络文学的那种自由活泼,充满青春气息,又能通过童话的变形的方式,写出难以言说的人性的深度。 

    舒:这个作者曾在网上写过一篇读《小王子》的随笔:《我是那只等爱的狐狸》,在网上流传极广,还被收进一个《小王子》的译本里作了代序。《我的妖怪培养计划》虽不是篇篇都好,有的文字还比较冗长,但她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新的文类,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刘:整个2003年我最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则是廖一梅的长篇小说《悲观主义的花朵》(作家版)。这是这位年轻作家的第一部小说,带有自叙传的性质。书出版后在报上看到不少评论,但我觉得,有几位论者似乎没有真正看懂小说。虽然这也是写一段婚外的爱情,虽然女主角有着比较复杂的性经历,但小说没有一笔涉及色情,与其说是写性,不如说是写的爱情。作者对男女两性对于爱情的不同的心理作了极为深入的发掘,这一点,似可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读。当然,它们的视角和结论都是不同的。 

    舒:廖一梅的小说,让我想起我们去年评出的一本好书——潘婧的《抒情年华》。尽管二者之间有很清晰的代沟,但都是女性对爱情的执著的拷问。当文学上的两性关系开始蜕变为“身体写作”的时候,这样的书几乎成了一种拯救,它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文学。 

    在市场化的氛围里,媒体将何以自处 

    舒: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说到了市场的炒作,现在再谈谈我们自身应对的策略吧。 

    谢:说到应对,我想先说一个事实。我曾目睹一家出版社为一本新书的宣传制作的“营销方案”,内容包括:图书正式推出前作者应以怎样的方式“亮相”,图书出版后要约请哪几家媒体做人物专访,还要到哪几家媒体发表书评文章,等等。在这样的宣传预案上,媒体被视为一颗颗棋子,似乎尽在宣传方的掌握之中了。 

    舒: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更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审慎地对待各种“热点”,警惕某些恶俗的炒作——只有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才能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 

    谢:我也是这样想的。在2003年的书市上,有一本经济学家易宪容写的《股市牛虻》。作者自称:意在“做一只小小的牛虻”,不时“叮叮股市这只大牛”,以促使它“朝着健康方向发展”。作为多年关注着图书市场的媒体从业人员,我们也应该成为牛虻,为了出版业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繁荣,时不时地“叮叮书市这只大牛”。 

    刘:出版走向市场,这是一个大趋势;媒体自身也同样要面对市场。但市场经济,并不等于只与市场打交道。老是自己与自己打交道,只会走向封闭,走向衰亡,我们在谈悖论的时候不是已经谈过这个原理了?所以,图书市场除了宣传营销,也还需要文化的牛虻,文明的牛虻,理性的牛虻。我们的读书版面有义务帮助图书走向市场;但也有责任“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做好实事求是的图书批评;同时,还要为读书人提供高雅的读书氛围——三者缺一不可。

    稿件来源: 文汇报  2004-01-02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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