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 涡 中 的 精 神 之 旅
　　　　　　　　　　——读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

　　　　　　　　　　　　　　
　　内容提要：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是一个大“野心”的写作，是赵德发步入中年之后的代表之作。它以大跨度的史诗气魄，大信息量的农民生存图景，大手笔式砥砺思想的锋芒与深刻，大幅群雕式的鲜活生动的农民群体人物形象跻身于近年来农村小说的长篇力作之中，形成了赵德发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作为农民之子的赵德发用现代主体意识去照亮农民的精神世界与他对农民文化的温情和热爱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人物形象的丰富性。赵德发因文化立场所带来的创作困境在当代作家的农民题材小说创作中是有典型意义的。

　　赵德发的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原名《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前后写了八年，是他步入中年之后的代表之作。它以大跨度的史诗气魄，大信息量的农民生存图景，大手笔式砥砺思想的锋芒与深刻，大幅群雕式的鲜活生动的农民群体人物形象跻身于近年来的长篇力作之中。第三部《青烟或白雾》杀青，赵德发力图在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来再现中国农民生存图景和历史命运的大“野心”(赵德发语)写作计划终于告罄。纵观“农民三部曲”的写作初衷和写作过程，赵德发作为一个农民之子，天然的对农民命运的悲悯之情使他在写作中积极地用农民思维感知并营造农民形象，对农民和土地充满了深深的温情和敬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赵德发在创作中又用现代的思想眼光去观照和审视农民的精神之根，发掘农民身上闪耀着现代资源光芒的素朴内质，而在一个大时段的历史变迁巨流漩涡中，农民所发生的痛苦精神裂变混合着一些复杂的、悖论性的命题。这样，农民精神内核的恒定与随历史变化而波动的时代取向之间的冲撞在写作中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作家表现农民精神世界与表达对历史的理性思考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情与理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人物的形象性和丰富性。尽管如此，赵德发深入农民精神内核的描写和他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文化探询使“农民三部曲”充满了自然的乡土生活气息，也呈现出凝重、大气的文化内涵。“农民三部曲”向读者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精神形象和心灵变化，以独特的艺术品质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赵德发的创作代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高度，其创作矛盾也昭示了农民题材小说创作必须超越的困境。
　　　　　　　　　　
　　　　　　　　　　　　　　一 静观与反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中国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农民的生活景况、精神状态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以往文学的书写中，从鲁迅所开创的描写农民的“劣根性”开始，农民的愚昧、麻木、落后成了启蒙话语的批判对象。对待农民，启蒙者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20年代的“乡土作家群”，30年代的叶紫、茅盾都秉承了这种批判的立场，80年代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中，农民的惰性、盲目、短视仍然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在“三红一创”式的红色文学中，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劳动者、建设者、新社会的主人，是勇敢的、勤劳的、智慧的，是作家的赞美对象。如果说鲁迅开创的现代启蒙话语对农民的描写采用的是一种俯视的视角的话，那么红色政治话语对农民的描写则是采用一种仰视的视角。其实不论是俯视还是仰视，都是一种以一定的外在理念去看待农民，作家能够看到农民自身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而外视角的缺陷也在于它实际上使写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偏离了农民自身的生存状况和内在心理，难以把握到农民性格的深层机制，也容易将农民的生活形态简单化。正是出于对启蒙立场和政治话语的背弃，90年代描写乡村的小说作家如刘醒龙、何申、刘玉堂等大多采用一种平视的视角，平视视角的好处是作家能够感同身受地潜入乡村的生活之中，自然而真实地切中农民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使作品变得丰富、感性、耐读。平视视角的缺陷在于作家难免在纷纭的生活中陷得太深，而不能出乎其外，致使芜杂的生活形态影响了作家所应该达到的审美高度和思想深度。
　　实际上这样谈论作家的内外视角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一个作家的创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过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问题不在于或出或入，而是在写作之中入到何种程度，出到哪个层面。而一些优秀的作家之所以是优秀的，也就在于他们既能让自己的精神生命投入到对象之中去“拥抱”、“熔炼”生活，也在于他们有比较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去提炼和审视生活。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必须以独创的艺术形式通过丰富的情感和生动的形象载体去表现他们对生活的个人性思考。在写作“农民三部曲”之前，赵德发在入和出两方面都有很好的艺术准备。他出身农民，从小在乡村里长大。丰富的农村生活记忆，十年的乡村教师生涯，八年的基层干部经历，使他有一种天然的对农民的同情，也获取了大量的农民生活材料。更为重要的是，赵德发一直自觉地认识到他“是农民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以描写土地为己任的作家。”①这样赵德发就能像40至50年代的赵树理、周立波那样以一个“本地人”的经验和感受在静态的回忆考察中来看农民。另一方面，在赵德发看来，农民的精神形象在历史的动荡之中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久将不复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农民命运放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中来写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心灵变异，凸现深层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他写作“农民三部曲”的初衷。在写作的过程中，赵德发大量的阅读了农村社会学、经济学、国学、哲学、伦理学以及宗教等方面的著作，翻阅了县志、地方史志等历史史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写土地的长篇并进行了很多实地调查和采访。②作为一个具有丰富的现代知识和现代意识的作家，他“是能够从相当的高度去审视土地与农民的”③。这样，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又充满了很强的现代理性精神和对当代文化建设、农民命运、农民地位等重大问题的反观性思考，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哲学高度。
《缱绻与决绝》从民国写起，依次写了以下各个不同时期：抗日、土改、办合作社、大跃进、吃食堂、1960年挨饿、文化大革命、学大寨、大包干、两田制、办开发区等。其作品的中心线索是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在物质层面上来写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意在从半个多世纪的巨变之中审视农民“缱绻与决绝”于土地的历史。封大脚作为小说中对土地感情最深的人，他深深依恋土地的情感历程就像他的大脚最后变得正常了一样，代表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艰难的思想转换之旅。“国际天牛文化节”作为小说的结束事件，也寓示了农民逐渐改变了与土地的原有关系的历史现实。
　　如果说《缱绻与决绝》是从生存层面对农民命运的书写，《天理暨人欲》则着眼于农民与道德的问题，追问困惑世人两千多年的“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律条村”的三个时代之中，民国时代的许正芝，文革时代的许景行，1994年以后的许合心，他们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规范人心，提倡君子之德，排斥小人之心。许正芝的行为根据是儒家伦理，他特别推崇明朝吕坤的《呻吟语》，依仗个人德行和宗族家法力量维持其伦理合法性。许景行的理论依据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理论，维持的力量是村政权和革命的“斗私批修”运动。许合心的理论依据是个人起草的《村规民约》和《处罚条例》，维持力量是村政权。尽管三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他们“君子梦”的理论依据和维持力量有一些差别，但他们行为的共同点是讲究德行、善行、良心、天理。然而他们的努力最终都化为了泡影，许正芝被日本人的入侵打败，许景行被自己的闺女打败，许合心的《处罚条例》在实施之中屡屡遭到抵制。许正芝、许景行、许合心都是农民出身，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是农民中的领头羊，他们具有对现实世界和个人行为的反思能力，对个人的品德修养有很高的要求，并借助家族或村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文化主张，他们的行为体现出优秀农民对个人德行与世道人心等重大道德问题的严肃思考。这种思考既是在思想层面也是在实践层面上展开的，从儒学伦理、革命文化、现代法制三个不同的精神资源上来思考当代的文化道德建设，这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农民的所思所为。
　　《青烟或白雾》中的吕中贞是一个地道的农家姑娘，她思维直观，丝毫不懂政治的严酷性和复杂性，她的为官经历完全是被动地被政治运动推入其中，她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她“爬得高，跌得重”的为官经历正如小说所写到的她的牙齿，是一个个屈辱。吕中贞的儿子白吕当公务员完全是自觉的，当他感觉到“看不惯”时，主动辞去了职务。白吕是清醒的，他对清官的看法，对郭子兴的揭发，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和权利的思考，对基层民主政权的看法透露出很强的现代意识。白吕和许景行一样是小说中具有思考能力的人。有意思的是白吕是一个农民的后代，是一个大学生，在辞去公务员的时候他又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君子梦》中也写到一个农民的后代——大学生许晴晴，是许晴晴解释了莠草每年长高的科学道理。青烟与白雾的科学解释是由大学生白吕揭示的，这表明赵德发所理解的农民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会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他们接受了现代的高等教育，但他们的骨根仍然是农民，白吕就可以毫不痛苦的由一个“公家人”主动地成为一个“农民”（以“玩土”为生的人）。透过白吕的思考，作者关怀的是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对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农民表现出悲悯和同情，以及对当下历史环境中权大于法、贪污腐败等现象的痛恨和对科学与民主法制的呼唤。其中对清官意识的思考尤为有深意。中国的清官情结由来已久，支明禄建清官庙以震慑现代社会的贪污腐败现象，白吕却用思考和行动告诉众人：“清官乃不祥之物”，“清官只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几颗孤星。凭这种昨夜星辰，是不能够照亮中国未来的前途的”。优秀的农民后代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为农民争取他们应得的权利，他们呼唤民主与科学的现代精神真正地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让农民在一种公平的、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能以独立的姿态掌握自己的命运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几个讲良心的清官身上。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农民三部曲”所写的农民问题在性质上大多带有“元”问题的性质，作品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沧桑之中来思索农民的基本生存、精神追求、社会地位、历史命运等根本性的问题。是作者多年来看农民、写农民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个人式确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与何申、关仁山、谈歌、刘醒龙等被评论界称为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相比，除了对农民现实问题的关注之外，赵德发的历史大视野和对农民身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揭示是很有特色的，《缱绻与决绝》一度被评论界称为是“继《古船》、《白鹿原》之后写农村生活最好的作品”④。但细读“农民三部曲”我们发现，作者的这种大思考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有损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带来了作品的理性说教味道。《天理暨人欲》和《青烟或白雾》尤甚。例如：许正芝、许景行的形象是令人充满敬意的，当君子与小人之辩在化为许正芝向嗣子宣讲的儒学理论的时候，当许景行在各个时代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核心问题的理性思考渐渐的压过了人物的光芒，使人物成了思想的传声筒，导致理性表达显得过于直露。这种情形在《青烟或白雾》中更为突出，白吕在小说中就是一个布道者，作者对清官意识的质疑和对现代民主科学意识的呼唤就是通过白吕的个人行为和言论表现出来，白吕和许景行、许正芝一样都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他们就不如吕中贞、绣绣、封大脚等形象更能体现农民的精神本色。再如在《天理暨人欲》、《青烟或白雾》的结局部分都有个“光明的尾巴”，“律条村”三代人的思考实践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相互吻合，《青烟或白雾》中白吕的思想统一到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重大进程的国家意识之中，这些情节的设置都是因为作品的思想光芒太耀眼了，它的现实感太强了，也太沉重了，让小说中的农民来承载这样重大的问题，他们显得难以堪负。而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许景行、许正芝、白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充满现代意识的作者自己，作者将出乎其外的理性思考贯注到人物身上，游离了对象主体自身的特点和丰富性。

　　　　　　　　　　　　二 悖论与张力
　　赵德发是一个写农民的能手，这得力于他的农民出身和一直将写农民作为自己的写作领地的结果。多年底层生活的体验，大量的民间资料收集，使得赵德发在写农民的时候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赵德发能切中农民的心理之根，他对农民的熟悉是深入骨髓的。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状况很差，基本上是处于生存线上挣扎，他们的首要生存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农民中大部分人固守在土地之上，他们很少离开自己的出生之地，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其中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也很少。严峻的现实生活状况决定了农民的思维方式是直观的、实用主义的。赵德发对农民是熟悉的也是天然的充满同情的，对普通农民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现实苦难、生存困境他常常采用一种温情的平视态度，这使他能触及到农民的精神核心层面。
　　且看小说中农民对娶亲的认识。恰如小说中多次提到的，“庄户人家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将妻子和土地（吃的保障）、棉袄（穿的需要）相提并论足以说明农民是在一个实用的立场上来看待娶妻的。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缱绻与决绝》中宁三为了自己的后代能够做官，让自己的老婆跟刘罐子睡了。封二在捡绣绣做儿媳妇的时候先是问有没有陪送，后来说到“不传契不送礼”又觉得自己占了光，就很高兴。封二耕种别人种了多年的土地的感觉与自己占有别人的老婆的感觉是相似的，封大脚在开荒的时候也想到对女人的开垦。费大肚子为了一家的生计将自己的女儿银子嫁给老头子宁学祥。腻味的女儿小米与宁可玉好上了只因为宁可玉有钱。羊丫为了自己不当农民用自己年轻的身体去换取前途。因为讲政治成分的原因，封合作背弃了自己的感情。“大包干”时，掀起了一股娶亲的热潮，人们只为能多分到地。在《天理暨人欲》里许正芝的续弦荠菜只为了能吃饱饭就到了许家。许景行定亲的理由是“女家是南乡于家岭的首富于大贵”。大梗找不到对象是因为饭量太大。孙田秀嫁给大收是“来找吃的”。在《青烟或白雾》中，蒿子被当作“杂毛”从婆家拔除。马克思说过，在男女社会关系上是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本质的，处于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吃饱饭活下去，他们的婚娶原则也就服从于生存原则，这与马斯洛所说的“爱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还离得很远。在对这种“异化”的婚娶描写中，作者以充满温情的目光将它看作是农民生存苦难的一部分，这不是人的过错，而是残酷的现实，这从小说中大多数以不幸开头却不以悲剧意味结束的男女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来。这种建立在直观认识基础之上的男女恋情现实使小说缺少对人物深层性格的描绘和对人物心理复杂性的表现。
    有意味的是小说中多次写到的婚恋故事是站在女性的视角上展开的。《缱绻与决绝》中的绣绣是作者倾注了较多偏爱的一个人物，作者不但让她修得无疾而终，在她临死的时候让她说出她当年被马子抢走，其实并没有失身，这一事实放在整个情节之中其实是不太符合客观逻辑的。作者这样设计无非是他对人物的偏爱所致。绣绣与封大脚的婚姻以无奈开始，但婚后绣绣以宽容、平和、善良的女性情怀拥有一个虽贫穷却还幸福的家庭。再如刘二妮对许景行的爱是非常大胆的、主动的，甚至是穷追不舍的，许景行却显得很被动。特别是《青烟与白雾》中的吕中贞更是非常渴求得到男人。吕中贞的理想是找一个可靠的男人，将自己交给她，虽然到老了，她终于与支明禄修成正果，但她一生找男人的过程却是一部屈辱的女性血泪史。又如吕中三的老婆铃铛对向前进单相思，一个盲女人能够走几百里地，只为与她暗恋的向前进见一面。白吕碰到的几个女人也是水一般的温柔，她们长得都很漂亮，对白吕爱得很深，在感情的问题上是那么主动。这些人物关系的设置似乎应了那句老话：“痴心女子负心汉。”赵德发尽管习惯让女人成为他叙写的直接对象，站在女性的角度代她们忧虑，但女人在两性关系之中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叙述者采用女性的角度实际上却站在男性的立场上，这与其说赵德发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完成对女性的“想象性”书写，不如说中国农民文化在本质上是男性文化。就小说中的人物而言，她们对自己的婚姻大多缺乏一种审慎的态度和反思的能力。白吕在这方面的现代意识是最强的，但他不由自主地做了漂亮女人任小凤身体的奴隶。慎之又慎的人还是办了自己有些后悔的事。像许景行应该说是《君子梦》中最有思考能力的一个人，他从小在嗣父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接受了儒学教育，在当兵的经历中又获得了广阔的视野，作为村干部他又比一般农民更了解国家政策。同样有意思的是许景行对自己的婚姻悲剧在思想上有较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却没有超越自己。小说中还多次写到媒婆在农民婚恋中的作用，尽管现代婚姻自由之风从本世纪之初就开始吹了，但在广大的农村，却仍然是被遗忘的角落。赵德发遵从的是现实主义的法则，随意性的婚姻在农民之中比比皆是，幸与不幸已经变得难以评判，作者并不去刻意凸现其悲剧意义，甚至有意地抹淡了其悲剧意味，如许景行对秃头老婆玉莲在情绪上一直难以接受，玉莲除了秃头是个缺点，却勤劳、善良、朴实、能干，许景行婚姻的不幸在岁月的风霜之中渐渐磨平了，并没有对个人带来太大的人生悲剧。
    有论者指出赵德发小说中的现实是伦理化的现实⑤，这意味着作家对人物的书写有遵从传统道德伦理的倾向。在“农民三部曲”中，农民的婚恋关系一方面遵从现实的传统伦理道德，是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婚恋观，另一方面，农民朴素的婚恋观念与作者自身的人性的、自由的、具有个体觉醒意识的自主型现代婚恋观念之间毕竟有些矛盾，当作者在静态中以一个本色的农民身份来写农民的婚娶故事的时候，他遵从现实主义的立场，以农民文化中的男权思维实现的是对女性的“想象性”书写，并以对农民的同情态度淡化了农民婚恋故事的悲剧性，但作者自身的现代意识却又时时的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使得作者在人物的感情态度上很模糊。比如吕中贞既有盲目的、听天由命的“傻痴情”的一面，也有独立追求个人幸福的一面，白吕对婚姻应该“慎之又慎”的现代意识使他没法不在清醒中后悔，许景行心中的道德律令战胜了自身的情感欲求亦是难以超越的悖论。这样，作家一方面遵从现实主义原则使叙事变得农民伦理化，另一方面，作家自身个体自由的婚恋现代意识在小说中又潜在地对人物产生影响。作者在伦理化婚恋叙事的过程中又不由自主地解构了伦理本身，这种矛盾与作家所思考的重大问题本身的悖论状态是相一致的。如《缱绻与决绝》中由历史的脚步所带来的“历史合理性”与“传统价值合理性”之间的悖论，《天理暨人欲》中“天理与人欲”的问题其实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青烟或白雾》里来自西方的现代民主科学观念在沉重的中国社会现实面前同样显得步履艰难。这种无法超越的悖论状态也使作者在他所描写的农民身上显出了矛盾状态，如封大脚勤劳、朴实、热爱土地与他的自私、盲目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许正芝在高尚的精神追求之中却留下一脸伤疤郁郁而死，白吕坐进监狱之后却是靠他所痛恨的人情关系解救出来的。这样，现实本身的悖论与作者情感的矛盾共同构筑了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场，形成了“农民三部曲”的多重指向性及多重意味。


             　　　　　　　　     三 形象与思想
    作家写作的过程是一个炼聚材料凝结思想形成形象的过程，作品一经形成就具有整体性的特点，阅读作品也是整体性的感知作品，而评论者对作品进行评论的时候，为了论述的方便不得不打散作品的整体性，将作品看作是隐含重大含义的文化语码，化为一个个的成分进行分析，分析评论的过程就是解码还原揭示意义及其特色如何生成的过程。这里我姑且将“农民三部曲”分解为事件、人物、思想三种成分，以凸现在文本中三种成分各自的功能与意义。
    事件在“农民三部曲”中占有重要位置，赵德发非常重视讲故事，不仅讲好故事，而且多讲故事，他有意识地以大信息量的审美事件来结构小说，好像从来不心疼素材。“农民三部曲”中有许多传奇色彩的民间故事，如宁家用女人偷家运，绣绣被土匪绑架，唱戏驱牛瘟，用烙铁烙脸以警策人心，奇怪的蝗灾，土改时征兵“一门板抬出一个师长”，支吕官庄乃猴子后代的传说，清官支翊的“万民伞”传奇，女大学生吃掉苍蝇等。也有许多男女偷情的故事和“剪不断、理还乱”的男女情感纠葛。还有很多反映现实阴暗面的事件，如色情服务、环境污染、贪污受贿、面子工程等。还有一些很有趣也很有含意的人物事件，如费大肚子因肚子大找不到雇主，腻味想当万元户，大木卖身份证，三国遇血霸，玉莲“钓虼蚤”，吕中贞找陈永贵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等。这些事件的叙述在小说中大多带有农民式的幽默与故事性强的特点，很能代表农民文化的特点，从中也最能反映农民的心理特点。如老腻味想当万元户，却又不懂技术，还用政治年代遗留下来的观念来处理经济事件，认为养鸡是给领导看的，显得很可笑。这些可笑有趣的事件往往又与非常鲜活的本色的农民语言和农民心理相结合，非常有表现力。如：封铁头闹农会，被村中人称为“土蟮会”，“究其原因，是封木匠在三角木牌上刻的犁过于粗疏，弯弯曲曲恰似一条蚯蚓。铁头对这些也无心郑重更正，说：愿叫土蟮会就叫。反正有咱的地种就行！”（《缱绻与决绝》）这种鲜活、可笑的语言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切中了封铁头目的重于性质的“阿Q”式革命本质。又如：刘二妮对许景行写条子：“你真有点子，想出了造地雷。我就是个地雷。弦在你手里，你叫我啥时炸，我就啥时炸。”（《天理暨人欲》）这里，天衣无缝的谎言竟变成了女人的爱情誓言，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活语言真让人拍案叫绝。
     农民是什么样的？在一个世纪以来农民的精神层面有什么变化，这是赵德发写作“农民三部曲”所遇到的首要问题。通过对农民群体人物形象的塑造，将作者的思想认识通过人物形象生动的表达出来，这是小说的重头戏。从三部曲的结构安排来看，从写事件向写人物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缱绻与决绝》人物众多，事件繁杂，时代背景多次转换。《天理暨人欲》三个时代背景就要简明得多，人物也比《缱绻与决绝》来得集中，到了《青烟或白雾》，时代背景就转换一次，也就写了两代人的经历，人物更加集中。从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来看“农民三部曲”，赵德发愈来愈将小说写得既简单又复杂，自觉地转向了在人物的复杂性和小说的深层内涵上下工夫，这正是小说越写越成熟的表现。比如《青烟或白雾》中的吕中贞与支明禄之间感情的拉锯战写得回旋曲折，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也很细致。
    同情并启蒙农民，为他们的生存苦难悲泣，为他们素朴的精神光芒吟唱，为他们苦难的历史命运和不公正的社会地位呼喊，是作者创作“农民三部曲”的复杂情感立场。上文已经谈到“农民三部曲”人物理念化的不足，作者所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思想贯注到人物与事件之中自然的表达出来呢？也就是三者间如何融合的问题。赵德发“农民三部曲”的写作在事、人、思想三个方面的侧重与矛盾是他在融合“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作家试图用现代主体意识去照亮农民的精神世界与他对农民文化的温情和热爱之间的矛盾使他在将思想融入事件和人物形象的时候难免顾此失彼。赵德发的创作矛盾在当代作家的农民题材小说创作中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因文化立场所带来的创作困境在对农民题材的写作中是很突出的。即便是赵树理和高晓声这样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的不足是因为立场的杂糅而导致的表现的表层性。”⑥人物、事件、思想三者的高度审美性地统一是农民题材写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创作者必须既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还要创造出与表现农民文化相符合的新的形式和审美形象，这对于当代的农民题材小说来说似乎是一个难以超越的难题。九十年代评价甚高的《白鹿原》也难以避免这样的缺陷，有论者这样评论它：“人物始终找不到自己丰富细微的感觉和情感的变异，只能是像一个听从命令的战士随时由指挥员陈忠实任意调遣，几乎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犹如在一场溃败的战役中无头苍蝇似地四处逃窜的逃兵。《白鹿原》人物的失败不仅仅是人物的失败，而且也是《白鹿原》历史文化观念的失败。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历史文化观念都不能仅仅是概念化的理性观念，而必须溶入他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他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带到他包含寄托的主人公的生命感觉、生命情感和精神世界之中的，如果他不能做到这点，那么他所为之寄托的那个精神世界，就是一个死亡的精神世界，而一个本已死亡的精神世界就已经丧失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那么这一曲文化的挽歌、这一幕文化的悲剧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干嚎了。”⑦
    相对于《白鹿原》，“农民三部曲”的历史跨度更大，“野心”更大，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比观照更强，还融进了对农民的社会地位、精神追求、历史处境、精神裂变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在艺术上，赵德发所作的的超越性努力也是很明显的。在现实主义的路子上，赵德发加进了大审美信息量的故事叙写，使小说变得很好看而且耐读。他对故事进行过严格筛选，总是力图将故事写得吸引人，小说中用了很多传奇文学的笔法，也不惜采用通俗文学讲笑话性质的故事叙写方式，如小说中多次写到男女偷情夫妻上床的情景，作者都能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将之写得很有情趣而不重复。在小说意象的营造上，选取了很有代表意味的物或景象，如：铁牛、大脚、圆形地、雹子树、青烟白雾、牙齿等，不仅在揭示小说的主旨意蕴上起到了题眼的作用，而且由这些物象的反复出现使小说在结构上回环复沓更加紧凑。“农民三部曲”的语言非常活泼生动。不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的对话语言都有很强的乡土气息，作品中穿插的大量的民歌、民谣、“姐儿调”、“顺口溜”更是增强了这一特色。如：“吃了饭，没有事儿，/背着筐头拾盘粪儿，/攒点钱，置点地儿，/娶个媳妇熬后辈儿！”（《缱绻与决绝》）“大踏步地往后退，一下子退到旧社会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呀！”（《缱绻与决绝》）再如作者的叙述语言：“庄户人的日子就像个大车轮子一般，慢悠悠地转呵，转呵，转到‘年’这个地方变得格外艰涩。过这个坎儿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瞪起了眼咬紧了牙。终于，‘咯噔’一下，那轮子碾过去了，人们都松一口气，张着眼睛打量一下：呀，又到了新的一年啦！”在不紧不慢的叙述中，丰富的情感内蕴、巧妙贴切的比喻将农民生活的艰涩写得很有意味，诸如此类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语言在文中比比皆是。上文分析了人物塑造上的不足，但“农民三部曲”的人物描写是不平衡的，绣绣、大脚、吕中贞无疑是近年来农民题材小说中出现的具有独创意义的农民人物形象。总体上来看，赵德发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复合倾向，是大境界雅俗共赏式的写作。在此意义上，赵德发的小说创作对如何寻找适合表现农民生活形式的努力是具有独特意义的，代表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高度。我们有理由期待赵德发写出更好的作品。

① 赵德发：《土地三吟——〈农民三部曲〉后记》，见《赵德发》（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442页。
② 参见赵德发：《〈缱绻与决绝〉自叙》，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赵德发/李波:关于小说创作的对话》，载《当代小说》2001年第5期。
③ 《赵德发/李波:关于小说创作的对话》，载《当代小说》2001年第5期。
④赵德发：《君子梦》封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⑤ 贺绍俊：《伦理现实主义的魅力:细读赵德发的一种方式》，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⑥ 贺仲明：《“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⑦ 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3期。


作者简介：周志雄（1973—），男，湖北黄冈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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