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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主席的言行
  2004年04月26日16:48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靠的材料撰写了《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披露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段时期,毛泽东主席的一些言行。

    ——编者

    从孔夫子、资本主义到马列主义

    毛主席曾说,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吃肉风波

    毛主席是最认真的人。我对他讲的话,交办的事,丝毫不敢怠慢。在转战陕北时,有一次,贺老总送给我们一些腊鱼、腊肉。有一天吃饭时,我让炊事员做了一些给毛主席吃。当时,我和周副主席、彭德怀在另一个食堂的桌子上吃饭,我们也有腊鱼、腊肉。刚开饭,毛主席就叫我过去,他狠批了我一顿。我回来后告诉了周副主席、彭德怀,说毛主席批评吃鱼吃肉了。

    这时他们已经吃完饭。周副主席说:你刚才吃饭前怎么不讲,你应该有先知先觉,在毛主席批评前说出来。现在我们都吃完了,腊鱼、腊肉很好吃,我们还嫌不够呢。

    周副主席让我赶紧把饭吃完,并说还给我留着两块肉哩。当时,我吃肉时,那个难受的滋味,就别提了。

    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

    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

    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

    关于阿尔巴尼亚,那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还比较好。“文化大革命”中,曾用毛泽东的名义发过一个电报,称他们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那个电报的内容,当时毛主席不知道。他知道后说:阿尔巴尼亚怎么成了明灯呢?它各方面都不行。工业、农业生产都不好,中央的领导人也不团结,他们是极左的。

    当时毛主席对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

    毛主席的专列1971年8月27日夜间抵达湖南长沙。到达长沙的当晚,毛主席同华国锋、卜占亚谈话,我也参加了。

    毛主席对华国锋、卜占亚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共产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毛主席扳着手指算着,讲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等人的几次路线错误。

    他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作者注)。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就不行,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个团到湘南去接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回我们没有接到朱德、陈毅他们,但接到了萧克。回到井冈山时,说朱德他们已到了宁冈,我们在宁冈会师。他们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又让我当上了党代表。王明他们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夺中央的权四年之久,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革命胜利。他们讲不断革命,托洛茨基也讲不断革命,马克思也讲过要不断革命。我们讲不断革命是有阶段的,我们首先进行了民主革命,而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叫作不断革命论。李立三、王明他们提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就是全国胜利。可是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民主革命,1949年才到了北京,还没有宣布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只是说这是第一步,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来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赎买政策实际上是我们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资本家他们要进行生产,没有原料,我们供给他们原料,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归我们国家收买。比如你要织布,你没有棉花,不准许资本家自己到处去买棉花,我们供给你棉花,你织出来的布也不准自己随便卖,要由国家收买。当时我们提出来的口号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我们这样做了几年。全国解放的时候,官僚资本占80%,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小企业主。怕他们干什么?过了几年,他们还不是敲锣打鼓欢迎公私合营了嘛!其实他们是表面拥护,心里是假的,假的也好嘛。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毛主席历来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讲政策的,是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的行动的。

    毛主席肯定地说: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毛主席接着说: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我们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作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得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毛主席接着说:我这个人不大着急,在井冈山的时候,不是听说他们要把我开除党籍吗?我想你开除我的党籍,我也不着急,开除就开除吧!后来,在闽西的时候,把我下放了。我想下放就下放。你下放我,我就做群众工作嘛。开除我的党籍,有的同志想不通,要报告中央。我给他们说,开除党籍就开除嘛,还报告中央干什么。在湘赣边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上,我看到他们讲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原因是说我讲了一句错活,叫做什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讲到这里时,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主席叫吴旭君、张玉凤来,一起唱这首歌。当我们唱到三大纪律的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毛主席风趣地说: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

    我们唱过三大纪律的第二、第三条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不大。

    当唱到八项注意的第一条“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时,毛主席说:停!等一等,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你带部队,你当过排长、连长,如果传到你的村里去,就了不得了。

    那时的情况的确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连长,确实“不得了”,全村的人都要去看你,去拜访你的。

    当我们唱到“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时,毛主席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好像现在还有这个习惯。

    当唱到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时,毛主席说:等一等,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

    我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完后,毛主席要求我们把最后一句“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重唱一遍。

    重新唱完这句后,毛主席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特别是第一条,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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