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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口述实录:陈毅一句话救活了网球运动
  2004年06月16日09:3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孙曜东是一个老上海,他的经历堪称传奇——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上海风云变幻、陵谷兴替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所记的史事,对于复原老上海那段历史,具有特别的意义。《浮世万象》(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记录的就是他对老上海人与事的追忆,本版从中选编几则,以飨读者。

    ——编者

    程砚秋怒打“红帽子”

    程砚秋个性倔强,嫉恶如仇,在梨园行是出了名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痛打“红帽子”的事情。

    日本侵华之后,不久华北沦陷,王克敏等组成了伪政权,铁路部门出现了一批“红帽子”。这些“红帽子”名义上帮助旅客搬运行李,垄断了火车站这一行当的差事,实际上还充当了日本人的“眼线”,设关卡搜查旅客的行李。有一次程砚秋率团南下上海演出,呼啦啦一大群人,仅装行头的箱子就有十几个。在北京站上火车时就遇到了来检查的“红帽子”。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知道他们要来找“碴儿”,破些小费也就马马虎虎地过去了,而程砚秋偏不肯。一来剧团箱子多,翻检起来时间太长,要影响上车,二来剧团走南闯北地演出,从未要检查戏箱,现在凭什么要检查?所以不买账,跟“红帽子”闹起矛盾。上车的时候,好歹也就混过去了,可是从上海回北京的时候,“红帽子”就不饶他了。一方要检查,另一方不容许检查,双方拉拉扯扯之中又损坏了剧团的戏箱,这下可把程砚秋给激怒了。他本来就对这些日本人的狗腿子一肚子气,恨不能有机会整整他们,这回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只见程砚秋一个拳头出去,就把一个“红帽子”给打歪在一边了,剧团其他人见程已动手,也跟着甩开了架式,一哄而上,往死里揍。这些舞台上的艺人从小练就一身功夫,台上虽是“过河”做给观众看的,可腾跳滚打翻跟斗却是真功夫,尤其是程砚秋,太极拳打得好极了,功夫都在身上,“红帽子”哪里是他的对手!等车站上哨声大作,日本宪兵队赶到时,程砚秋早已换了衣服,在大伙的掩护下逃走了。

    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日本人非要把程砚秋抓来问罪不可,因为他们的人有一个被打得半死。当时出掌华北局面的王克敏深知程砚秋在民众中的影响,怕抓了程反而激起民愤,于他的统治更不利,于是就从中斡旋,来了个大事化小,最后不了了之。可程砚秋哪里是个肯吃王克敏恩惠的“主儿”?王克敏出来为他疏通,这岂不是等于说,他程某似乎与王有特殊关系吗?程砚秋又生气又窝囊,索性甩袖子不干了。他跟梅兰芳一样,决心只要日本人统治就不再登台。他虽未留胡子,却真的跑到北京郊区青龙桥刨土种地了,直到抗战胜利才重返舞台。

    梁鸿志狱中忙写诗

    抗战胜利之后,曾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长的梁鸿志当然锒铛入狱,初被关在楚园(上海建国西路25弄,原伪上海警察局局长卢英的房子),1946年4月移解提篮桥监狱,11月9日被处决。在楚园时我与他住斜对门,提篮桥时代亦是“隔壁邻居”。他监号31,我监号30。由于是“近邻”,又有些人事上的关系,同时他又好以诗示人,并以诗赠人,所以得见其于囹圄之中吟咏不废的状况。他在这期间,共得诗二百余首,集为《入狱集》和《待死集》,是其最后的一批诗。

    国民党时期的提篮桥监狱,是个极典型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只要有钱买通狱卒狱吏,什么信都能送得出去,什么东西也都能带得进来,外面有人接济的,里面人尽可以花天酒地。有的人过生日,甚至可以叫饭馆子往里面送整桌的酒宴。因家属们常去永安公司食品部买东西往里面送,后来竟由永安公司统一登记好,备好货,用卡车送进提篮桥。但是粱鸿志没有钱。一来他那汾阳路的豪宅不知被军统抄过多少遍了,他最为珍爱的《宋三十三名贤墨宝》(中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曾巩、陆游等人的手迹),已成为戴笠的战利品,其他文物书籍均巳星散,存在浙江兴业银行的几十万存款也已冻结归公,所以他两个姨太太手里都没有什么钱;二来他的人缘坏透了,因嘴巴不饶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原先手下的人也没人得过他的好处,故也没人讲他的好话。所以轮到他倒霉的时候,向人求救,自然是“十函九不回”了。所以,人家可以吃好菜好酒。他只能望眼欲穿,一旦有人见其可怜,分给他一点鱼,一碗面,或是几只月饼,他就感动得赶紧写诗致谢。尽管如此,他那两个姨太太对他还是不错的,尽可能弄些吃的送来。人家送菜,他家用大口瓶送汤。有一天又有东西送来,打开一看,竟是一包新鲜的荔枝,老梁久未“尝新”而顿生感慨,有诗曰:

    猩红翡翠杂然陈,食罢临风一欠伸。

    万事饱经惟欠死,何须明岁更尝新。

    因我家有东西送来时常分点给他,他为谢我,不及等到放风,隔着墙头,从那边铁栅栏里递给我几颗。到放风时就以诗见示,因我已“尝新”,故这首诗也记得清楚。“万事饱经惟欠死”是写实,他那时真的觉得生不如死,但沉到诗里,仍有“临风一欠伸”的超然。

    与梁鸿志在狱中唱和最多的是赵叔雍(即赵尊岳,常州人,晚清名幕赵凤昌之子,汪伪时任陈公博的秘书长,胜利后初关南市车站路看守所,后解提篮桥)。梁进提篮桥后的第一首诗就是给赵叔雍的,因为他们诗酒往还关系太深。章士钊不知梁在背后斥其文为“狗屁”,还来狱中探视,愿出庭为其辩护,还有诗给梁。梁此时用得着人家,故也有诗答章,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他写诗须向狱卒讨纸墨,狱卒不耐烦,曾当面嘲笑他:“梁鸿志坐班房,不问凶吉如何,倒还忙着做诗,真是十足的书呆子呀!”

    梁鸿志到提篮桥后很快被提审,5月下旬被判死刑,此后的诗集为《待死集》。既然判死刑。来日无多,就更有些“打油诗”了,如发牢骚的《七无》诗等。他对判他死刑不服,提出上诉,法院又驳回,于11月9日执行。临刑那天正在放风,狱警提前把犯人都赶回监房,我们就知道又要提出人去执行枪决了,果真叫到了梁鸿志。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过我的监号时说:“曜东,我恐怕要走了,保重!”不久就听到了处决他的枪声。后来听狱警说,临刑前梁写了两封信,一给蒋介石,一给家属。第一枪子弹卡了壳,第二枪才击中的,身子向右侧倒地而毙。

    张伯驹一品香酒店抢潘妃

    张伯驹早年曾有过两位太太,一位是封建家庭父母给作主的,一位开头关系还好,由于志趣不同,日久也就乏味了。他最钟情的、并与之相携到老的是第三位太太——后来成为著名青绿山水画家的潘素女士。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即在身上刺花纹,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却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一切事情基本都是吴鼎昌说了算,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幅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谱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

    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原先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似一个书生,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热,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求怕惹出大乱子,不像在北京、天津,到处都有他们张家的一亩八分地,他只好又来找我。那天晚上已经十点了,他一脸无奈,对我说:“老弟,请你帮我个忙。”他把事情一说,我大吃一惊,问他:“人现在在哪?”他说:“还在一品香。”我说:“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把她接出来!”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我这头一直警惕着臧卓的报复,可是事情也巧,我后来落水替汪伪做事,此臧卓也投了伪,成为苏北孙良城部的参谋长,仍是中将,我们见过面,大家心照不宜,一场惊险就这么过去了。

    陈毅一句话救活了网球运动

    网球在早年是外国人夏季里的体育运动。上海的法国总会、美国总会、斜桥总会(英国人的)、意大利总会、犹太总会里都有网球场,有的有几十片网球场。他们住的花园洋房带游泳池的不大多,而带网球场的则非常多,朋友们还以此招待宾客,所以打网球就像去舞厅跳舞一样,是休闲生活的重要部分。久之,就出现了许多私人举办的网球会(队),相互之间常有赛事,非常热闹。中国人打网球大概是从圣约翰大学开始的,因为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及其儿子都喜欢打网球,该校有很好的网球场,球队也很有名气,而在那儿读书的学生十有八九都染上了“网球气”,他们走上社会后也把网球爱好带了出来,所以后来中国人中也有了十几个网球会(队),相互间也常有赛事,也十分的热闹。1936年10月,我们几个中国人办的网球会,居然把当时的世界网球冠亚军铁尔顿(美国人)和梵恩斯给“捣鼓”到上海来了,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大师级的表演赛,这是在沪的外国人都没敢想像的事情,那是一段大快人心而又大开眼界的日子。

    解放初,上海的网球一下子冷落了,外国人都跑了自不待说,中国人原有的十几个网球会也都停止了活动。因为那时大家都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为荣,而打网球,无形之中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活动。况且,玩网球的历来都是有钱人家子弟,从球、球拍、球衣到球鞋、球袜都是进口的,一只球就要一元钱,一只球拍要十几元钱,而那时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只不过二十来元,鸡蛋才卖三分钱一只,所以说它是贵族的玩艺儿,也不算过分。于是大家就很“识相”了。

    可是陈毅市长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网球是一种体育活动,应当大力开展,工作之余也喜欢在草地上挥挥拍。他想找个强手跟他对对阵,于是请负责上海体育工作的沈家麟推荐人选。沈家麟就推荐了在我所主持的绿灯网球会当管事的侯大年。侯大年是我国第一代网球运动员,又是原大北电报公司的职员,为了能白天打球,宁可天天值夜班。他为人热情,热心公益事业,所以打球之余,陈毅市长也常从他那儿了解市民的情况。有一次聊到上海网球界的现状,侯大年把大家的顾虑抖了出来,说是现在已没人敢打网球了。谁知陈毅市长当即就表了态,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网球是体育运动嘛,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侯大年一听大喜,立马回来告诉了网球会的朋友们,一下子就传开来了。这句话无疑是给网球运动打了强心针,大家心里有了底,胆气足了,手脚又开始活跃了。不久,市里成立了网球工作组,聘请我和侯大年负责具体事项。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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