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文学界极为关注的由小说《K》引起的一场围绕“先人名誉”是否遭受侵犯的案子，已经纠缠了三四年，本月16日最终达成和解。由此我们特意策划本专题，和广大网友一起来现现文坛官司的形。

文坛官司名人语录

　 季羡林：“赚钱是正常的，应该取之有道。人家辛辛苦苦翻译却遭到剽窃，不成。而且把作者名字都取消了，实在剽窃得太离谱了。”——季羡林怒告抄袭者中国物价出版社时说。

　 金 庸：“我向对方提出诉讼，都是“被动的自卫”，他们如不来告我，我不会采取法律行动。大家是文化人、学者、教授，应当互相尊重与亲近，结交为友，切磋进学。何况，打官司是很贵的，律师费每小时工作以美金计算，动辄上百元。”

　　余秋雨：“对于社会上一些批评的声音，我会分不同情况应对。如果是善意的批评，或批评者很年轻，我会谅解。如果有人出于不良的个人目的，屡教不改，情节恶劣，我一定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名誉”。“侵权行为在一个法制国家里应该被阻止，我想象铺路石子一样，给我后面的文化人他们过日子稍稍舒坦一点。”

　　古远清：“有些官司有打的必要，如文学批评使用了人身攻击的词句，无中生有诽谤他人的话。这一官司可引导我们深思：如何对待历史，正视还是逃避？”

　　曹积三：“我要着重指出：名人决不是名人子女的私有财产，名人的成就和文化精神属于全社会，是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我的官司看似一场名誉权纠纷，实际上是关系到保护作家权益的问题。个别的名人之后，把名人当作自家的私有财产，对作家们涉及名人的写作、创作横加干涉，侵犯他们的创作权益，动辄就告状，使作家、艺术家缩手缩脚，举步维艰。这样下去，谁还敢再写名人、纪念名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刘 恒：“打官司是情绪波动的结果。只要没人往我头上撒尿，我不会走到这一步。万一有人……那我也得看看这人是谁再说。我们是不能跟一边飞一边拉屎的鸟计较的。”

　　
　　 前些年中国人的法制观念不强，法律意识淡薄。现在则完全不同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就拿书业界来说吧，近年来，书业的官司几乎没有断过，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什么侵权、诬陷、侵害等等，更有借官司来抬高身价者。 文坛炒名竟成了一景（炒作是另一景）。炒的方法多种多样，诸多炒法之中，用得广泛而有效的，还是打官司，这已成为文坛炒名的最佳之术了。

　　
　　■观点一：文学的失落与文人的表演。文学在现代传播方式的冲击下走上下坡路，以文字作为手段的文学尴尬了。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失去了惯有的知名度。于是，有些作家沉不住气了，为什么我的作品不受重视？为什么作品发表后收不到如雪片般飞来的读者来信？失望、寂寞之余，偶然一天看到某人的作品引用了一段自己的文章，一阵欣喜之后，仔细看看竟然有剽窃嫌疑，于是一纸状书送到法院，或者投递到某个报纸、杂志，一方面可以说明自己的作品拥有读者，另一方面也可表明自己具有现代人所必备的法律意识。文坛官司便由此开始了。

　　■观点二：文坛官司好炒名。“文坛何以官司多？恐怕是‘名人屁股摸不得’之故。”据对一些个案的观察，“摸不得”还仅是表面现象，究其根源是，文坛流行炒名风。福建有个女作者，写了部小说，用真姓真名诽谤人，官司打输了，判刑一年。这么一来，名气可就闹大了。一家文学杂志立即宣布，为她开辟专栏，连载她的系列散文。不仅扬名国内，还扬名国外。有消息说，英国国际笔会中心接纳她为“荣誉会员”。果然，她很快收到了该会总干事寄来的入会通知书。

　　■观点三：都是写名人隐私惹的祸。著名作曲家刘炽的前妻柳春因《作家文摘》上刊登的一篇名为《音乐家刘炽与李容功38年婚外婚内情》而将作家出版社告上法庭。

　　■观点四：侵犯名誉权。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文学作品虽未写明现实人物的姓名，但是以现实特定人物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有损他人名誉的隐私内容造成不良影响的，即是侵害了特定人物的名誉权。

　　■观点五：侵犯著作权。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向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否则就是侵犯了著作权。

　 按规定，由原告事先交付的诉讼费是与诉讼标的成比例地收取。具体如下：

　　这样一算，如果真的不是为了讨个说法，耗费那多精力、时间、金钱，自己还到手不了几个钱，去打一场官司还值得吗？当然你要炒作名气那另当别论。

　　 ■文坛官司与“公正评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魏永征教授谈:
　　
　　一、从已有的评论官司看，法律所干预的，只是侵权问题，并没有发生其实也不可能发生干预文学艺术的问题。
　　
　　二、我们主张文学艺术的自由评论，但任何自由都是有边界的，从名誉权法角度说，就是要遵守有可靠的事实依据和不侮辱他人这两条。
　　
　　 三、我们的文学艺术评论要进一步规范化，要有更多严肃的、冷静的、说理的评论，“有话好好说”，力戒“轻薄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讼案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四、我们的作者对批评的承受力还要强化，只愿意听好话，几句坏话就受不了，就要打官司，这确实有一个自信心的问题。还要看到，即使涉及侵权问题，对簿公堂有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五、在评论自由（这是言论自由的一项内容）和保护公民人格权之间，需要实现更好的平衡。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初稿里，有关于文学艺术作品评论的规定，定稿时删去了，负责起草者说，这是由于审判实践提供的经验还不够、理论上的成就也不够丰富，也就是说现在作出解释的条件还不成熟，我们期待这方面的条件能够较快地成熟起来。

　　■减少文坛官司出路何在？
　　
　　 为了减少打官司的麻烦，最重要的是强化自己的法律意识，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增强法律意识不仅应当引起作家、批评家的重视，而且对于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来说，也是一项不能忽视的任务。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请发表你的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