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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门拜访93岁的著名学者、翻译家
杨绛先生谈《堂吉诃德》
胡真才
  2004年04月20日08:25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杨绛先生近照
  仝保民摄
杨绛先生近照
  仝保民摄
  编者按:今年是西班牙文学名著《堂吉诃德》问世400周年,4月23日又是其作者塞万提斯的忌日。为了使广大读者对《堂吉诃德》有更多的了解,本报特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胡真才先生前往著名学者、《堂吉诃德》中文版译者杨绛先生寓所拜访了她。

  93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在出版了《我们仨》后,依然深居简出,每天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里看书写字。只是在傍晚时分,才由一个孙女辈的保姆陪着,到外面散散步。今年是《堂吉诃德》问世400周年,同时,包括《堂吉诃德》中译本在内的《杨绛文集》也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4月下旬同广大读者见面。我作为责任编辑,在工作中有幸与杨绛先生有所接触。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一贯为人低调,不事张扬。《杨绛文集》即将出版了,我们希望她能出席该书发布会或接受记者采访,但她平静地说:“没有必要嘛,我是一滴水,不是肥皂沫,吹不成气泡的。”然而,当我提出要登门拜访,请她谈谈《堂吉诃德》时,她却没有拒绝。

  《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最佳

  2002年5月,在诺贝尔文学院等机构举办的一次评选活动中,《堂吉诃德》被来自世界5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名作家推选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堂吉诃德》何以成为世界最佳,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有人说,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人生中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有人说,是因为它永远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给人以新的启迪。但杨绛先生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杨绛先生说,堂吉诃德的性格非常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

  但杨绛先生认为,不论《堂吉诃德》的题材(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多么永恒,堂吉诃德的性格如何复杂,这部作品之所以成为世界最佳,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塑造了堂吉诃德和桑丘这样两个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杨绛先生是专门研究西洋小说的。她说,古今中外小说创作的第一要务就是塑造人物形象,即由人物带出故事,以故事成就人物。她一生读过大量小说,许多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淡忘了,但是鲜明的人物形象却能铭记终生。她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主角搭配角,两个形象互相对照或陪衬。如《红楼梦》中黛玉和宝钗是对照,而那些女孩子们对于宝玉则是陪衬。

  杨绛先生特别强调,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高格调、大气势的,像《金瓶梅》中几个小女人那样叽叽喳喳、争风吃醋,虽然写得活灵活现,却不能给人以美感。谈到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人物形象时,她说,这两个人物既陪衬也对照,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和桑丘的务实精神相映成趣。好的对照或陪衬关系,犹如两面镜子相对照,能够映示出无穷无尽的景深。

  翻译《堂吉诃德》的前前后后

  杨绛先生说,早在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因读过她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决定请她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当时她找了5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

  “5种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已掌握两门外语的杨绛先生为译好《堂吉诃德》,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1960年3月,我读毕《西班牙文入门》后,便开始阅读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渐渐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杨绛先生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揪出’,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所内扫厕所。8月16日,锺书被‘揪出’。8月27日,我交出《堂吉诃德》全部翻译稿,当时第二部已译了3/4。当日晚间,我在宿舍被剃了‘阴阳头’。”

  杨绛先生说,在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她又惊又喜,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锺书与我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从干校回北京。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我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先生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貌,后来终于在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20多年来,杨绛译的《堂吉诃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和“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已达70余万套。

  堂吉诃德没有死

  杨绛先生在写完《我们仨》之后,从去年3月起开始编《杨绛文集》(包括《洗澡》和《我们仨》),并将自己的作品从头至尾校订了一遍。她告诉我,平时如果不看锺书写作,她就练习写大字,因为写字对身体有好处。高龄的杨绛看上去的确身子骨显得比较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因此买了一个助听器。但她和我谈上几句,就不戴了。平时也总是自己接听电话,只是听不清楚时才让保姆转述。

  2001年,杨绛把钱锺书先生和她自己的全部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助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几年来,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划拨到“好读书奖学金”的稿酬,迄今已达300万元之巨。对此,杨先生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

     《环球时报》 (2004年04月16日 第二十八版)

法国画家多雷所绘的《堂吉诃德》插图
法国画家多雷所绘的《堂吉诃德》插图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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