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编《猫啊猫》，说起来有点“不务正业”

　　记者：陈老师，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所以也就省了许多客套，直接切入主题吧。现在，如果自称是读书人却不知道“陈子善”的，恐怕是没有的。因此，您自然地成了读者眼中的公众人物，读者最关心的是最近将有什么大作奉献给读者？我知道您前一阶段在写一本《名人与猫》，不知进行得如何？搞文学研究的人怎么会去弄这玩意？

　　陈子善：是啊，我是编了一本关于猫的书，不过书名不叫《名人与猫》，而是《猫啊猫》，己交给山东画报出版社。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猫啊猫》是派生出来的副产品，严格说起来是“不务正业”，因为这不是学术研究嘛。（为什么不去写狗？）养猫的难度要比养狗来得大。有记载表明，人类驯狗的历史有上万年，而养猫的历史只有几千年。狗早己融入人类社会，被人所同化。猫还是很有个性，与人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与人保持相对独立性。主人叫狗，狗会在第一时间里作出反应，而猫却会爱理不理。心情好的时候会理你，反之，睬都不睬你，如果对它凶一点，它甚至离家出走，和你“拜拜”。在这次SARS中，野猫多于野狗就有这个原因。同样是家畜，狗仗人势，狗看着主人和你交谈几句，马上会对你摇头甩尾，认为你是主人的朋友，但猫却不是，始终对你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这是动物学家研究的范畴。我是在做我的文学研究的同时，发现20世纪中国（包括港台）作家写猫的名篇佳作之多远远超过写狗的，作家通过对猫的人文写作来反映社会的变迁。

　　记者：您从这些猫文中发现了什么呢？

　　陈子善：从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写猫的文章屈指可数，只有老舍、周瘦鹃几篇，还都是从实用价值写的，因为当时认为玩物丧志，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有写猫而惹祸的，如丰子恺，因为写了一篇《阿咪》，在“文革”中被批为攻击社会主义。现在当然不可能了。相对来说海外作家写得较多。70年代表后期开始多起来了，这反映了人们生活开始丰富多彩起来。这些文章的感情很丰富，从写作的角度来看也是称得上是美文的。台湾有一作家从养猫来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我把这篇文章作为此书的压轴。整本书分两部分，一是作家的亲自经历，如铁凝、蒋子丹写猫的始终，如季羡林写猫在生命结束时是如何处理自己生命的做法等等。另一部分是写关于猫的议论，如梁晓声写猫的眼睛，作家描述事物的细致在写猫中也反映出来。长长短短有四五十篇。目前，书店里能买到的关于养猫的书都是技术操作的层面，从人文关怀的层面的一类书还是较少，中国人自己写的还没有，而在国外这方面的书很多。这本书至少可告诉世界，中国的文人对这个问题不是不关心的，中国作家有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认识。我编了那么多书，大概这本与我的专业离得最远，但不是无关，与我的专业有间接的关系。书中要配很多精彩的图片，有冰心、夏衍、柏扬与猫的照片，有丰子恺画的猫，著名摄影家拍的猫等等，图文并茂。

　　国内对张爱玲的研究有些贫富不均

　　记者：您是内地最早介绍张爱玲的专家，您是怎么看待现在的“张爱玲热”的？

　　陈子善：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我在张爱玲作品挖掘、研究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我对目前的所谓“张爱玲热”是不满意的。张爱玲现在好象成了一个时尚的话题，一件事情一旦成为时尚，它本质的东西就被掩盖掉了。大家都谈张爱玲，好象不谈张爱玲就不够时尚，讲来讲去却都是穿旗袍、她的生活方式等等，不是进行很深入严肃的研究。我认为，对张爱玲，可以有赏析性，但不是惟一的。目前，张爱玲的基础工作没有很好去做。包括她生平上的盲点，包括作品不同版本的整理研究。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都是抄来抄去。可以说，从1995年张去世以来，对她的研究没有大的突破。对她的评价可以各不相同，但对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无法否认，与其他重要作家相比，对张爱玲的研究有些贫富不均，现在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

　　记者：那么，您可以做些什么呢？

　　陈子善：我，一是编一本《张爱玲书影》，是她生前出版的著作各种版本的介绍，这是既带有学术性，又带有普及性的工作。二是编一本《张爱玲的画》，她既是作家，又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她为自己作品画过插图，画过封面，可以与鲁迅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己设计封面的不多，女性更少。我们说张是才女，那到底体现在那里，她曾说自己在选择人生道路时，在画画和音乐之间犹豫，当时她还没提到写作。三是编一本《张爱玲年谱》，年谱是对研究作家很重要的工具，可以从中看到作家这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许多著名作家，甚至一般作家都有年谱，而张爱玲却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年谱。这无疑是个缺憾，我想来作个尝试补这个空缺。当然，今后别人也可以编，甚至编得更好。比如鲁迅年谱就有好多种。在中国做学问的方式中编年谱是必不可少的。四是编一本简明扼要的《张爱玲研究资料》。八十年代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所牵头编过一套有一百多位作家的研究资料，这其中是没有张爱玲的，说明当时的思想还不够解放。现在时机己成熟，我们应该来编这本张爱玲专集。按研究资料的体例，试图比较全面的收集国内外研究张爱玲的成果，特别是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为今后张爱玲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包括生平简历、著作目录、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评论，限40万字的规模。这就涉及到编者的眼光，选什么，不选什么，有什么道理，有什么标准，目录是越全越好，选文是越精越好，这要花心血的。我目前正在做这四方面的工作。

　　记者：接下来关于张爱玲的电影、电视都要出来，可以预料又将出现新一轮“张爱玲热”。

　　陈子善：我的书出来正好和电影、电视碰在一起，这是一种巧合。电影电视不出来，我的研究工作还照样要做，我不去赶潮流。这是我们要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必不可少的工作，就象当年我们研究徐志摩和电视《人间四月天》是两回事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思路，我有我的做法，双方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各人做各人认为应该做的事，这就对了。

　　大好年华都放在编书上了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您的研究领域里，似乎都是一些非主流作家，这是为什么？

　　陈子善：我主要关注点还是现代作家以及相关的问题。我编过的作家全集、文集、研究资料集开个名单就比较长了：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台静农、徐志摩、张爱玲、苏青、钱歌川、黎烈文、叶灵凤、潘汉年、刘半农、邵洵美、林以亮、吴兴华等等，这些大部分是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在文学史上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因为我并不比别人高明，我就不多凑热闹了，大家都在研究的，比如鲁迅、郑振铎，别人都做得很好，我们就要借鉴、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必要重起炉灶了。而我所研究的作家，在我之前都没引起注意，或者说研究得不够，我感到有责任、有必要来研究。比如梁实秋，在我开始时，评论界己有文章在研究了，但对他的作品注意不够，只知道《雅舍小品》；就是《雅舍小品》也不仅仅是一本小册子，他的作品很多，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把自己的作品编起来，经过我的考证发掘，编了一本对读者有帮助的选本。

　　记者：您的大好年华都放在编书上了，自己写得少了，不遗憾吗？

　　陈子善：这是值得的，因为好的选本的学术价值是大于写的，是有生命力的。但相对来说，在编的方面花的时间多了，写的时间自然少了。不过这几年我在两岸还是出了几本书，如《遗落的珍珠》（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侧影》（学术随笔和资料）、《捞珍集———陈子善书话》（学术随笔）、《文人事》（学术论文集）、《生命的记忆》（学术随笔）、《海上书声》（学术随笔和论文）、《说不尽的张爱玲》（论文集）、《陈子善序跋》（学术随笔）、《发现的愉悦》（学术随笔）。

　　记者：您在九十年代初就热衷于介绍海外华人作家，当时出过一本海外学者散文《未能忘情》，这是为什么，也是拾遗补缺吗？陈子善：我编董桥时，前面已有三本，我以为既然要介绍，就要把他的作品全貌尽可能的呈现出来，退一万步说，哪怕是不成功的，不可能每一篇都是精品，董桥早期的个别作品他自己也不满意的，我把它都收集起来，就可看出董桥的发展脉络。比如，最近又编了一本林行止的《闲读偶拾》，是他的读书扎记。在这之前，林行止的书己有好几本，但我是从他是经济学家、时事评论家，同时他杂七杂八的读书札记又写得如此漂亮的另一层面来看他的。还有陶杰的《流芳颂》，用很优美的笔调写中外文化史上的女性名人。杨振宁的好友、电子学家陈之藩的《剑桥倒影》也非常好。我们对海外作家的关注还是不够，特别是那些49年后去海外的作家的后半生文学历程。比如曹聚仁、姚克，还有蒋彝，他是搞英语写作，还画中国式的插图，名译“可口可乐”就是出自他手。这些作家的成就有高低，影响有大小，但他们都是在中国文化传播研究做了很多工作的。这些人很多，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总之，我就是要把人家不太注意的，或者关注不够的作者和作品介绍给国内，使大家更全面的关注，或进一步关注。

　　记者：您一直和出版界打交道，您认为目前出版界的状况如何？

　　陈子善：首先，现在的出版非常繁荣，丰富多彩，国外的书越来越快地能和我们见面。我们这里在大肆宣传，好象很了不起，其实在三十年代就做到了。施蛰存老先生亲口对我说，在三十年代上海的外国人开的书店里就能订国外出版社的签名本。我们现在可快一点看到原版了，作者的签名本还没有。如哈利波特迷能得到作者的签名本一定很高兴吧。我们现在所做的还是第一步，接上了三十年代断了的传统。但并不是你的创新，而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希望更多的书籍，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应有学术作品，更好地引进来，使读者在第一时间读到原著。如《海边的卡夫卡》，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引进呢。诸如此类，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现在的图文书很红火，我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中国古代就有了，三国、水浒等都有很精彩的版画插图，外国也是这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等，但这些插图都是和内容紧密相连的，当然单幅来看也是很不错的艺术品。但现在有不少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硬凑的，此风不可长。至于对图文本是否好，国外学者也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是以图为主，还是以文为主，要进行分析。图文要配，不能拉到篮里就是菜。

　　如果要评“文化偶像”，倒可以像电影金鸡、百花那样搞专家版、群众版两个版本

　　记者：您对最近“十大文化偶像”的评选怎么看？

　　陈子善：我不知道这活动是谁搞的，听说已经评出，好象是鲁迅第一、金庸第二，王菲第十。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一、这个文化偶像是在什么层面上搞的，比如是大家只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对他的作品、思想都比较认同，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这是不同的。比如金庸，他在武侠小说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否称得上文化偶像就很难说。又比如张国荣，如果没最后的结局恐怕能否评上也很难说。因此我认为这个活动有作秀的成份在其中。二、偶像这个词本身就比较敏感，偶像是和崇拜连在一起的，是否有那多人崇拜鲁迅、巴金、老舍呢，也是个大问号。名人要比偶像要好一点，更符合实际一点。我们是不希望盲目崇拜，比如在流行歌曲领域，影响力到底是当年的邓丽君大、还是如今的王菲大，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了解、喜欢、爱好和崇拜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而却把它搅在一起，评比的可信度就有问题。至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可多搞，偶而搞一次，也未尝不可，无伤大雅。其实，它倒可以像电影金鸡、百花那样搞专家版、群众版两个版本，多一个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