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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兵:做动物不做植物
文/钟  钟
  2003年11月26日15:3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葛红兵:做动物不做植物
葛红兵  1968年生,评论家,作家。文学博士,教授,上海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高级研究员;1991年起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七本、随笔集六本、学术专著四本,自选集两本;湖北卫视“文艺前沿”、上海电视台的“时尚生活”、上海教育电视台和中央十台的“读书时间”为他作过访谈。

教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

2000年,他作为人才被上海大学文学院引进。

2001年,他回武汉签名售书《我的N种生活》,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2002年,他出版了科幻小说《未来战士三部曲》,2003年,他出版了两本葛红兵文集《赤裸的心脏》和《卑贱的真理》。

高度的智慧、敏感的性情、惨痛的经历,造成了葛红兵在文坛上的反叛姿态,他的评论以新锐大胆著称,数次掀起思想、批评旋风。他被某些人称为酷评家,美男作家,学术明星,但他认为这些称谓都是身外之物,是媒体强加给他的包装。2003年春,在接受上海教育电视台的采访中,当主持人问及“你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这一个问题时,葛红兵说:“我想可能两个吧。一个是作家,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小时候我就想,如果成为一个作家,我可能会很有价值。因为我从小就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跟周边的人不一样,这种愿望非常强烈,一直到现在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教师。我想跟学生在一起,跟一些很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然后看着他们渐渐地长大,看着他们一天天在我的眼睛里越来越成熟,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有意义的一个部分。”

 

读书是为了离开泥土

 

葛红兵生于文革年代的一家赤贫的农户。因为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也因为家里太穷和无人照料,父母商量着要把他送人,祖父不同意,认为这孩子将来可能有大出息,他就被留下随祖父母一起生活。村子里的孩子都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只有他是例外,他养成了孤独的个性。    

年龄渐长,他开始慢慢地用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农民出身。

上小学了,老师发下的课本,第一页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第二页是“南京长江大桥”,他在简陋的教室里憧憬,南京,那是怎样繁华的大都市?长大了一定要到南京大桥上去逛一圈。小小的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梦想,这梦想成了他读书的动力。农村的教育是落后的,每个乡只有一个正规初中,即便是这样的初中也是要有点背景的孩子才能上,小红兵无钱无势,只能在小学附设的初中念书。他站在田梗上,看着队长的儿子背着书包到乡中学上学去了,他感到万分忧伤和极度的不公平。可他是多么喜欢读书啊,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纸张,就算把它们吃下去也愿意啊。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考取了海门师范学校,他是那个初中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取中专的学生。学校里有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孩子,乡下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在穿衣方面、说话的口音方面以及在食堂买的饭菜方面,各个细节方面都有。从那时开始,他就想进入城市,想出人头地,他用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方式开始人生的奋斗历程。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是个不大不小的少年诗人,三年后因为优异的成绩被免试保送入扬州大学念中文系本科。

对于一个出身贫寒而又超级敏感的农村男孩来说,读书是打发时间的最好办法,这也是一个得之不易的机会,葛红兵在图书馆尽情地吸收大师们的精神养料。“那个时候我读黑格尔、读康德、读萨特、读波伏娃的作品,那个时候《第二性》刚刚流行。读这一系列的作品,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在精神上跟我的乡村意识彻底地决断。有时候我说我希望自己在精神上是个孤儿”。

除了读书外,他爱上了旅游,他在火车上憧憬着远方充满幻想和传说的城市,他狂热地爱上了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们和陌生的生活方式,他到处跑,试图把整个中国跑遍。因为他知道大学一毕业他就要回到当初的起点上去,回到小镇海门了却残生。

 

做动物不做植物

 

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出色,每年都考年级第一名,还拿奖学金,可是这有什么用呢?1991年,毕业的时候他想报考研究生,但是不能考,他是师范学校保送的,从哪儿来就要回哪儿去。

毕业离校那天,他站在校门口的大街上对自己说:“葛红兵,回家吧。”他要说服自己回到出生地去。可是他依然绝望地流下了泪水,泪水润湿了他心爱的书本。

在外面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他要去看南京长江大桥的梦破碎了,他更加忧郁悲愤了,忧郁的葛红兵天天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这里买不到别的书。他希望从中找到思考的力量,他需要力量再次飞翔。他不相信一切离家出走都是回家,也不相信所有通向远方的路都是死胡同。他要报考研究生,但是他的要求被领导拒绝了,那个领导曾经是他的老师和保送他上大学的人,威胁他说:“你就是天才吗?告诉你,即使你考取了,你也走不成。”在葛红兵不顾反对,第一次考取研究生时,领导又劝说:“葛红兵,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待了一辈子,难道你就不能待?你就是天才?你要飞?”葛红兵再次想报考研究生时,领导气愤地说:“养条狗还知道汪汪两声呢,你算什么呢?”

一想到他要和他们一样生于小镇死于小镇,他就恐怖得要发疯。为什么一个人就要跟别人一样呢?难道就不能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吗?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站立在这里,根须在地上,我永远不能离开这里,我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动物是有腿的,是可以动来动去的,他可以到有阳光有风的地方去,到高处去,但是,我不是,我是植物,我的生命状态是这样子的。”

在没有丝毫希望的情况下,他依旧背着领导悄悄地第二次报考研究生。他是这样想的:我为什么就不能挣脱命运的枷锁呢?为什么试都不试一次呢?他身心疲惫地准备应考,他的精神是强健的,他的身体又是虚弱的,恶劣绝望的心绪导致了疾病,他年纪轻轻就得了萎缩性胃炎,并持续了好几个月。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得了他,就连疾病也不能。他带病复习带病考试,考取了扬州大学的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不知道是命运的垂青,还是命运的更大折磨,领导果然不同意放他。他拿着父母给的1000元钱,背着黄书包四处奔走,为了省钱,中午就躺在公园的椅子上,感受着用面包和自来水充实起来的胃隐隐的疼痛。惨淡的阳光照耀着他,惟有这疼痛让他感到自我的存在。在几近绝望的时候,他被告知,他可以去念书了,但必须交1万元的人才损失费。当他从父亲颤抖的手里接过那笔钱的时候,他的心也随之颤抖,那是父亲向亲戚们借来的钱,赎身之钱。

 

重复的怪圈

 

1993年,葛红兵回到了扬州大学,他的才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大量的文字,论文、小说、散文,报刊上频频地出现他的名字,他获得了优秀研究生奖,获得省首届大专辩论赛表现突出奖。

可是,欢乐依旧离他十分遥远,对于一个只会读书写文章的人来说,考博似乎是惟一的出路。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破格考取了南京大学的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对于一个有高度智慧和非凡才华的人来说,现实是无穷无尽的折磨和障碍,在社会势力、文化传统、习惯心理的强大力量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和脆弱,命运是多么地重复而又让人厌倦,有的时候真的就想放弃了算了,但是肉体可以被消灭,信念不可以被粉碎。扬州大学像海门师范学校一样,不肯放他,除非他愿意将统招生的合同改签为定向生。为了进南大深造,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不得不屈服了,屈服在屈辱的合同面前,他在“卖身契”上签下了他的大名,赎回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自由。

1995年,葛红兵终于来到了南京,通过艰苦的努力,他实现了小时候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他可以到南京长江大桥上去看一看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城市,她虽然不属于他,但他可以面对面地看她一眼了。他依然愤恨依然悲观,因为他从进入南大校园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三年后他将回到那个将他送出来的地方,不管怎么努力都不能挣脱的户口档案之类的东西。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希望,前面的一切都已注定,就像被判了缓期执行。

读书虽然改变不了生命的方向,也不能带来财富,但读书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在南京大学里,他交友、喝酒、跳舞和读书,他真想一辈子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学生。可不幸的是,三年的读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从未摆脱过的影子再次向他扑了过来,定向合同逼他回原来的地方,他不想回去,他讨厌任何的定点、定居和固定,他要去更为广阔的天地流浪,看更加美丽的风景。

他感谢父亲为纪念时代而为他取的名字:葛红兵,他觉得这个名字是和信念、进取等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在冥冥之中给了他很多的力量和启示,比如说斗争的力量,跟自己内心的退缩、怯懦作斗争,跟自己的匮乏感作斗争,比如跟贫穷、缺乏信念、缺乏思想、缺乏朋友这样一些匮乏感作斗争。然后跟外界的那种不理解、不和睦作斗争,跟命运作斗争。

1998年,他扔掉了户口、档案、报到证,只身一人逃到了湖北武汉,被湖北大学接纳,后来又在武汉人文学院工作了一年。

 

凭借文字飞翔

 

他是那么痛苦,那种痛苦是与生俱来的。他说:“生活深处的隐痛,它们唤起了我以及我的语言,让我的体内有痛的感觉。我的隐痛是无限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阶梯,经过攀登,我希望尽头是一扇门,打开它我就可以看到那些痛楚和不公了。这种感觉比做爱、喝酒、游荡、读书更重要。”

痛苦逼迫着他读书、思考、奋进,他的文字是从痛苦中磨砺出来,从血液里流出来的,是从跟命运的搏斗中而来的。他在痛苦和抗争中爆发着他的激情和语言,他在杂志上发表60余篇论文,他的作品常常一经发表就会引起批评界的强烈反响。他说他就是喜欢这样一种凌厉的文风,直刺人的心脏,让人站不住,坐不稳,让人心烦意乱。

他对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相对主义”批评观,对大陆汉语言批评传统提出了质疑,对道德理想主义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的文章,如《相对主义:批评的可能立场》、《个体型文化与身体型作家》等一经发表即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激烈争论。他首次提出“身体型写作”及“个体性文学”等文学批评概念。他的评论文辞尖锐苛酷,使他得罪了不少作家,失去了一些因文学结成的友谊,但他只为心中的文学理想和信念而写作,而不顾及其余。

他不但对评论的对象苛酷,对自己也很苛酷。2001年,他出版了《我的N种生活》,尝试了一种新的实验性的文本,被他自称为随笔体思想自传,将自传、忏悔录、小说、散文、随笔融为一体。他写内心的愤恨、退缩、恐怖、耻辱、狂欢、学术、爱欲、爱情、友情、婚姻、儿子、文学、真理,带着读者们去他的心灵世界进行思想文字的残酷冒险。

世纪之交,葛红兵以两篇才气横溢、锋芒毕露的“悼词”,即《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和《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史写一份悼词》震惊了文坛。面对激烈的批评,甚至辱骂,葛红兵虽然也承认“很浅薄”,但他觉得“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大师,它只需要浅薄的说真话的人”,敢于承认自己“浅薄”的学者需要多么非凡的勇气。他在“悼词”中说:“一切真正热爱文学的人都会对20世纪中国文学感到遗憾,那么多天才作家,在他们的盛年迅速地枯萎了,那么多有信念的作家最终成了良知的敌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这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沉重吗?”他对理想文学的热切向往,对文坛现状的愤激之情跃然纸上,直指人心,引起了学界同人经久不息的思考和议论。

2003年9月,作为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化中心访问研究员,葛红兵孤身一人去了新加坡讲学,他登上了国际文学舞台。

稿件来源:中青亮点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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