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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书?文学人学
——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
李拉利
  2004年11月08日09:5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一道曾经一度偏离人和文学自身,作家和批评家曾一度自觉地要求文学不像文学。这种现象固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它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偏离人、偏离文学自身的文学不是真的文学,而那种侧重外延的、隔靴搔痒式的文学研究终究不能看到文学的庐山真面。因此,走进人、走进文学 ,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用以指导创作和研究的文学观念是必要的。

  《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是杨联芬在熟知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缺陷的基础上,以这种新的文学观为指导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有自觉转换意识的理论研究。全书收辑了作者十多年的论文篇章——固然不是全部,也不全是作者满意的,但却从“尚未‘出道’的青涩”的《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一直到获得唐弢文学奖的《孙犁:文学革命中的“多余人”》,展现出了一条治学道路上从随意到集个人生命体验、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系统构建的清晰的轨迹。因此,这本书不但有看得见的学术价值,也有“看不见”的做学术的参考价值,对文学研究与研究文学都大有裨益。

  本书内容跨越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有纵论整个“五四”新文学及其研究的,也有对作家作品的点评,有知人论世的理论分析,也有充满感悟的“情志”话语。其内容博而不杂:通观全书可以看出贯穿其中的一条思维主线,如同活水源头,能为研究者提供不尽的灵感,这就是对人对文学的本体性立场和现代化视角。

  作者认为,人文主义是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机结合。所以,对这个概念的论述最能体现作者对文学独特的视角和理解,也最能体现出本书的理论特色。比如论及人道主义时,作者指出人情的普遍性,并以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归”一诗来论证真正的、属于人性范畴内的人类情感,是可以千古共享的。但同时指出,情感之真,在于真理之真,是具体的也是超越的。否则,就会成为有了快感的叫喊或浅薄的哀鸣,就像某些“五四”时期的浪漫小说,巴金早期的小说,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虽情感真挚,但过于直白与浅陋,缺乏理性的择取与沉淀,因而终不免流于沉寂。

  值得注意的是对贾平凹及其创作的点评。在这里,作者的主观声音与态度,一改此前的从容与宽容,用明确的判语说“读过《白夜》之后,证实了我先前的这种感觉,《废都》并不是失败,它实在就是作者的人生境界的反映。从《废都》到《白夜》,贾平凹业已定型的话语方式以及这个形式昭示给我们的价值与审美判断,已基本上表明了贾平凹所能达到的人生与艺术境界,一种离人本身渐远的较为低俗的境界”。从中再次看到,作者多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对人对文学的本体性立场和现代化视角,不仅是理性的选择,更是感性的自觉。

  “人本身”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从古老的斯芬克司之谜:人是什么?到一个古老的追求:发现你自己;从孔子的圣人君子,柏拉图的理想人生,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西方在14到16世纪,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达到空前。在中国,则从19世纪末开始,历史的焦点才把这个问题从边缘化,从道学的仆从地位纳入中心。

  尽管比西方晚了几百年,但正像文艺复兴既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又是文化革命一样,中国的“人的发现”和“文的发现”则是同步的。对此,鲁迅说得明白,“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立人”,改造国民性,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学在新时期所提出的历史性课题。从那以后,什么是人,如何立人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征之一。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一个阿Q革命不成功,一群阿Q也不会成功的。对当时急需变革的中国社会来说,要想使起源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民主科学的精神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转化为外足以御敌、内足以治乱的物资力量,要想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鲁迅说:“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人和文学的密切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本质性特征,相应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应紧紧围绕这个特征,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有效,而观点不至沦为僵死的教条。

  由于对“人本身”这个话题的紧密把握,作者常能在完美处见不全,于周密处出新意,不但有效地避免了外延式研究的不足,也避免了把自己的发现教条化的倾向。“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把人道主义从作品中抽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这是作者在《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引用的孙犁的话,毫无疑问也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作者甚至认为“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其他道德,人文主义是一种永恒的道德,一种近乎非功利的人类精神”。这不啻为作者的人和文学的本体性立场和现代化视角的生动的注释,对我们解读这本书是有指导意义的。

  作者严肃认真的“人与文学”的立场,博学深思的学术个性,沉着认真的治学风格成就了本书沉甸甸的学术价值。但人与文学是不尽的,“路刚刚开始”,我们热切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来“宣泄”她的激情,来填补文学研究的空白,来满足读者的理论需求。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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