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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晚明——樊树志新著《晚明史》专家谈
  2004年04月20日09:3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聚焦晚明——樊树志新著《晚明史》专家谈
    《晚明史》(上下卷)

    樊树志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定价:60.00元

    日前,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本报联合举办了樊树志新著《晚明史》专家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与出版社联合新闻媒体向公众传播科研成果的首次尝试。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该项目同时获得了国家和上海市的资助,可见其学术意义之深远。《晚明史》是该课题的最终结晶,是近年来复旦大学文科科研成果的一部力作,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继《中国思想史》《中国人口史》等一流学术著作之后出版的又一学术精品。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该书予以了高度评价。本文即是研讨会的发言摘要(按发言先后为序)。

    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该书将晚明的历史放在世界的视角予以考察,很有意义。国内很多人在讨论和使用“世界体系”等西方的理论时,往往忽略或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因此极少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是这些论调在青年学生和媒体中间影响很大,其危害是很大的。而该书不是简单地附和外来的观点,而是拿出了事实,如往往被忽略的东南沿海的贸易问题、中国内在的经济因素和构架、耶稣会士的到来等内容,都非常具体地予以呈现。该书还改变了人们对晚明历史的很多误解,如“倭寇”问题等。这也揭示出一个如何让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进入课本,为一般民众知晓的问题。

    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该书的导论部分,题为《“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把晚明史经历的七十一年(1573——1644)全球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洋洋洒洒、气势磅礴地展示出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正是有了这个“全球化”的市场意识,作者对江南市镇的兴起,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作出了合情合理的阐释。读《晚明史》,不仅令国人为曾经坐失良机而扼腕长叹,更重要的是能启迪读者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进行深刻的反思,了解坐失良机的必然性。而这一反思对我们今天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一直非常欣赏古人说的“于不疑处有疑”,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实际上还有可以推敲的地方,研究出来就会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如对于中国古代,我们以前一直予以批判,势必淹没了很多东西,西人进来以后,挖掘并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另一面,而这些东西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樊先生以中国史料和他长期的研究揭示出来的也正是这一面,是中国历史“正”的一面,是过去我们认识不够、思考不够的。如书中对以前被遮蔽的海外贸易问题(地理大发现以后,在东方的澳门和菲律宾一带频繁的、活跃的走私贸易、私人贸易)、白银问题、文化接触问题均进行了研讨,所使用的史料都真实可靠。

    邹逸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晚明史》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第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倭寇”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评价,在该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书中详细分析沿海的“倭寇”走私贸易,实质上是封建社会晚期内部孕育着的民间商业资本对明朝控制的勘合、朝贡关系的突破。因此,对于“倭寇”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予以新的认识和评价。第二,该书以东南丝绸和棉布出口至美洲的盛况的大量具体史实,论述了由于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带动了晚明的进出口贸易,从而促进了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和市镇的繁荣和发展。这一点比以往仅仅从国内环境中寻找东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原因,要识高一筹。第三,晚明社会所产生的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像李贽、方以智以及东林学派一些人物的出现,都可从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范金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晚明史》出版前,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尚付阙如。因而这部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年七十余年的专著,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作者先后出版过《万历传》和《崇祯传》等颇具学术影响的晚明皇帝传记,又发表过有关晚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系列论文,蓄积既厚,思虑又深,在坚实基础上呕心沥血而成的《晚明史》专著,其贡献和价值迥出时人同类著作之上。全书对重大问题的把握,举凡首辅之争、隆万新政、神宗与张居正的恩怨、万历三大征、明末三大案、东林与复社、明廷的抚与剿及战与和、晚明中国在世界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等,堪称允当。不少评论可谓入木三分。如评“救时宰相”张居正的功过得失,仅引录时人的三言两语,说其“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就给了一代名相张居正以恰当的地位。再如万历年间的平定播州叛乱,对明清两朝改土归流和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统治有着较大的作用,作者采朱国桢之说而摒弃申时行之说,认为将之视为万历一朝的盛事并不过分,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市镇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构成了晚明史的重要篇章,以往通史类著作偶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晚明史》辟有专章,作者对市镇兴起的社会经济前提、集市与市镇的区别、江南市镇的发展过程与分布格局、江南市镇的类型及其各自的比重、江南市镇与国内外市场、市镇在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等,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其一系列结论也代表了中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

    晚明文献浩如烟海,内容也相当庑杂,如何取舍颇见功力。《晚明史》着力征用时人的记录和官方邸报等,当事人的文集、日记等尤多发掘和利用,不少文献如顾鼎臣《顾文康公文集》、江东之《瑞阳阿集》、钟羽正《崇雅堂集》、陈继儒《眉公见闻录》、项鼎铉《呼桓日记》、徐肇台《甲乙记政录》与《续丙记政录》、文震孟《文文肃公日记》等,未见或少见前人引用,作者披沙拣金,皆从辛苦中得来,且注释规范详细。

    时下的通史类著作,不知学术动态,无视学术进展,自说自话者不在少数。《晚明史》注意吸收国际学界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的国内外学人的看法,仅就日本学者而言,西山鸟定生、山根幸夫、小野和子、森正夫、滨岛敦俊、川胜守、滨下武志、岩见宏、谷口规矩雄等,都是富有代表性的。

    王卫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明代晚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的地位,无论从中国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明影响的角度或者从本书所提的“全球化视野”,晚明的历史都是值得认真书写和思考的。作者重点书写晚明这一段历史,体现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不仅仅是问题的切入视角,而且在对晚明时期历史的重新认识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精到的见解。举几个例子,比如关于“倭寇”问题,尽管已有学者对传统观点提出过质疑,但可能比较零散,对传统观点的冲击不大,而本书再次对“倭寇”出现的历史背景、组成主体等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重新论证,澄清了既往的研究误区,相信可以得到学界的认同。再如关于东林书院与东林党的研究,应该说有了很大突破。东林书院有城东、城南两处,这是以往所未注意到的,而且书中关于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东林非党等问题的辨析,也是令人信服的。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晚明史》一书读后,有以下想法。

    第一,该书是数十年学术研究的结晶,非时下一些急就章可比。第二,研究视野宏阔,清晰把握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第三,是叙事史的成功之作,从结构、形式到各章节标题,都有精彩体现。第四,对诸多史实的精细研究。第五,基于科学研究的深刻启示,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①从全球角度言,为何中国落伍?②从满汉关系言,为何看似弱小者战胜貌似强大者?③从起义者角度而言,为何很快落败?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晚明史》资料翔实,考订细密,是一部高质量的优秀著作,预期会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重视。作者视野宏阔,相当熟悉国内、国际晚明史研究动态,对学术界关注的“全球化”等问题,作出明晰的回应;征引广博,尊重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对晚明史上许多重要问题,如“倭寇”问题、西学问题、东林、复社问题,均提出己见,要言不繁。全书结构严谨,布局富有创意,从全球化角度看待晚明史,虽非首创,但在书中紧扣全球,则是此书一大特色。

    周振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对于文化的选择有过多次的机会。春秋战国是一次,但百家争鸣的形势竟未能导致中国式的民主思想,而是走向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道路。魏晋又是一次,佛教带来的新鲜思维冲击了独尊儒术的趋向,但是新起的玄学只是流行一时而已。宋代还有一次,商品经济的发达,使人窥见产生资本的可能,但结果没有。日本学者私下解释没有的原因在于中国南方没有煤,工业化于是化不成。接下来就是晚明了。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上从王学到东林到复社的变化,政治上经济上有张居正的改革。外部则有葡萄牙人的入侵,耶稣会士的来华以及西学的进入。但是这三个因素未能有机结合而产生颠覆旧制度的大力量,晚明灭亡,满洲入关,一切重新开始。他们先将八旗分权制改为中央集权制,等到规范完毕,又照着历朝历代的老路走下去,先前的选择希望完全落空。

    我体会,樊树志《晚明史》,想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供选择、而结果又未能改变历史宿命的特殊阶段。书写得很成功,将晚明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有的读者因为篇幅太长,时间有限,则可以精读导论。这一部分长达二百余页,占去全书近六分之一,已是一本独立著作的分量。导论将晚明放在全球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提出许多有深刻认识的观点,使读者明白万历以后的明代与此前的明代判若两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止出现过一次,如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一切重要制度无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一个唐代也可以看成两个唐代,但这些变革并未产生重新选择的可能,只不过是历史钟摆摆向外重内轻的极端,自然会回到内重外轻的另一端的。晚明则不同,整个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不仅是重大的变革而已。若《晚明史》能有更大篇幅,或可将思想领域的深刻变化与社会风气的奢糜变迁也进行剖析,则这一质的变化将更显明地突现在读者面前。 
 
  来源:文汇报-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燕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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