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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李玉成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节选)
李玉成
  2004年04月13日08:46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今天我想扼要介绍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其中主要观点来自于我翻译的《意大利人文主义》(l'Umanesimo italiano)这本书。该书已译成多种文字,作者加林(Eugenio Garin)教授居住在佛罗伦萨,一生从事文艺复兴研究,丹尼斯·哈伊在《近25年来对文艺复兴的研究》中,称这本书是战后研究文艺复兴的论述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统治着全部文化,神是宇宙的中心,排斥理性思维,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只能通过禁欲修行,寄希望于死后的“来世”。随着中世纪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佛罗伦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为了打破思想禁锢对生产力的约束,人文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欧洲文艺复兴,重视继承古代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遗产,崇尚理性和探索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人生的目的和对人的教育

    人文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人的价值:从艺术到社会生活,把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人的活动、以及人的精神、形象和身体本身作为关注的中心。人文主义的奠基人彼得拉克认为,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应该是研究的主题。他说:“任何人都不愿成为一个不幸者,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有人对野兽、飞禽和鱼类的事情知道得很多……而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不知道我们从何来,往何处去,以及为什么生活,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兰迪诺主张集中精力思考人类的根本问题,从普遍的现实中抓住人生的目的。谁能对此留下一句有益的话,他便对人类做出了有益贡献。

  人文主义者主张与命运抗争,认为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反对以出身、门第来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应来自于道德和劳动,而不是来自于门第或继承权。瓜里诺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用“忍受和哭泣”来对待不幸的命运是懦弱的表现。阿尔贝蒂的格言是:“德行战胜命运”。他摈弃任何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思想。颂扬使家庭和城市变得富裕,从而获得光荣的人的劳动。人的好运或厄运的根源在于人本身。所谓的道德是指人的道德,是指在尘世生活中的辛勤劳动,是指神圣的教育和良好的生活,是指“公正的法律、道德的原则、明智的建议、宏伟的事业和对祖国、信仰、勤奋、纯洁的爱情,以及值得称赞的公民们的守法精神。有了这样的道德,人在不幸的时候可以获得名誉,在幸运的时候可以感到光荣。”在这里,“幸福”与“不幸”的实际区别是微小的,从历史上看,真正文明的道德总是会取得胜利。人在拯救自己的过程中,“不幸”不仅被神圣化了,而且还包含丰富的教育价值。阿尔贝蒂还说:“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只有勤劳、优良的技艺、持之以恒的工作、诚实的行为、正义和理智才具有价值。”人的理智是“灵魂的精华,天才的火焰”,“那些依靠我们勤劳所得的东西,难道是命运所给予?不,这决不是命运的力量。命运不能战胜不甘心失败的人,只能给顺从她的人戴上枷锁。”

  人文主义者一般都把伦理学作为自己关注的中心。他们认为,科学和道德的完善程度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人民的命运。道德即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基础。但要使人完善,必须通过教育。其手段就是认真学习古代文化和其它人文学科。对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们普遍认识人的价值——既尊重人的肉体,也尊重人的思想。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律师、医生或哲学家,但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尽自己的社会义务。理智使我们懂得什么是正义,而激情使我们勇敢。这是两种不可缺少的品质,但应当让理智领导激情。无论在国家、家庭、军队或者任何团体中,非正义的行为会使人心涣散,不能一致行动,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敌,并且同主持正义的人为敌。德拉·卡萨说:“人不要满足于做好事,还要研究如何把这件事做得更文雅。文雅是智慧和理智的表现。当一个人的思想活跃,情绪稳定,品德无瑕,体态端庄,语言谦逊,举止温良——以及懂得科学和明察事理的时候,文雅就放射出闪耀的光芒。”

  古籍和历史

    恩格斯说,古代手抄本和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人文主义者早期的活动是热衷于收集古代的书籍。古代希腊、罗马的作品歌颂理性、道德、人的创造力和对幸福的追求,它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宣扬的虚幻“天堂”和禁欲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人文精神重新激励起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从而使对古籍的“搜寻”形成一种热潮。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典著作德智并重,有助于培养人的高尚品格,因此把它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基础。“侏儒比巨人看得更远,仅仅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这是借助于前人的智慧。一些人不惜重金雇人购买、抄写和翻译古代著作。陈列古籍的书架,被视为高雅的装饰。对古籍需要校订和鉴别,还原著以本来面貌。珍贵的古籍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晶。阅读古籍时可以在“流动的时间”中,回到遥远的过去,认识古人的智慧、英雄的行为和良好的风范;在同过去的对比中,更好地认识现在和人生的价值。超越时间和空间同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对话,“谦逊地倾听他们的声音,”寻找他们之间的共同联系,让这些超越时间的人物组成一个“思想的国度”,我们的思想也就从那里汲取营养。

  人文主义者重视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在道义上的崇高地位在于它真实地、无情地、不受限制地反映了生活的面貌,不需要我们对它作一般性的辩护。它无须任何人召唤,便把人类的渣滓从人类的永恒生活中抛出去。“世界的审判者是历史,她是唯一神圣和不朽的法官,”萨卢塔蒂认为,历史才是人的教育者和塑造者。因为人性就是人在世界上行动的记录,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会晤和交往。应当从“神圣的文件中摘出属于历史的部分。”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并不在于对古代文化的特殊爱好,而是要有明确的历史观:反对不从当时真实的历史环境出发来理解过去的作品。应当把古代著作的作者送回到他的时代,使他置身于他所处的世界中。只有把历史的含义理解为古代的含义的时候,才有可能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评价那些关于人的思维、文化遗产以及某些局部和特殊的经验成果的理论。因此,不应当把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分开,因为它们是合二为一的。

  法是社会的基础

    人文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不是神,而是法律。正义的原则是永恒的。构成人类社会基础的是法。公正是国家的灵魂,法官必须捍卫公正的原则。布鲁尼说:“我认为对法学的颂扬是永远也不会过头的。法不仅仅限制卑贱者、普通公民和富人,它也限制和约束法官、地方官吏、国王和君主,甚至对皇帝也要行使它的统治权,……它保护弱者不受强者的凌辱,而在平等人之间保持和谐,……”法的易变性不可以用来作为反对法的理由,因为那是“人民的意见和看法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损害古代法律的神圣性。”

  萨卢塔蒂说:“你们想想:构成家庭、地区、城市、民族、王国、帝国的这些人类社会靠什么维持?它们是靠法律支撑、靠法律统治和靠法律维持的。人类社会生气勃勃的肌体不是依靠医药,而是依靠精神上的一致。”“法学具有人们所公布的条文的正确性,它包含了任何一个正常人的头脑都能理解的,或是经过思考和讨论就能理解的智慧。”建立在普遍正义之上的法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指导人们达到“共同的善”。法本身就是道德生活的准则,是人类社会和共同生活的灵魂,它们是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交往的基础。因此法学的社会有效价值,对于自然科学来讲具有更崇高的道德尊严。

  爱如阳光

    “爱他人”,这就是激励着彼得拉克研究人文主义的动机,也是研究的目的。他说:“人”是与我们同在的,从思想上讲,即使我们独居避世也是如此。当古代先贤的至理名言,不仅回荡于我们心中,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而且还通过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同他人相爱。皮科认为:“和平”或“和谐”的基础是真理的统一性。爱的力量优于抽象的知识。“当你作为爱的象征,而不是作为理论象征的时候;当你表现为爱人,而不是表现为被人认识的时候,你的形象就更加光彩夺目。这就是为什么有时用理智难以得到的东西,可以在欢乐中用瞬间的爱得到。”要认真研究不同学派的观点,因为真理是由人们不断地思考而发展的,应当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来发现真理,“讨论是真理的筛子”。古代的和不同宗教的思想家虽然有错误,但也都为真理作出了一份贡献。埃布雷奥认为存在着两种爱:一种是由欲望产生的爱,它为了得到满足,往往导致无节制和暴力。另一种是由希望产生的爱,它是理智思考的结果。后者不再认为人单纯保存自己就是合理的,不能如像一棵枝繁叶茂但不结果实的树,为了自己消耗殆尽。而应当把自己奉献给别人,融合在丰富多彩的、生气勃勃的洪流中,在宇宙的进程里和被爱者融为一体。爱是对人类进步的激励,是社会文明的动力。爱像太阳一样,给万物注入生命并教化人们如何生活,它教会我们说话,教会我们沉默,教会我们彬彬有礼。布鲁诺把爱分为“平凡的爱”和“英雄人物的爱”。“平凡的爱”就是接受“非理性冲动”的摆布,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自己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英雄人物的爱”则不是爱自己,而是爱真理。他从自身的封闭中摆脱出来,但并非是忽视自己,而是更渴望善和美,并以此来力求自己更加完善。具有“平凡的爱”的人是爱的主人,但也是爱的奴隶。因为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按照自己的爱为所欲为,因而也就成为自己爱的奴隶。另一种拥有真正的爱的人,他要在个体的爱中寻求永恒的爱,并执著地在平凡的生活中追求它。

  劳动、财富和荣誉

    人文主义者颂扬尘世欢乐和幸福,认为人有通过劳动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守贫,托钵僧以讨饭为生。教会还认为商人和银行家都是不劳而获,是有罪的。可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佛罗伦萨出现了一批富商和大银行家,对财富的观念发生变化,认为私人积聚财富可以提高人们劳动积极性。财富掌握在有道德的人手里,对国家是有利的。而对一般人来说,贫穷是可怕的,它会造成各种犯罪。贫穷不只是由于缺少钱,更主要是由于缺少智慧。有智慧的人虽然贫穷,但不一定变成坏人。阿尔贝蒂说:神也和人一样鄙视穷光蛋。道德应当体现在财富上。他说:“不要藐视财富,而要防止贪婪。物质丰富之后,我们就会生活得愉快、自由。”人应从贫穷中摆脱出来,因为贫穷不能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并且会压抑精神的发展。他还为商人恢复名誉,首次提出商人赚钱,是因为商人出卖了劳务。帕尔米耶里认为:“没有钱花的人既不是自由的人,也不会风度翩翩。有道德的人应当追求财富,使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只要不损害别人,凭熟练的技艺增加自己财富的人是值得称赞的。”他还进一步认识到,私有财产的过分发展是贫富不均的根源。致富要用正当的手段。应当使财富服务于国家社会和救济贫民。人的天性应当是把劳动创造的一切供全体人民使用。布拉乔利尼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的主要特征,他写了一篇对话《论爱财》,说明渴望金钱非但是人的自然本性,而且还有益于文明社会。金钱是国家的力量所在,赚钱应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兰迪诺说:“事实上,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使公共的和私人的利益都得到维护,使很多人都富起来,并为那些希望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生活和饥寒交迫的人提供广泛的援助,帮助他们战胜好逸恶劳的习惯。”布鲁尼认为,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的属性,它只不过是完成某种行为的工具。阿尔贝蒂认为,人的尊严寓于劳动中。他说:“有的人不愿勤学技艺,不愿努力工作,不愿在完成艰巨的任务中汗流浃背,那他又怎么可能赢得像别人那样的威望和尊严呢?”。荣誉就是道德在其他人心中的反响,让其他人把你的行为当作范例。因此,荣誉是道德的社会闪光。

  家庭和祖国

    人文主义者热烈颂扬勤劳的家庭。菲奇诺说:“人是真正天生的雕塑家,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子女,建立了一个家庭共和国,他倾注了自己智慧和品德的力量来管理这个家庭。他还可以从妻子和家庭中得到甜蜜的安慰以减轻日常劳累之苦,这真是一桩伦理学的深刻实践。”科莱努乔在他的神话散文里说,劳动之神娶勤奋之神为妻,并用八个女仆分管庄稼、牲畜、衣服、住房、商品、防务、救助和协调。这桩幸福的婚姻孕育了七个女儿,她们是:生命、才干、德行、胜利、富饶、真理和享受。

  人文主义者认为,在对人类生活所作的道德教诲中,最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那部分,因为它们涉及为所有人谋幸福的问题。如果说为一个人争取幸福是件好事,那么为整个国家争取幸福不是更好吗?幸福覆盖的范围越广,这种幸福也就越神圣。帕尔米耶里说:真正的道德是旨在为公众谋利益的行为。“除了使家乡更幸福,共和国更昌盛的行为之外,再没有任何别的行为是伟大和崇高的了。人类最值得称颂的事情,不外乎为了国家的富强、城市的优美和为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他认为,应当从幼年起就对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人培养成正直和有益于社会的公民。祖国的荣誉、集体的利益应当高于个人的幸福。为了祖国的安危,可以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凡是为了私利而损害全体人民利益的人,都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阿尔贝蒂说:“最大的爱就是爱自己的祖国和亲人。”一个好公民应当担任公职,完成国家委托给他的任务,为祖国增光。对人进行爱国教育,是从事任何活动的前提。

  文学和修辞学

    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能塑造人的灵魂。医学只能“修理”人们的身体,而“塑造人的灵魂则要依靠文学和哲学”。但同哲学相比,文学能用虚构的故事引人入胜,教育更多的公众。因此,把文学视为“人性之学”,它可以使人“受牵引而向上”。它“敲开人们的心扉,唤醒沉睡的精神,指出智慧之路”。在时间的流逝中,文学保存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成为沟通人们思想感情的“纽带”。文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人的精神力量,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教育人们。伟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和不幸中的安慰”。优秀作品反映出生活的充实和和谐,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和假恶丑,培养人们的高尚感情和坚强的毅力,对人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人文主义者坚持文学的道德价值。认为人不应当像野兽那样生活,应当追求美德和知识。特别注意美化人心灵的“善”。“有什么比阅读和写作更令人愉快呢?”作家通过写作同未来的人谈话,我们可以利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希皮奥内有一句名言:“在公务之余,从事一点文学的消遣。在我无所作为的时候,我也正在完成最伟大的事业。”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各国君主争相聘请人文主义者担任文书长,据说佛罗伦萨文书长萨卢塔蒂起草的文书,可以“抵得上一千名长枪手的力量”。人们把驾御语言的能力,视作文化素质的综合表现。人文主义意味着通过语言重新发现一种思想。瓦拉认为,语言学是全部人文科学的综合。语言学引导人们透过语言的外壳,去深入探讨语言的精神内涵,研究任何精神科学的前提。而修辞学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语言去“点燃人们心灵的火焰”。因为仅仅找到真理还不够,还要善于用“优美动听的语言”把它传播开去。“枯燥无味的说教使人厌倦”,要在盛着“良药”的杯子边上要“涂上一层香甜的醇酒”。西塞罗认为,修辞学应当是“智慧的声音”,人们听到它时能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财富”。

  修辞学是一门既包含真理又懂得表现方法的学问。它的“危险”在于单纯追求词藻的华丽,而牺牲文章的内涵。西塞罗说:“缺乏雄辩的才智没有多大用处,而缺乏才智的雄辩几乎是一种灾难。”故修辞学家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要有道德修养。修辞学家首先应当深入认识真理,要如同画家一样,仔细端详要描绘的对象,然后再用自己的“颜料”(语言)来描绘真理。彼得拉克说: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正是可以用来衡量产生这种语言的心灵的尺子。

  艺术、哲学和科学

    人文主义精神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人和自然开始成为艺术的重要主题。许多绘画、雕塑作品虽然仍以宗教为题材,然而已淡化了宗教的神秘性。过去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的裸体画和雕塑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堂。达芬奇认为,人是最神圣之物,人体是自然界中最美的对象,他对人体组织和自然界的探索,鼓励了画家们表现更广泛的题材。画家笔下的神已具有了人的表情和喜怒哀乐,健康、活泼、强壮的人体,令人感到豪迈和鼓舞。米开朗琪罗把人作为关注的中心,认为田野、树木、房舍等都是附属物,艺术真正的对象是人,他的画充满雄健的裸体。马萨乔倡导的“愈追随自然便愈完善”的主张,成为文艺复兴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认为科学向人类提供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追求对全局的理解。达芬奇说,在哲学中可以找到“事物的根”。同时他们又反对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它可以概括一切研究,按照事前定下的逻辑构思展开或结束对任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可能性。圭恰尔迪尼的名言是:“不加区别地和绝对地谈论世界上的事物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它们无不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差别和例外,因此,不能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它们。然而这些差别和例外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必须通过仔细地观察才能辨别它们。”坎帕内拉说,真理不是在抽象的“人”中,而是在具体的“人”中,在日常琐碎的事务中。“谁站在人群之外观望,就会认为他们都是一样的。只有钻到人群中间去,才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区别。”

  人文主义者虽然也是宗教徒,但是他们已不再把宗教奇迹作为认识的基础。他们并不拒绝宗教,只是要求哲学与神学脱离。教徒们对天堂的向往也被认为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现象,它同各种极其广泛的,无可否认的社会问题有关。神是被转化为偶像的人的创造物。蓬波纳齐说:“灵魂总是以肉体为依托”;反对灵魂和肉体分离的“二元论”,灵魂将随肉体一道消亡。他还说:“我们完全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说明我们的经历的事物,没有理由把某些现象归咎于魔鬼的作用。因此,把鬼神引入我们的生活是没有益处的。”

  文艺复兴也是自然科学家的时代,思想解放为科学繁荣创造了前提。文艺复兴时期所取得的杰出的科学成果,是在一个充分颂扬积极生活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造型艺术开始建立在透视和人体解剖的科学基础之上。拉斐尔的画《雅典学院》让许多古代哲学家、科学家聚会一堂。崇尚理性之后,人们不再迷信神学和权威,开始对许多问题问“为什么?”从这里升起了现代科学的曙光。15世纪意大利变成了欧洲最重要的科学发明中心。哥白尼在意大利学习十年之久,他的“日心说”由伽利略的望远镜得以证实,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坎帕内拉说,上帝给了人们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写着字的书。

  15世纪,意大利曾经有过是否应当更重视人文科学的争论。人文主义者们认为,人的一切精神生活都有它的“根”,通过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就可以为获得丰富的精神生活打下基础。皮科洛米尼说:自然科学容易轻视人的内在品德。“热心学习的人往往只从物理、数学和形而上学方面获得知识,而扔下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学科,即我们借以掌握生活的艺术——掌握通向德行和良好风尚之路的学科,而只有这样的学科才会把我们引向快乐和幸福。”巴尔齐扎说:“难道有谁感觉不到,一旦人们的生活缺少人文主义的艺术,生活不但变得残缺、贫乏,而且甚至比许多动物更卑劣吗?”

    

  人文主义是个历史概念,主要指在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发现人的价值,把中世纪崇尚宗教信仰转变为崇尚理性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与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志的人道主义是有区别的。它标志着人们的思想冲破封建主义和神权的束缚,从盲目信仰到理智思考的转变,对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讲演者小传

  李玉成

    外交部退休干部(参赞)。四川省崇州市人,1935年9月出生。就学于西南师范学院,1959年进四川外语学院学俄语,1960年被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意大利语,1964年起到罗马大学和贝鲁加大学学习。1966年至1968年在贸易会驻罗马办事处当翻译。1970年中意建交,曾三次到驻意使馆长期工作。在意期间对意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比较关注,翻译了一些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背景》、《意大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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