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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回忆录(上)
摘自《张震回忆录》
  2004年04月13日08:3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出生于1914年,湖南平江人,自1926起投身革命活动。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团参谋长等职,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工作,解放战争时曾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国防大学校长等多种职务,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受老首长黄克诚的影响,他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本书是他的一部75万字的长篇回忆录,其中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现从中摘录几节,分两次刊完。

    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7日,我们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我因患疟疾,伤口又未痊愈,每天高烧,不能走路,一连坐了几天担架。伤口稍有好转,就下来步行,跟着部队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和第三道封锁线。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便调集各路“追剿”军,共25个师近30万人,前堵后追。幸亏桂系军阀因怕我军逼近桂林或深入其腹地,使蒋介石有借口派兵进入广西,便下令将兴安、全州的堵截部队主力撤到龙虎关、恭城一线,加强桂林方面的防御。这样,敌在湘江的防线就露出了一段空隙,为我所乘。

    11月25日,我师奉命向敌湘江防线界首段前进,抢占这一要点,这时,我又回到三营任营长。27日我营到达湘江岸边,次日渡江进至界首,驱逐了反动民团,并掩护工兵于当日16时架设了浮桥。沈述清团长渡江后,命令我将部队部署在光华铺一带,向兴安方向警戒,从南面坚决阻住敌人,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

    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桂(林)全(州)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9日深夜,我营当面发现密集的手电灯光,有部队沿湘江边运动。我即令加强前沿警戒,同时将情况报告了团长,沈团长认为,湘江边是一个空隙,遂令一营部队进至江边防御,果然,敌军利用我防御结合部还在逐步渗入,在夜暗中与我们交了火。后从俘虏口中查明,敌军是桂军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十五军四十五师一部。我当即派八连出击,但敌人越来越多,双方激战后形成对峙。

    30日凌晨,国民党桂系第七、第十五军各一部又向我光华铺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能否坚守住光华铺,关系着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能否顺利地渡过湘江。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自30日凌晨到l2月1日,不惜一切代价,在光华铺与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团长沈述清率领一营在与敌反复争夺中,战死在湘江畔。上级决定由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十团团长。他赶到指挥所不久,也在下午的一次阵前反冲击中饮弹牺牲。团政委杨勇闻讯便马上接替指挥。他打仗从来奋勇当先,几度危急之时,都是他带领全团坚决实施反击,守住了阵地。我营也打得非常艰苦,全营指战员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因伤亡过大,一度被转为团的第二梯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战斗。由于敌我双方都没有工事作依托,在江边来回“拉锯”,反复拼杀。晚上,我五师部队赶到,但桂系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到达。面对优势的敌军,五师也打得非常英勇,付出了沉重代价。就这样,我们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任务。

    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一百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有我的老上级,有我的好战友,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部队已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豫东敌后结良缘

    1938年2月中旬,根据中央的部署,豫南红军独立团在豫南的竹沟镇集结、整编。后来,中共河南省委、中共中央中原局也设在这里。竹沟为中原各地培养和输送了数以千计的军政骨干,人们亲切地称她为中原抗战的摇篮,革命的“小延安”。

    彭雪枫告诉我,在这里活动的公开名义,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他已指定坚持豫南斗争的王国华为留守处处长,我任留守处参谋长。此后,我便由八路军战士变成了新四军战士。

    在鹿邑城郊的刘大庄,我见到了新四军高级参谋张爱萍。他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从武汉办事处到这里来,对国民党河南第二行政区督察专员兼豫东保安司令宋克宾、第一总队司令兼鹿邑县长魏凤楼做统战工作的。开始,成立了豫皖边工委,后又建立了豫皖边省委,爱萍均任书记。

    11月22日,游击支队向睢杞太地区前进。这里临近开封,也是豫东抗日游击三支队的发源地。睢县、杞县沦陷后,真正抗日者固不乏其人,然乘此发国难财者亦复不少,有的自称司令、旅长、团长,当时有“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的说法。为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我们在杞县、太康交界的板木,召开了睢县、杞县、太康地方武装首领大会。当地的开明士绅、绿林好汉,都骑马挎枪,前来赴会。河南有一个习惯,土语叫“拉背场”,即很重视个别交谈。同样一番话,如果你是同他个别谈的,他就认为你更信任他,关系非同一般。于是,我们在会后又与一些有实力的人个别交谈,分别做些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9年元旦前,魏凤楼一行冒着大雪,坐着马车,到游击支队司令部来慰问。我们张贴了“欢迎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的魏县长”的标语,对他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魏凤楼在抗日时表现是好的,还被发展为我党的秘密党员。

    冬天来临,部队衣着甚单。一天黄昏,下着鹅毛大雪,寒气逼人,魏凤楼派车将棉衣送到我游击支队司令部。由于天气太冷,押运棉衣的一位同志,站在屋外雪地里,冻得直跺脚。我听到后,忙叫警卫员请他进屋来。一看,原来是位女同志,脸冻得通红,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炭火相映,更添少女的羞涩。我同她聊了几句,知道她叫马凌嵩,也叫马龄松,河南宜阳人,才16岁,共产党员,被我游击支队派往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公开身份是鹿邑青训班的音乐教员。她原先在洛阳中学读书,七七事变后去开封读高中,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战教团,从那里又到竹沟教导队学习。我们游击支队从竹沟出发、到达西华的共有四位女同志,她年龄最小,跟着部队长途跋涉,行军打仗,也确实不容易。初次见面,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没想到以后竟成为我的终身伴侣。

    在中南海居仁堂

    新中国成立后,我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曾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彭总、聂总的接触更多一些。彭总雷厉风行,工作要求严格。有一次,一位参谋起草文件,由于疏忽出了点差错。彭总审阅时发现了问题,就把参谋叫到办公室,严厉责问他为什么不认真核对,参谋如实说:“忘记了。”彭总一听就火了,厉声道:“搞忘记了?你一天三顿饭为什么忘不了!”事后,彭总给我打电话说:“我那天批评得是不是太过火了?你带他到我这儿来一下。”于是,我带着那个参谋去见彭总。一见面,彭总就和蔼地向他说:“前几天批评你太严厉了,是不是接受不了?”参谋自我检讨说:“首长,是我的工作太粗心。”彭总一面讲参谋工作的重要性,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只香蕉,亲手剥好,送到这位参谋的手里。

    聂总工作勤奋、负责。在我的印象中,他从不参加跳舞等娱乐活动,整天就是工作。他的血压偏高,头晕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接着继续办公。1952年9月的一天,他同彭总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后,因过度劳累,突然昏倒。他的工作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党、全军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一套新的工作程序有待建立与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时也难免发生一点小“磨擦”。我就遇到过一次。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到作战部后不久,聂总对我交代说,毛主席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实在是太忙了,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不能让他们过于劳累,所以作战部的文电,不能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今后凡是准备报送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报告,都送到我这儿来,需要上报的,由我批呈。此后,作战部直接报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的文件,就减少了一些。

    大约过了两个月,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开会,通知我列席。会议由毛主席主持。他开门见山地说:今天这个会,算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交班会。我与彭总谈过,总理太忙了;今后军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主持,但对外暂不公布。朝鲜战场看来大仗打不起来,最后是要和谈停战的,待停战后再正式公布。

    还没有等大家发言,毛主席突然把话题一转,严肃地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

    我是第一次见毛主席发火,而且是批评总参的,多少有些紧张。我看了看聂总,他的表情很平静,只是一言不发。毛主席见聂总不吭声,就对着他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看到气氛有些紧张,我就插话说:主席日理万机,工作太忙。所以一般性的文件就不送了,只选最重要的上报。针对我的插话,朱总、少奇同志提出了批评。朱总说:你应该送。我们忙,有军事秘书看呀。少奇同志还说:是你张震来了以后减少的!见此情景,我也不便再讲什么了。

    接着,毛主席又对聂总说:荣臻,你讲讲。聂总还是不做声。毛主席更生气了,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时,其他领导同志赶紧出来打圆场,表示不要急忙处理,由荣臻回去后向毛主席写个报告再说吧。会议就没有继续开下去。

    其实,聂总是一片好意,却引起了一场误会。但聂总并不介意,会后立即召集总参各部、各特种兵和总后勤部的领导人,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和大家一起研究报送文件的具体办法,并于7月30日向毛主席呈递了书面检讨报告。同时,对今后报送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作战和敌情简报,重要的、紧急的,立即直报主席、副主席、总长、副总长;一般的可五天左右汇集一次,以精练简明的文字分呈主席、副主席及有关部门。毛主席看过报告后,于8月2日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

    这次颐年堂的会议,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非常繁重,但无论党务、政务多么繁忙,他们始终高度重视军事问题,关注国家安危,关心军队建设,对军事工作高度负责,精力也超乎常人,使我敬佩不已。另一方面,我也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凡需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问题,从未有半点马虎。

    (未完待续)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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