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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回忆录(下)
(续上期)
  2004年04月14日10:04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文革”初的磨难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南京军事学院任院长。1966年12月8日晚,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通知我去参加。会上,许世友司令员讲:地方造反派要利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机会,搞一次所谓的“新一二九运动”,可能会冲击军事机关,要求各单位做好自卫准备。

    时间紧迫,回到学院后,我连夜召集各部、系领导开会,研究防范措施,要求增派一定数量人员把守营门,加强警戒,同时决定把学院军械库的枪支发给干部一部分,用以自卫。

    我们这样做,触怒了造反派中的一些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此时正在南京煽风点火。他两次跑到军事学院,发表“演说”,对发枪加强警戒一事提出质询。我们没有理睬他。

    12月25日晚上,突然接到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电话,说军事学院加强警戒是搞戒严,是妨碍群众运动的行为,因而是完全错误的。过了两天,北京又转来蒯大富的告状信,要我说明情况。看来事情变得复杂了。

    1967年1月4日晚上,军委通知,要我马上到北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林彪找部分与会同志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林彪对彭总、贺总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说他们“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土匪”。林彪还大讲历史上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的所谓矛盾、斗争,点了红三军团一些干部的名,还说彭德怀原名彭得华,是有野心,妄想要得天下。顿时,我预感到,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将在劫难逃。

    在1月19日的会议上,江青等人以保护老帅为名,把矛头指向军队。她指责总政主任萧华,说全军文革小组要把老帅当炮灰,推到前头去,因此要他在第二天的万人大会上作检查。萧华同志当即申明没有此事,不同意到大会作检讨,并说:我14岁当红军,是坚定拥护毛主席的。会上的气氛十分紧张。于是,江青发问:大家赞成不赞成这个意见?赞成的请举手。我看了看,坐在台下的人都举起了手,唯独许世友同志连胳膊也没抬一下。他真是有个性的人。当晚,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突然抄了萧华同志的家,拿走了一些绝密文件。萧华同志事先得到消息,跑到聂荣臻家里,由聂帅保护下来;后又转到西山,由叶剑英元帅保护起来。所以,第二天的万人大会未能开成。

    后来,抄萧华同志家的事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他追问为什么要批萧华。江青一伙人也慌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几乎天天都有军事机关受到冲击的事件发生。大家怀疑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社会上的情况,纷纷要求毛主席接见。

    毛主席满足了我们的愿望,1月22日中午12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毛主席讲:你们要真正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像唱戏一样,要亮相。有些地方亮到了保守派一边,要站过来。他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说两派群众他都敢见,结果家里很安全。

    许世友站出来,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我们跟毛主席这么多年,现在把我们当地主一样斗,我想不通!

    毛主席以他特有的幽默,与许世友开玩笑:看你不要化装,就像个猛张飞。并且接过他的话题说:他们把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法子用上了。戴高帽子,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那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你们不好讲,要中央文革讲。同样的话,我讲行,你们讲不行。

    毛主席讲完话,要和大家合影。那个时候照相随便站。不像现在要排座位、贴名签。照相时,后来成为林彪死党的那几个人,拼命想往前挤。见到这种情景,许世友同志马上表露出不满,拉着我的手,大声地说:“走,我们到后面去!”这样,我俩登上照相架子的最上边。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看到它,就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最困难的日子

    那时,学院尽管没有国内学员的训练任务了,但承担的外训任务尚未结束。军委明确要求,外训教学工作不能中止。1967年的夏天,有些外国留学生也受到我们国内情况的影响,要起来“革命”。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学院作不了主。我给叶帅打电话,请求到北京汇报、请示学院的外训工作,获得批准。叶帅嘱咐我:不要回南京,就在京西宾馆住下;京西宾馆是保存干部的“仓库”,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有病就到301医院去治,身体健康要紧;那些人是不讲理的。

    我来京请示、汇报工作,一直见不到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说来也巧,一天,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间里,竟然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不期而遇。过去我们都很熟,有的是老同学,有的还共过事,但此时一个个表情冷漠,形同路人。我也不主动理他们。就这样,双方相持了几十秒钟。尽管时间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真是“亲不亲,路线分”。后来,总参一位副总长半夜打来电话,厉声责问:“谁要你到北京来的?赶快回去!”我也急了,用同样的语调答复他:“是叶帅要我来的,你管不着!”

    1967年11月下旬,我回到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接受所谓的“审查”。

    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我,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们趁我上厕所,突然用绳子套住我的脖子,强行将我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我顿时昏死过去,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我的脸,用脚踢我的腰,还有人揪着我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全院。

    在生命没有保障的危急情况下,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虽然被秘书挡驾,未能见到粟总,但他知道后,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周总理立即给许世友打了电话。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我又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医生看到我脖子上深深的麻绳印记,气愤地说:“太野蛮啦!”从5月26日起,我又连续呕吐,十多天不能进食。如果没有上级的关心,我恐怕难有今天。

    “文革”以来,我连遭不幸,在逆境中更使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龄松时时为我担心,经常安慰我,相信我能够渡过这一“难关”。大儿子小阳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他经常写信、打电话,表示坚信自己的父亲是革命的。在南京的几个孩子,连阳上大学,海阳在高中,宁阳、燕阳读初中。在我被“关押”时,只要条件许可,他们就陪伴着我,照顾我的起居生活。地点变化的时候,海阳经常跟在我身旁,连阳在外保持联络,把我的情况及时告诉家中。所有这一切,都增添了我的勇气和信心。

    全军工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到军队团以下干部生活困难,要提高工资级别。1979年初,徐向前元帅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军队最基本的问题是师团以下干部提职不提薪,生活困难,工作不安心。

    当时,中央正在考虑地方的工资制度改革问题,并于1979年初下发通知,指示做好改革工资制度的调查研究。与之相适应,军委也发出通知,要求对军队改革工资制度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根据这两个通知的精神,经军委批准,成立了全军工资改革委员会,由我任主任(作者当时主持总后工作——编者注)。

    1979年2月20日,全军工资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当时干部工资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

    干部提职不提级,职级悬殊越来越大。据统计,从营职到军职干部,工资级别低于职务的占89%。其中,军职占74%,师职占78%,团职占83%,营职占96%。许多营职干部只拿过去排长或低于排长的工资。在行政21级干部中,有排长,也有副军长;在行政14级干部中,有副团长,也有大军区级的。

    为了使军队工资制度改革顺利进行,会议决定先将一些原则问题报请军委审议。2月28日,我们给军委写了请示报告,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工资改革的初步设想:

    工资水平:由于军队担负的任务不同,流动性大,干部与家属分居两地的多,就业面小,家庭平均收入少,负担重。因此,军队干部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高于地方。高出的幅度,应在20%左右。

    军龄补助:考虑到军龄补助金是保证干部工资正常增长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形式,对于解决基层干部的生活困难、照顾资历、鼓励干部长期服役,都有积极的作用。

    工资增长制度:应形成正常的增长机制,工资应随着干部所任职务的变动而变动,随着军队干部服役条例的实行,使部队的干部职级悬殊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津贴制度:建议在基本工资之外,建立相应的津贴制度,以解决一些特殊问题。主要是对于从事飞行、舰艇、科研、技术工作和驻守在海岛、边防、高原的干部,以及从事施工等艰苦环境工作的干部,给予必要的津贴、补贴和补助等。

    军委秘书长耿飚收阅报告后,批示同意,并请两位军委副秘书长韦国清、杨勇核批,尔后呈请军委主席、副主席审阅,均获同意。这样,就明确了部分改革军队工资制度工作的方向。

    为了弄清我军干部工资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还对全军三十多万名干部个人和家庭生活情况进行了调查。后来,根据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的方针,参照全国工资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初拟的地方干部工资改革的设想,提出了改革军队工资制度的三个方案:一是实行低标准的职务工资与现级别工资结合的工资制度。这是一个部分改革的方案,即干部工资由职务工资和现级别工资两部分组成,职务工资平均占30%,现级别工资平均占70%。以现级别工资为主,职级悬殊的干部就不至于一次增加工资过多。最高工资405元,最低工资52元,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7-8倍,与现行最高、最低工资标准相同。另外两个方案,是全面改革的方案,就是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和职务、军衔薪金制度。

    对于这三个方案,全军工资改革委员会进行了反复研究。军队的工资改革,始终有着“需要”和“可能”的矛盾。军队既要考虑自身的需要,也必须考虑国家财力的可能。1979年12月17日,我们正式向中央军委报送了实行部分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的请示。

    1980年1月15日,军委召开办公会议,审议军队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在京的军委常委都参加了。大家一致同意实行低标准的职务工资与级别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这样,历时一年的调查论证、制定方案的工作,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军队工资制度实行部分改革的方案,以中央军委文件的形式,于1980年春节前发到部队,深得军心,反响很强烈。有的基层干部甚至用“欢呼雀跃”这个词来表达当时的心情。我想,部队干部并不是看重多了几十元钱,而是从中看到了中央对军队干部的关心,看到了军队改革的良好开端。

    摘自《张震回忆录》张震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上下册:99.00元 

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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