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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孙中山为何迅即让出政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 郭世
  2004年06月21日09:17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一举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而且埋葬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这是人所共知的。问题在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过了一个半月,就匆匆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时参议院则根据他的提议,通过投票,一致确认原本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推出“宣统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的政治三角戏。袁世凯毕竟是同革命无缘的袁世凯,他辜负孙中山的重托,步步为营,不断排挤革命党人,甚至大开杀戒,还上演帝制复辟的闹剧。革命之血付东流,革命之途路漫漫。凡此种种,都曾让许多当事人与后来者思忖着同一个问题: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何拱手让出革命政权?
  任何政治权力的分配、再分配都不过是诸种政治力量之间有形与无形较量的结果,个人的风格或品德往往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与其说历史是公正的仲裁者,还不如说历史是最大的“功利主义者”。只要我们坚持从历史条件出发来解读历史本身,则不难发现,孙中山等人之所以不能把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牢握在手,原因颇多,其中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无法摆脱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革命者自身力量的缺失在艰苦而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在孙中山等人发动暴力反清的过程中,既没有也很难真正将下层民众发动起来,形成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往往是革命的声势大于革命的实力,反清起义的高潮来得快,退得也快。究其原因,不仅会党的革命精神并不像许多论著所描述的那么乐观,而且革命志士们在联络旧式军人时,多赖军官倒戈,或策动士兵哗变,也往往不可靠,多次上当。至于发动新军,也多属仓促行事。孙中山等人在远离京师的
  华南地区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兴也匆匆,败也匆匆,而且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革命力量的直接积累并不十分明显。有鉴于此,就在1910年3月,即广州新军起义刚刚败北,孙中山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长堤与咸马里等人协商合作计划,请求美国方面提供350万美元的经济资助,决定“中国革命党暂行终止长江流域及华南地
  区准备未周的起义,改为厚蓄实力,充分准备,集中人力财力,发动大规模起义的策略”。1911年7月底,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将起义时间定在1913年,打算不再轻易发难,而是蓄积力量,精心准备。不意该会成立才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就猝然爆发。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当然,客观形势的变化往往不以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愚不可及的清朝统治者载沣等人强行镇压国会请愿运动,并且抛出“皇族内阁”羞辱成千上万的请愿者时,恰恰是这个“成于意外”
  的武昌起义赢来了全国反清革命的高潮,孙中山、黄兴等人就只好别无选择地仓促上阵了。当黄兴风尘仆仆赶往“首义之区”
  武昌时,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早已被起义士兵连劝带逼拉出来发号施令,并且控制一方。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主观条件很不充分时兵临城下。正因为如此,最早规劝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做“汉族的华盛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武昌首义中人。连指挥武汉保卫战的黄兴与正在欧美忙于外交努力的孙中山也都希望袁世凯“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当然,对袁世凯的厚望取代对他的警惕,同革命党人狭隘的反满民族主义也不无关系。但是,如果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比较充足,何需俯仰依人?
  如果说群众基础的薄弱导致了革命党人力量的单薄,那么,革命领导群体内部的四分五裂就严重地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无异于自毁长城。中国同盟会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固然集中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民族精英,但一部同盟会的历史几乎又是一部分裂史,后者就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令人扼腕。
  君不见,同盟会成立还不到两年,革命干将章太炎与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之间就因经费问题产生误解,乃至互相对骂,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也是矛盾迭出。
  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因国旗式样问题而提出异议,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彼此吵得面红耳赤,互伤和气。虽然因为黄兴主动让步,两人得以和好如初,但革命巨匠孙、黄之间的争吵本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未由此而日出冰融。从1907年上半年开始,东京同盟会总部就已名存实亡,一直不曾以组织的名义全面发动和统筹安排。而在此期间,同盟会会员张百祥、焦达峰等人以“共进会”的名义在东京另树一帜,孙中山则于1909年11月宣称,他已在南洋重新组织团体,“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次年2月,孙中山还首次打出“中华革命党”的旗号,并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稍作改动。与此同时,章太炎与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挂出“光复会”的招牌,争相发展会员。同盟会
  的瘫痪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黎元洪等政坛老手对阵的底气与力量。及至革命成功,各路革命者也不曾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迅即汇聚在孙中山、黄兴为核心的革命领导集体周围,共渡难关,而是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最突出的莫过于原湖北革命骨干孙武主动与黎元洪握手言欢,却同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过不去,堂堂首义之区却成为袁世凯谋求帝制复辟的呼应之所。显然,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是何等重要!
  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话一点也不假。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中山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却不乏其人。
  南京临时政府在名义上统辖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达10多个,却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财政支持,孙中山衷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缴部款从速完缴”,应者寥寥。孙中山、黄兴等原本希望让头号资本家张謇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他却坚决不干,只勉强答应担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愿到南京来办公。当时,张謇还兼任两淮盐政总理,他多次致电孙中山,坚决反对动用盐税去解决军饷困难,一点也不愿为革命元勋分忧。
  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发行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虽经多方发动,也只获得730多万元,差距甚远。尽管孙中山通过美洲洪门筹饷局获得140多万元的筹款,仍不过是杯水车薪。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只好以政府的名义,根据“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的原则,举借外债,但效果也不理想。因为西方
  列强表示“中立”,孙中山等借款就困难重重,虽经资本家出面,“求间接之接收”,其成效也不大,日本政府还通过对长江流域的江苏铁路公司、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贷款,企图与英国争夺在华势力范围,从中趁火打劫。当革命党人通过臭名昭著的盛宣怀牵线,以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为条件,指望获得1500万元的借款,以救燃眉时,引起全国舆论的普遍反对,不仅借款未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方革命政权的声誉,还给反动派以口实。
  为了回应和打击袁世凯要挟南方革命政权的猖狂气焰,南京临时政府毅然组织北伐军,由孙中山亲任指挥,黄兴为参谋长,拟分6路出击。1月13日,北伐军在宿州大败清军,徐州不攻而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也相继开战。袁世凯倒是依仗列强的支持,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北伐军则因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近乎难以为继,军心不稳。
  黄兴终日为军饷劳碌奔波,口干舌燥,亦无所获。有的军官还扬言:“军队乏饷即溃,到那时只好自由行动,莫怪对不住地方。”声势颇大的“直捣幽燕”之计划就是这样半途而废的,逼迫清帝退位的任务就不得不依仗脚踩两只船的袁世凯去完成,给他的报酬就是炙手可热的临时大总统之职位。
  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远离于“物”的本义去讨论历史问题。且不说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如何,至少孙中山等人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就足以使嗷嗷待哺的南方革命政权胎死腹中,如果不是争取袁世凯的支持,推翻清朝统治云云也就无从谈起,遑论民主共和。那种埋怨孙中山不该“让位”的学术见解,不过是某些后世研究者的一相情愿,不足为凭。至于孙中山本人后来的同类自责,也不过是他在时过境迁之后用历史结局为坐标对历史过程的主观推导,却与自己当年的切身感受相距甚远,给后世史家的研究提供了难度。
  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的偏爱尽管《民报》的作者群在回绝梁启超对暴力反清的责难时,一再声称西方列强不会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但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在“半殖民地”的被动角色里,又有哪一件要事可以不看西方列强的脸色?尽管革命党人在虎视眈眈的列强面前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始终不敢正面与列强对阵,连“反帝”
  的口号都不敢喊出,但列强并不那么领情,只认谁能控制住中国的局势,谁能保护现成秩序与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它们就支持谁去收拾中国的摊子。日、俄两国惟恐中国不乱,企图用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浑水摸鱼,以便实现其“一举分割满洲、蒙古”的阴谋。美、德、法等国则赞同英国的主张,维持在华的既得利益,扶植曾与列强配合默契的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既警告日、俄不得采取单独的武装干涉,也不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
  还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半年多,西方列强就把注意力投向被摄政王闲置在河南洹上钓鱼的袁世凯,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对清朝开缺袁氏一事深表遗憾和关注。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末日皇朝重新起用袁世凯之契机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南北议和中为袁氏穿针引线,以便早日让他上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中的美方代表司戴德亦称:“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格雷复电朱尔典时也强调:“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它能够公正地处理对外关系,并能维持国内秩序及为发展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这样的政府将会得到我们能够给予它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孙中山在离开美国回国之前,兴致勃勃地前往伦敦,请求这个当年曾让他化险为夷的英国政府继续支持中国革命,英方给他的答复却是: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所有外国人都将支持袁氏出任总统。南北议和正式开始才两天,驻在上海的英、美、日、俄、法、德六国总领事就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求双方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停止现行冲突。列强佯为“中立”,实则暗助袁氏,给南方革命力量施加压力。当南方的北伐军在宿州等地告捷时,列强又站在袁世凯一边,大肆恫吓南京临时政府。显然,孙中山等人即使不存在财政困难,要想绕过列强的干预而大展宏图,恐怕也是力不从心的。
  话说回来,尽管革命党人失去了政权,但并不等于说辛亥革命就完全失败了,更不等于说辛亥革命没有什么意义或者不该搞。我们不妨听听60年前的辛亥老人林伯渠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下有感而发的一段话:“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人民论坛》 (2004年 第五期)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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