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坛上以“狂”著称的黄永玉近来有些“不务正业”，他把许多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创作当中。他自己承认，现在他是文学第一，雕塑第二，木刻第三，绘画第四。他有一个狂想——借写自己的一生，把那个时代的各个侧面勾画出来。刚写到4岁，就已有20万字。没有完整构思，没有既定格局，随记忆而行，发挥自己讲故事的才能，他把故乡民俗、童年影子，生动展现在这部作品中。对于他，这就像一次漫长的晚年漫步。

　　作品开始在杂志连载，读者反映很好，他却自谦说，他那不叫长篇小说，可以叫长长小说，只记录了一些有趣的故事，为历史做一份见证。因为那个时代、那些人物、那些事件都是很有意思的。他还说，他写小说完全是先娱乐自己，因而没有任何套路。

　　故乡是根

　　黄永玉的故乡情绪深重，对于他，故乡不只是记忆，不只是人到他乡之后的对故乡的留恋，而是一种艺术上的必不可少的想象，一种不断地能够提供创造力的能源。黄永玉这样说过：“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凭什么把它忘了呢？不怀念那些河流、那些山冈上的森林、那些植物覆盖着的水井、那些透过嫩绿树叶的雾中的阳光、你小时的游伴、唱过的歌、嫁在乡下的妹妹……故乡是祖国在观念和情感上最具体的表现。你是放在天上的风筝，线的另一端是牵系着心灵的故乡的一切影子。惟愿是因为风而不是你自己把这根线割断了啊！”当他用这种充满优美具象的语言来叩问别人时，心里那种浓浓乡情，便不可遏制地漫溢出来了。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县老家。故乡家中的木板墙上，至今有一片他4岁时留下的淡淡墨迹。几笔简单的脸谱图案，上面还歪歪斜斜有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

　　童年黄永玉眼中的父亲很可爱，父亲会画画，爱音乐，但更重要的是父亲的性格对他的影响。湘西人的幽默、乐观、爽快、固执，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中了。

　　常德有一条狭窄的常德河街，足足十里长。12岁的黄永玉便是在这个码头上船漂泊远去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在那儿，黄永玉老留级，后来校友聚会的时候，曾经跟他同班的有150人。对此，风趣的黄永玉坦言：“第一次留级还很痛苦，老留老留就无所谓了，留了五次。”但是黄永玉的文艺细胞特别发达，很快就在木刻、绘画等方面崭露头角。

　　1939年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他有生以来的第一笔稿费。拿着汇票，他心想：“真有钱吗？”为了壮胆，就拉了一些同学到邮局去拿，他说：“别跑，你们在门口等，有什么事要跑，我们一起跑。”进去后，人家真给钱了。拿着钱，他的手都发抖了——五块钱，太多了！走出来就请同学们吃一顿生蚝煮的粥。一个人吃了一碗，还剩下好多钱。少年时期的黄永玉以出色的木刻作品而在地方叫响，十里八乡都称他为“神童”。

　　“狂人”的十万年爱情

　　1970年，黄永玉给夫人张梅溪写了一首情诗。诗中说：“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他一本正经地对夫人说：“不是说人生百年结为一世夫妻吗？十万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

　　十八九岁的黄永玉在江西一个小艺术馆里工作，就在那时，他碰到了广东姑娘张梅溪。

　　当时好多人都追求张梅溪，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很潇洒。这个青年牵了一匹马来，张梅溪很喜欢骑马，两个人便拉着马走到大树林里面。黄永玉心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连自行车都没有！但他有自己的高招——每次意中人出现的时候，黄永玉都在楼上吹起小号，虽然吹的技术不怎么高，但是定点吹奏，终于打动姑娘芳心。

　　后来，黄永玉问她：“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

　　1948年夫妻俩来到香港，那时黄永玉在画坛上还没有名气，整天干着木刻——那是需要心和力交融的。而爱情的滋润使黄永玉勤奋耕耘，他的艺术灵感也随之奔涌而出，他的木刻画在香港渐渐有了名气，很多人争相购买。

　　“文革”开始后，黄永玉因为画猫头鹰被打成了“黑帮”，一家人被赶进一间狭小的房子，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张梅溪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这一打击就病倒了。黄永玉心急如焚，请医生治了也不见好，他灵机一动，在房子墙上画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张梅溪经常看这画，病慢慢好了，苦难在他们的爱情面前消失。

　　十万狂花入梦眠

　　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对此，黄永玉说，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玩笑话。

　　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荷花中国的文人也画了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朱敦儒说“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说法，某一种情况底下的一种说法。

　　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

　　如今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水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色莲花。实际上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

　　猫头鹰事件

　　黄永玉的生命历程中，有一次名震全国是因为北京的一个黑画展。上世纪七十年代装修北京饭店，周总理把李可染、李苦禅等当时一批所谓下放的画家都请回来做装修、配画工作。当时把黄永玉调到北京饭店去负责十八层的整体设计，这层楼小房间画什么画、大厅里画什么画、要请谁画等等。

　　到快过年的时候，黄永玉和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四个人到了重庆旅行、写生、设计，听人说“北京不得了，北京现在批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结果出大事了”。他不以为然地说：“画个猫头鹰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也画过。”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在批他。回来后，他自己跑去看展览，看看到底是幅什么画？一看，他的猫头鹰挂在中间，批得最大的一个就是他。

　　猫头鹰一只眼睁、一只眼闭是自然现象，他也不在乎别人的说法。那时，他还去看摔跤，边看摔跤还边大叫大喊，结果第二天，有人说：“你还这样，我亲眼看见你在那边叫，那么喊。”黄永玉就是这样一个人，凡事总想得开。

　　“狂人”念旧

　　黄永玉办画展从来不请领导人，或者艺术界的名流来剪彩，他觉得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喜欢来看就可以了。但是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个人画展，他请一个朋友来剪彩。这个朋友是个花农，“文革”时期，在黄永玉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朋友送花给他，“别难过了，看花吧”。一个自行车装五六盆花送来，有吊兰和绿菊花什么的，春夏秋冬，一直在送。

　　黄永玉说：“你别来了，我是‘反革命’要影响你。”他说：“不怕的，我家三代贫农，都是栽花的。”后来他们一度失去了联系，黄永玉苦心找了他两三年，才找到。黄永玉邀请朋友为他的画展剪彩，朋友也很高兴。黄永玉嘱咐朋友不要穿西装，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剪完就算了。请这位谁都不认识的人来剪彩，这与以前黄永玉在香港、在国外开画展不剪彩并在请帖上表示“不剪彩，不演讲”的做法异曲同工。

　　关于黄永玉画的价格，外界传说——他随心情好坏而定，心情好，画价就低，反之价就高。有人说他的画价是6万元一平方尺，所以在北京几十年，识相的都不敢开口向他索画。他回乡时，索画索字者不绝，招架劳神时，他自撰“启事”一则，挂于中堂左壁。声明凡索取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并将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也许，这正是真实的黄老，他的“狂”也因此令人好感倍增。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