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03月14日10:45


萧乾:我的书房史

    萧乾 

  自从写了《搬家史》之后,我发现几乎任何事物只要用“一生”这根线一串,就能串出一部历史来。我的《在歌声中回忆》就是这么写的。书房也是这样。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 

  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三五年我进天津《大公报》,同另外三位大学生同住在一间宿舍里。楼下就是印大报的机器房,对面是成天冒烟的法租界电力厂。那时我就锻炼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睡觉的本事。当年去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也是先住宿舍,后来先后当了王芸生和杨朔的二房客。“小树叶”去日本之后,我就一个人住一间了。我在编副刊之余,还为巴金、靳以的刊物写文章。我的长篇《梦之谷》就是那时候写的。“小树叶”是从刊物(好像是《文丛》,要不就是《作家》或《文季》上的连载读到的,她气得哭了通鼻子,我只好连口道歉说早应向她坦白。 

  “八·一三”失业了,后开始逃难了。不要说书房,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成问题了。我们从上海而港粤——武汉——长沙——沉陵——昆明的流徙中,经常是她同女难友,我同男难友搭地铺。最后,多亏了杨振声老师和沈从文先生的照顾,我们总算在昆明北门街分到一间小屋。 

  三八年在香港《大公报》还是住集体宿舍,三九年出国,在伦敦住公寓同在上海住亭子间差不多,只是白俄女房东换成英国的老大娘。我第一次有间书房是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 

  在剑桥的二十来所学院中,王家学院是很难进的。即便收了,也很难成为住宿生。我由于是由两位最杰出的王家学院毕业生福斯特和魏礼介绍的,所以王家学院让我住了进去。除了卧室还给我一间书房,北面窗户濒临剑河,东面则对着著名的王家学院教堂和大草坪。那幢楼建于十四世纪,但设备完全现代化了,长沙发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七八位来客。书房门楣上照例漆着我的姓名。 

  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八五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四六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四九至八三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三十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三五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技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我深怕由于自己忙于《尤利西斯》,疏忽了宠物,所以赶紧送回给原主了。大乌龟则养在阳台上。 

  近几年领导曾经三次建议我换个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能够这么善终,这是我在六六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一九九四年八月
 

书房:读书人的恬静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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