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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云访谈录
朱大可:我跟文学的离婚已无可挽回
孤云发表于读书论坛
  2003年09月01日10:21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朱大可:我跟文学的离婚已无可挽回 
   
  这几天,我沉溺于朱大可瑰丽的文字迷宫及“立论险峻”的思维方式之中。大脑里充满疑惑,许多问题急欲求解。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哪些因素造就了朱大可这个人? 
   
  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 
   
  孤云:我知道你原籍福建闽西的武平县,但出生并成长于上海,我想问:在身份的精神认同上,你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还是福建人?你回过父辈的家乡吗?闽西在你的脑海里是何种模样?那块土地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朱大可:我虽然出生上海,却在普通话族中长大,与小市民群体颇为生分,但上海的实验主义精神似乎还是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外祖父是民国期间闽东的著名牧师,母亲一系的基督教传统也发挥了某些影响吧。严格来说我作为福建人的成份大些。遗传还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曾回武平老家“寻根”,热情的村人到村头迎接,引我观看了父亲当年读书、睡觉和吃饭的地方。在我看来,我的祖籍地是贫困而封闭的,甚至是完全无望的。无穷尽的群山阻挡了它和世界的关联。反叛和逃离似乎是居民的唯一出路。我在那个瞬间感受到了父辈当年逃亡时的悲怆。但我还是无法抑制对它的迷恋。 
   
  孤云:闽西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之一,你的身上是否流动着客家人的血液?在《流氓的精神分析 》中,我读到你关于客家的精彩叙述,所以很想了解你与客家有无渊源。 
   
  朱大可:在情感上,我是把客家作为自己的血缘核心的。我曾经依据行为方式的差异把客家分为“客人”和“家人”,而我是属于“客人”的,我的“作客”和“流浪”的信念和“客人”是同构的。一些认识我父亲的还说我长得跟他很像。我想我性格中那部分比较而冒险、反叛和死不卖账的东西,也应该是拜老爹所赐,或者说跟客家精神有关。 
   
  孤云:我看到,即便身处现代文学策源地之一的上海,上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给你更多的滋养,对吗?你对文学的兴趣是天生本然,还是得益于中学期间“个人的阅读”? 
   
  朱大可:我在文革期间的个人经验是独特的。与通常的历史想象不同,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了大量的文学阅读和音乐训练。在一个文化被严重毁损的宏大语境中,我们却拥有一个良好的小圈子社会,与大革命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阅读小组和音乐帮,触摸了许多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音乐文本,这些经验是奠定文学道路的基础。天分固然重要,但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 
   
  孤云:中学毕业后,你读的是技校,并在毕业后当了3年多的钳工,直至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可以说,你的个人命运方才转了个方向。如今,你是否认为当时的选择对你至关重要? 
   
  朱大可:我最早的理想是考上海音乐学院,却因种种原因而破产。选择普通高校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刚进去的时候很兴奋,戴着校徽到处走动,很虚荣可笑的样子。但大学的4年生活却是个性、理想、梦幻逐渐破灭的过程。教科书给我们的资讯几乎都是垃圾。为了保持个人自由和知识获得的正确性,我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然后就是大量的逃课。我是那种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的极个别份子,与周围的事物格格不入。我的主要时光都是在校外的公共图书馆里度过的。我从那里选择我希望阅读的东西。大学生涯培养了我对中国腐朽的学院体制的鄙夷和痛恨。与许多“名人”截然不同的是,华东师大对我来说是一个“逆境”,它从反面塑造了我。我在那里的唯一收获是一次以悲伤收场的初恋。 
   
  从华东师大毕业后,朱大可被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虽一度抑郁,却迅速在1985年以《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等作品在文艺理论界初露锋芒, 被誉为中国文化批评界的“黑马”。次年朱大可发表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批判谢晋,更成为现代中国电影史重要理论事件,与刘晓波并称“南朱北刘”。 
   
  在文化层面上寻求真理及其话语的表达方式 
   
  孤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你已在文艺理论界确立了文化批评家的地位,这是否说明,当时你已经明确自己以后所致力的学术方向?或者说,为当时盛名所“累”,你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截至1994年出国之前,你在文化领域所关注的方面有哪些? 
   
  朱大可:大学毕业之后我失去了方向,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沉浸在对情感往事的哀伤之中。这种情形对我而言几乎是致命的。幸亏2年后(1985)林兴宅先生邀请我参加在厦大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最大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我则是“无名鼠辈”,混迹于会议,用洋洋洒洒的美学论文给与会者以刺激。他们说我是一匹“黑马”。这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从此我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我回去后写的批评处女作是《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这种情形在1987年开始才得到矫正。我开始进入终极关怀的层面。此后一直到出国为止,我都致力于在文化层面上寻求真理及其话语的表达方式。我感到那是我最好的时期之一。 
   
  孤云:能否谈谈你当年辞职前往澳大利亚的缘由?我注意到,正是该年,你的挚友,文学批评家胡河清跳楼自杀,二者之间有无联系? 
   
  朱大可:我离开中国前往澳洲,主要出于家庭的缘故,与事业并无直接关系,但此中的细节,我已经不想回忆。当时计划是2年后归国,不料竟然去了8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河清之死,对我是一个很深的刺激,我跟他母亲长谈了两次,作为杰出的藏学家,其才智、谈吐和风度都令我大感钦佩。但就连胡母对儿子的死因也深感困惑,这至今是个不解的悬谜。他没有留下任何可资参详的线索。但他对生活及其学术现实的无望却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的知识界已经被资本主义市场化大潮所吞没。河清生活能力极差,几乎是个弱智,他与突变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不能自己烧菜煮饭。他甚至不知道家里断电是因为保险丝断了的缘故。在死前的两周,他每天生活在黑暗里。他对“暗”的感受是异常尖锐的。那时,我们共同面对着那种刻骨铭心的黑夜。 
   
  孤云:此次“出走”,是否意味着是对传统治学路径的“叛逃”?如今,你在治学理念上秉持学院或民间立场?或者,你并所在乎的并不在此?屁股决定思想,这话有无道理? 
   
  朱大可:从1983年-1994年,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但我始终没有进入学院研究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精神。恰恰相反,我所从事的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话语编织。我是那种在学院领工资而又未能被收买的那种人。我始终在守望着一种个人自由的状态。我的履历是一个明证,表明屁股未必就能决定思想。关键是你是“虚坐”还是“实坐”。“实坐”就是你完全依赖它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而“虚坐”则意味着你与之只有外在的职业关联。 
   
  孤云:出洋5年,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至1999年《聒噪的时代》出版后,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能否谈谈你在澳大利亚的经历及创作?《聒噪的时代》是否你重返中国文坛的“投石问路”之举? 
   
  朱大可:我在澳洲做了8年的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同时在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去了时候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以后几乎停止了书写。至少大约有5年时间没有正经写作。我被内心的痛苦所压倒。我没有摆脱精神上的孤独和绝望。你大概很难体验那种心如槁木的状态。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如果说考入华东师大是朱大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994年辞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讲师职务前往澳大利亚,应该是朱大可另一次关乎个人命运的重大抉择。新生代文学批评家张闳说:“自从朱大可出洋之后,国内的文学批评界差不多就没有了真正懂诗的人了,除了诗人们自己之外。” 
   
  互联网重建了我和文化母体的关联 
   
  孤云:如果说《聒噪的时代》是一次投石问路,那么,我认为你批评余秋雨的雄文《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原题《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不啻是在文坛掀起一场文化风暴。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以及紧接其后那篇流传甚广的《上海:情欲在尖叫》中,我能感觉到,你对中国文学界一直保持关注,并无丝毫隔阂,是这样子的吗? 
   
  朱大可:写余秋雨的文章是被一位朋友逼出来的。他几乎每隔几天就从北京往悉尼打长途,催促我写这篇文章,因为他想做一本名叫《十作家批判书》的书。文章写写放放,前后拖了几个月才算完事。其原因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对中国文坛已经有了隔膜。幸亏当时互联网已经逐渐发达,中文网络资讯也初具规模。如果没有网络,我的文化批评是难以为继的。互联网重建了我和文化母体的关联。 
   
  孤云:按我所理解的,你在回国前后所撰的几篇文章,不外牛刀小试,即将由国内某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1985~2000:中国流氓话语的精神分析》,方才是你近几年潜心经营的鸿篇巨制,是这样子的吗?能否谈谈这项延续你出国前夕所著的《流氓精神分析》的“流氓文化”研究? 
   
  朱大可:对流氓的研究是我的终极价值探讨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因我的出国而中断了。但我的生存状态逼迫我在澳洲继续沉思这个问题。在广义上,我就是那种离弃了土地、国家和人民的“流氓”,并且被自己与道德-文化母体的疏离所震惊。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不得不去做一个学位,以便获得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料,后来发现主要资讯来源还在中国大陆。这是促使我返回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经过大约3年的努力,我完成了你所见到的这个二十几万字的文本。它是我很长时间内生命经验和理性追问的一个凝结物,它试图描述中国社会的某些被忽略的基本属性及其特点。 
   
  孤云: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回国后,你创办了一家文化专题网站,这显示你对网络的浓厚兴趣,或者,这个网站寄寓了你什么理想?这种理想与你在澳大利亚的报业经验有关吗? 
   
  朱大可:我在2000年创办了澳大利亚新闻网,随后又把它改造成了后来的“文化先锋”。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此开启了一项有意义的实验,那就是在中国语境中寻求自由知识份子的独立声音的表述。它不是“反动的”,而是试图建构一种健康理性的体制内对话的机制,并为知识界谋求社会公正提供了话语平台。我感到,利用网络标题学的制作策略,能够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利。这是澳洲媒体经验带来的好处,我在那里学会了新闻含义的激活技巧。我和我的伙伴们将在适当的时候重建这样的平台。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我们的事业。 
   
  中国太需要像朱大可这样有独立见解和思想深度的批评家了。——谢有顺 
   
  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 
   
  孤云:有个现象比较有意思,许多读者首先记住的不是你作品里的主张,而是那些瑰丽变幻的词语。我一直有个疑问,这种拈之即来,平淡无奇的词语经过你的排列组合,怎么产生如此不凡的力量? 
   
  朱大可:你的问题说出了我的困境。话语的实验始终是我的一个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我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我的新著试图重建意义和话语的均势。但要请你注意的是,话语的力量终究不单单是语词的事务,如果没有语义的支撑,话语的力度是无法获得的。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这种语言技巧是长期磨练的结果。早在小学期间,我就开始拥有自己的语词笔记本,开始进行语词的打磨。我在这上面浸淫了35年以上的时光。 
   
  孤云:有人说,如今的酷评风气,你要负相当的责任,在你的理解,什么是酷评,你对这个词语抱何种态度? 
   
  朱大可:我的方式之被模仿和滥用,似乎不应由我来承担责任。当然,酷评的内在暴力性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快,这个副作用是无可回避的。解决的方案是尽可能地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并把批评严格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指责余秋雨文革经历的缘故,而事实上对此我比谁都更清楚。但这个问题与文化批评家的领域无关。不过这种边界有时很难把握。我对卫慧的批评就有过火之嫌。在这些方面,需要批评家不断反省与调整。就其本质而言,酷评不应当“一针见血”,而应当“一针见脓”,不要伤及好的肌体组织,而要直接命中溃疡。必须清晰地看到酷评的有限性,它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但决不是其本身。转型社会的新文化建构,有赖于更加深入和理性的思想设计。 
   
  孤云:在批评余秋雨的那篇大作中,你亮出了支持创作“媚俗”、“市场化”的观点,你说:“在市场垄断一切的时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从大众的口袋里找回金钱和尊严。”但你同时指出余秋雨的作品存在“媚俗”过火的问题,能否在这里进一步阐释其中的尺度? 
   
  朱大可:市场是一个不为我们所喜的事实。在文化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正视和对付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是市场的奴隶。利用市场和被市场奴役是完全不同的立场。我正在试图让读者更深地进入我的心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向市场下跪。在日常交际中,谁都能分辨这两种立场的差别。 
   
  孤云:在同样的文章中,你没有掩饰自己对“民族主义”的反感,这实际上涉及你思想主张,而思想是文字的价值中心,那么,你的思想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朱大可:我是中国公民,同时对西方社会有深切的了解。我选择成为那种广义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接近人们习称的“自由左派”的立场。有时偏向神学,而有时则偏向人学。但我不属于任何派别。无派别就是最高的自由。我的信念是捍卫那种进行选择和创新的个人自由,并且要把这种自由诉求限定在不妨碍他人自由的基础上。除了这个思想底线,其它一切思想都是可以切磋和修正的。 
   
  孤云:你对当前文学批评界及新生代批评家的评价如何? 
   
  朱大可:中国的文学批评处于低潮状态。许多优秀作家丧失了写作能力,而新生代又是弱势群体。由于文学本身的严重退化,优秀批评家大多离弃了这个领域,目前在这个行当里行走的多数是些二三流的角色。这是无可否认的现实。批评的代际传承做得很差。上海的情况也不例外。我现在基本不读文学作品,我跟文学的离婚已经无可挽回。这不是因为我辜负了文学,而是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我今后再谈文学,不会再把它作为一个文学读解的单纯对象,而是把它视作文化分析的某个因素加以考虑。 
   
  孤云:你认为,文化批评的使命是什么? 
   
  朱大可:文化批评的使命是要利用它制造的话语压力去修改不合理的文化制度,把它推向更加合乎人性和谐成长的状态,使它在自由的批评和讨论中发展出创新与开放的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文学艺术从废墟中复兴。 
   
  孤云: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的目击者与参与者,关乎中国当代文学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朱大可:既然它已经接近完蛋,那就让它早点完蛋好了。 
   
  2003年8月5日 
 

(责任编辑: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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