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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随笔:论“真人”与真知 (七)
闻仁筑 
  2003年11月26日10:59 【字号 】【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主量] 于 2003-11-25 22:28:44上贴 

论“真人”与真知 

(七) 
文言文当中的“窃”字发展到中古, 出现句式变量:“窃以为……”。从本义为“盗窃”演变至自谦之词,何也?中国文言在白话文当中多有存信。《道德经》和《南华经》的作者对此种媒介性能的体用可谓精到。那些“窃国者”居然当上“诸侯”,“偷珠”的何以当不上诸侯?当年这种“上悖日月之明”的现象遍及天下,被老聃概括为“边际有人,其名为窃”,这似乎是个古怪的“道德”标准。 
春秋时代,中下层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也有其相同之处,大家都是在与某项事理打交道的“边际”关系上,与自然和实践交感着,经验着。自然资源丰富无比,人们在那里开采“建立”,为着生存,从原始宗教迷信和低效生产,到工具、哲理传播,运演媒介,变生为熟,化险为夷,也够辛苦的。 
总之,在“边际”与资源打交道,这是唯物主义和有实践意义的哲学观点。但是,如何对待自然资源,如何恰到好处地从宇宙天地、自然万物呈现在面前的这些“山、石、水、天、地、花、草、木、鸟、兽、虫、鱼”等千变万化的众多事物世界换取劳动的目的实现,称职践履于边远的“际物”关系以兑现各级各类价值的投入?就有一个尺度标准的协助,舍此则难以从中得到“真”的新知识,甚至变得如“盗”“蜂起”。因此,庄子要求:“物物而不物于物,际物而不际于物。”这是应当归入哲学史的“际物”辩证法。就是说,打“擦边球”虽然在所难免,但是要讲究思想境界,不要为“身外之物”所迁累。否则,“圣人”腐败,则“大盗”学而模拟其方,以至天下宁日甚少。凡此种种,应是对老子思想的进一步深化汲取。老子就曾批判“尧舜禹”当年大权在握,竞然背离事物运动规律,造成损失,也有道德欠缺之处。《南华经·天运》篇这样引用了老子谈思想和理论见解时说的一番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智于砺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亦可耻乎?其无耻也。” 
其实尧天子在登基前夕就已申明要“敬业训德”。他在考察舜的才德时,先是咨询有关重臣,随后设置一些了解虞舜德才的方案,要舜到大山里冒着暴风雨执行任务,以观其智勇;又将娥皇、女英两公主嫁于舜,以观治家之能。尤其是在对待大禹父亲“放命祀族”、纵戾“羽山”的问题上,采取了严厉的规范措施和非常手段。凡此种种还不能就说帝尧没有知明制体的优点。虞舜也是这样,他不为历史条件所局限,大胆起用“八元”、“八恺”和“罪人”之子大禹,着力发展制陶、治水和“宣力四方”的传播事业,名列“五帝”之二,并非虚传。老子之所以如此深度综合“三皇五帝”的若干历史问题以正视听,其批判价值不仅直指国家“最高”的整体思想领导作风,也是将战国以前的“学术腐败”风气形成的根源向统治天下的政治核心层联系,旨在揭示政治上的昏庸腐败才是导致“学术腐败”的原因。可以说,老子是从主体上第一个全面整体地概括“盗窃”规律的尖刻的哲学巨匠。他的“道德”范畴在本质形式上规划了某种“同质人格”的文明制度,首先所要校准的就是几乎见诸巨细、无处不在的“盗得”行为与理性的矛盾。因为将议题设置在更大范围,所以映照到媒介监督的先秦“舆论”传播在性质上的需求。这就是理论性地探讨了“道德报偿”的国家职能和社会反馈功能的民主和“玄学”正功能“道”系“全真”之义。当初孔子试图以“知维天地”的标准要求盗柘做一个“全德”之人。可是盗柘却以“全真”的原则予以否定。“真人”与“真知”在春秋中后期社会传播活动系统兴起的背景下,出现媒介二“性相”如何“全称”合一的“异同道德”理论。所谓“同之曰玄,是谓玄德”也正是此意。它将为统治者专有的道德标准降解到“玄学”的“至精”境界,在上下层之间架起了一道理当可以调节和规范发展的社会学、行为科学与法学“同质”原理之“桥”,其根本内核还是“人本公约”意识。 
“唯道有轸,有竞有争,有伦有义……”。这是“论道非道”的庄学思想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应帝王》开头,庄子还提出“吾游心乎淡”的素质自律观。这与诸葛亮《诫子书》所云“淡泊以明志”的思想是一致的。在“真人与真知”的关系方面,中国古代先贤最为洞明之处还有不少典例。比如对待“名利”的态度问题,一般都从自身人格建设的自律意识上把握到,“名利”意识过分,就会导致一个人从“利欲熏心”到“利令智昏”,会不择手段地害人害已,误国误民。据说尧欲以名气大小“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坦诚相告曰:“名乃实之宾,吾不为宾所累。”言下之意即是请尧大人放心治国,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为“名利”所累而看重泡沫名气、看淡自主务实。既无谀词之嫌,又深识大体,可谓“真人”与“真知”在即兴对策现场反应灵敏、契合无缝的典例。 
自古“至圣”与“大贤”在人格尊严上亦各有所取向。浪得虚名只是部分人的“价值观”和“真实观”的表现。还有的人喜欢象“饮河之鼠”那样,所“饮”也不过为“饱腹”而已,对“越俎代庖”的无序之事并无兴趣。何也?“实”乃“名”之“主”也。许由的话并非“小富即安”,亦不能说就是怕受牵累,其崇尚务实的蕴意溢于言表,对于从政者来说,也不失为要求取信于天下的一种劝谏。这种“真人”的品格所含“真知”极为玄妙。其言语豁达恺切,真信无疑,以王佐之辩而精纯于安全之道。后世隹传,殊不知其深刻。 
思想境界的高尚有时却能避免险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风险。孙中山当年倡导“只想做大事,不想当大官”的人生守则在他应对袁世凯“窃国”的险恶历史环境中发挥过“安全”作用。袁世凯窃国盗名,全国人民恨之入骨,讨袁唯恐不及,谁还肯悉心保他当皇帝?尧、舜、禹当然远非袁世凯可以同日而语。但金无赤足,人无完人。《道德经》作者以为“三皇五帝”的不廉之“知”在于“自以为圣人”,后人争相仿效,将累及“道”之不振,德之不和。立这样的标准人格和“尺度”规则,简直就蕴涵着一种最高的制约和上古“厚黑”哲学的规范。 
能者“治大国如烹小鲜,”但“烹小鲜”也得勤政廉明、爱民如子,如此方可保证长葆“知治”的青春,完全没必要疑神疑鬼。孔夫子以“托生与民并行”为“致命性情”,可以说并不乏以民为本的思想、知人知真的哲理。“美是生活”,而实践是知识和思想的源泉。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强调“接近自然”,就有点近似当代的“实践论”和“受众媒介”观点。这一观点的本体功能在于强调事物的二分性,也要从新的更高层面看到“意识”与“物质”二者的“具本性”、交元性。这需要从每一个“始觉”窗口投入更多的创新务实之劳。所谓“真人呼吸以踵”也正是这样,知行合一,“能体纯素”。 

2003.11.11——25 
 

(责任编辑: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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