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我们的车停下了，我开始紧张，更紧地握着姐姐的手。车厢里也似乎突然安静了许多，只有头顶的豆子还在不知疲倦地跳着，跳着……

    等我们的车子再次开动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脸上、头上、身上全是汗，听姐姐后来给我说，当时我的手不停地发抖，一手心的汗，手上的血管突突地跳着，把姐姐的手都握疼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也许是对危险本能的恐惧？还是对光明天生的渴望？或许是我心中潜在的对于幸福的向往？都是吧！八年的苦难生活在我的生命里投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我怎能再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让大家重入虎口？！

    到了西安，我们在一家澡堂子里休息了一下。刘亚哲叔叔还专门表扬了我们这些孩子，还诙谐地说，如果没有我们的赏光配合，这次夜闯咸阳桥是不会那么顺利的。说得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我们也很得意，一个个趾高气扬的。

    西安是胡宗南的老巢，没有他的允许，我们这批人是不可能离开西安的。虽然我们躲过了他在咸阳给我们设下的“鸿门宴”，但要离开西安，无论如何也得正式和他见个面。

    考虑到在西安有可能会耽误些时日，刘亚哲把我们安排在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住下，自己去见胡宗南，请求他给我们放行。与此同时，西安的中共地下党人为了配合我们，在我们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便在西安的各大报纸发表了我们获释并到达西安的消息，先在社会舆论方面给了胡宗南一个压力。

    但是另有企图的胡宗南并没有轻易答应给我们放行，他先是推三托四，不给正面回答，而后便以政治部门有意见，以要审查为由想扣押我们。当时全国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华北地区已经挑起战事，全国内战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旦发生内战，我们这一百多人无疑会再一次成为国民党要挟共产党的砝码，我们的牢狱之灾也必然在劫难逃。

    为了安定我们的情绪，刘亚哲急报张治中将军，请求给予帮助。

    我们在西安住了十天，十天后，胡宗南才极不情愿地宣布我们可以离开西安。 事后我才知道，在这十天里，社会各界都向我们伸出了同情和援助之手。    
    首先是张治中将军，当他得知我们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后，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给我们放行，并称：若将这批人再次扣留，岂不是国民党当局留给国内国际舆论的把柄？同时他还致电胡宗南，重申我们这批政治犯的释放是经过蒋介石的亲自批准的，望他尊重蒋的旨意等等。就在张治中将军为我们上下奔波的时候，我党也多次与胡宗南交涉。周恩来副主席也在南京向国民党当局数次提出了让我们通行的要求……

    ７月４日晚，胡宗南终于同意给我们放行。
    我们的车队于７月５日清晨离开了西安，过了西安，延安就在眼前了！我们有说不出的高兴，大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关于延安的事情了，我们小孩子们都不作声，默默地看着大人们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喜悦，虽然延安在我的心里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想像中的地方，但看到大人们那激动的表情，我心里还是产生了无限的向往。

    ……，……，……
    第二天，在吉家村休息了一个晚上之后，叔叔们就迫不及待地要继续往前走，边区政府的叔叔们把我们送到一个叫茶坊镇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他们敲锣打鼓地在街上扭着秧歌，还有人在我们的车队前面燃放鞭炮。道路两边，全都是欢迎我们的人群，他们鼓着掌，欢笑着，看到我们的车队走到了他们的跟前，便大声地对着我们喊：“欢迎你们回家！”我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染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欢乐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