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５年9月底的时候，敌人为了达到他们宣传的目的和分化我们的队伍，借口说：“你们的有些人残废了，老了，不要在监狱里受罪了，送你们到贫民救济院去吧!”刚开始阿姨们不同意，怕是敌人的又一个阴谋，但后来谢良叔叔和另外的几个残废叔叔商量了一下，认为如果真的出去，也许会对我们大家的全体释放有所帮助，毕竟在外面活动起来比在监狱里方便得多。于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谢良叔叔带着几个大人和他们的孩子离开了我们的监狱。
后来我从妈妈那里知道，当时从第四监狱出去的有这么几个人：李万钟与阎友夫妇及他们带的洛甫的孩子张虹生，残废军人谢良、谢江亭等五人及他们的妻子马玉珍、赵建华，还有他们的孩子谢五一、谢铁如、胡狱燕、胡民平，还有苏兆征的夫人王瑶友……他们都是当时被敌人从第四监狱带走，强行送到西大桥救济院的。原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列娃阿姨和安德罗兄妹因为盛世才要和苏联重新修好关系，一年前就被释放回国了。
    我现在依然记得，当时狱燕和民平走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们很难过，站在大铁门的旁边呆呆地看着他们一大群人在那里往汽车上装破烂的行李。新玉在一旁哭着，被她的妈妈抱着哄着。我和新军默默地看着民平，民平也无声地看着我们，直到汽车要开动了，民平才突然跑到我们的身边，大声地说：“安安，新军，我会回来看你们的……”此时新军已经哭得泪水涟涟。
    这是我记得那次分别时的惟一的一个镜头，尽管时间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每当想起，新军和民平那带着哭腔的声音仍会回响在我的脑海里，孩童时伙伴之间那纯真的友情就会像啤酒花一样悄悄地、悄悄地溢满我的胸膛，使我无限沉醉。
    妈妈经常对我说，人的一生中有许多人需要去感谢，但在这次新疆苦旅中，要感谢的除了后来为大家的成功释放起到巨大作用的毛主席、周总理和张治中将军以外，还要感谢谢良叔叔他们。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给了我们这些还在监狱里关押的人们以无私的物质帮助和精神鼓舞，使大家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还揣着一颗希望的心，一颗誓回延安的心!
    听谢良叔叔后来给我们讲，当时救济院里一共有两百多人，大都是些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伤残人和病人，他们整日衣衫褴褛、蓬首垢面，与街上的乞丐无异。救济院里的房子和伙食与监狱里也差不了多少，住的是又脏又暗的小黑屋，吃的是霉味刺鼻的高粱面窝窝头。
   谢良叔叔他们刚到救济院的时候，由于对救济院里的规定不很熟悉，也不敢轻举妄动，全靠救济院每天发的那一丁点的口粮，所以大家经常吃不饱。为了能让肚子吃饱，民平曾经带着狱燕和其他的几个孩子到外面大街上去乞讨，但是在那个年代，吃不饱的人实在太多，再说，乞丐中也有许多地痞帮霸。
一次，正当民平在给狱燕她们分乞讨来的食物的时候，一个浑身布满伤疤的小乞丐就冲上前去把民平手中的食物抢走了，而且还怒气冲冲地责问民平：“谁允许你在这里要饭的？”
    狱燕一看那个新疆小孩身上一条条大虫一样面目狰狞的伤疤，吓得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她拉着就要站起来与之论理的哥哥，害怕地说：“哥哥，咱们回去吧，咱们不在这要饭了，咱们回去吧。”其他的几个孩子也拉着民平说：“民平哥哥，咱们回去吧，咱们回去吧。”边说边拖着民平往救济院的方向走。民平心里也害怕，只得任由弟弟妹妹们把他拉回家。从此，连上街乞讨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一行十余人的生活更陷入了困境。
    身为负责人的谢良叔叔看着孩子们一天一天的瘦下去，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这十几个人非饿死在这西北边城不可。如果那样，怎么对得起监狱里的同志们，怎么向延安的同志们交待？为此，他们几个人决定：只有组成集体，才能活下去，才能坚持回到延安!
    于是，自救开始了。除了狱燕因为年龄太小之外，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劳动，连民平也跟着妈妈一起做起了小手工。他们将节省下来的衣服、皮鞋、被单、毯子等物品拿出去卖掉，用卖的钱再来作为摆摊子的资本，摆起了小地摊，做起了小买卖。
    五位残废军人一共只有五条腿，八只眼睛，但这并没有让大家失去信心，生活已经将大家逼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在这条路上，向前，是回到延安的微弱亮光，向后，则只有死路一条!谢良叔叔还根据大家各自的条件给大家作了详细的分工：罗元章叔叔能写会算，当了经理兼会计，掌管货物和钱财；胡子明叔叔办事精明，腿脚比较灵活，当了采购员，负责采买货物；谢江亭叔叔有双腿，但双目又失明，只能干一些要背要扛的体力活；谢良叔叔和罗祖元叔叔肢体伤残，行动不便，就只好守着摊子当起了营业员。五个人和其他阿姨们以谢良叔叔为领导，一切由谢良叔叔指挥，而且还成立了党支部，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就这样五个人每天相互搀扶，扛门板，抬板凳，背货物，在西大桥摆起了香烟杂货摊子。冬天，呼呼的西北风刮着，叔叔们没有皮大衣和毡靴，在桥头上，凛冽的寒风将大家的脸冻裂了，手冻烂了，浑身冻紫了，但因为没有腿，只能死死地坐在那里，想活动活动舒展一下筋骨却都是那样的难!阿姨们也没有闲着，她们从市场上买来一些丝线和布头，靠着灵巧的双手做起了新疆手工艺品，她们将这些做出来的小花帽小腰包让民平送到叔叔的杂货摊子那里，卖一些钱来。就是这样辛辛苦苦赚得的钱，叔叔们也没有只留给自己用，而是大部分买成了东西资助给了我们这些监狱里的难友，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记得民平在一次来给我们送东西的时候，看到我们高兴地将一颗颗葡萄干放到嘴里大嚼特嚼的样子，羡慕地直流口水，我们给他吃，他却紧闭着嘴摇摇头，说：“救济院还有呢，我回去吃。”可是后来听谢良叔叔说，那时候救济院里哪里有这些东西？每次给我们买东西，都是买来就直接送进了监狱，从来没有拿回到救济院去，因为怕被人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民平那不断滚动的喉咙和渴望的眼神，我还会一阵阵地鼻子发酸，患难岁月中我们结下的友谊以及那超越一切的无私的爱时时感动着我，使我一生都感谢那一段艰苦的岁月，感谢我的伙伴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给我们的特殊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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