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对以上成就以及对取得这些成就起了主导作用的价值观感到自豪。许久以来，美欧对话的祷文一直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然而，我们虽说是同一个大的文化背景的后嗣及民主的支持者，实际上却在价值观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宗教。半数的美国人在每个周末去一次教堂，欧洲的这一数字却不足15%。欧洲人一般对美国人有关堕胎及进化与创造之争难以理解。更让人难以理解和令人气愤的是，美国的政治领袖们频频乞求上帝保佑美国，好像这个国家比其它国家更值得上帝保佑似的。托尼·布莱尔或雅克·希拉克绝不可能在对公众讲话时乞求上帝保佑英国或法国。
欧洲人担心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会以一种十字军精神加二元论的成分深深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而导致不必要的和不一定非要发生的剧烈冲突。因为不相信有那么多的善恶之争，欧洲人倾向于寻求问题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就像欧洲人不赞同美国对宗教的笃信那样，他们也不赞同它的超级爱国主义。一名瑞士的交流学生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后，对他在美国见到的悬挂国旗及经常保证报效国家的现象感到震惊。再者，在欧洲有一种感觉，认为这种强烈的崇美主义很容易转变为敌意。由于历史原因，欧洲人往往贬抑民族主义，似乎更热衷于用无休止的谈判来解决危险的问题。
美国人强调机会均等，欧洲人则更重视结果平等。诺基亚是世界上生产手机的主要厂家，但付给其经理们的薪金却相对较少。欧洲人纳闷，为什么美国需要付给经理们比他们的工人多那么多的薪水。他们对美国工商业由股东驱动的价值观存有疑问，认为股份持有者含义广泛，除了企业所有人之外，还应照顾到雇员、供货商、顾客及当地社区的利益。这种对社区的重视还包括，相信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工具。欧洲人认为，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而不信任政府的价值观，导致了社会上犯罪盛行，暴力充斥，其监禁率（白人为４17‰,黑人为３４０８‰，而欧洲则少于1‰。）简直令人咋舌。他们尤其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那么容易就能得到枪支，更不能理解需要用枪支来保障民主的论调。他们认为自己的民主是有保障的，尽管没有把每个居民武装到牙齿。他们觉得死刑尤为可憎，并拒绝把恐怖分子嫌犯引渡到美国，假如这些人有可能面临死刑的话。的确令欧洲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信奉宗教的社会怎么竟热衷于一种如此无情的刑罚。最后，他们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易受大量专门利益的影响，所以是极不完美的。然而，尽管他们发现美国社会存在着缺点，但是连法国都有61%的人仍对美国持有一种总体上肯定的态度。
反过来看，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的无神论视为他们易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毁灭性世俗信仰影响的根源，以致在上个世纪美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从中拯救出来。他们还视欧洲人为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欧洲人遇到独裁者就姑息迁就，还利用美国的保护伞作防护，可是暗地里却又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在美国人看来，欧洲人尽管自己的人口在下降却反对外来移民，在批准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申请上又表现得犹豫不决，还对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都略微带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味道。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根本不是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远离普通民众、半似贵族的精英所统治的官僚主义大杂烩，他们决意要遏制比较生机勃勃的美国，是出自嫉妒和留恋已经失去并永远不会再次获得的全球控制权。我必须再次强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批评又同时是主要评论家所表达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触到了问题的症结——欧洲和美欧联盟的未来。从一开始，欧洲规划就提出，要通过经济的逐渐融合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现已基本完成，欧洲的领导人正在考虑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拨哪个电话号码能打到欧洲？我写本书时，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在组织起草一部欧洲宪法，计划于2003年6月提交给欧洲的领导人考虑。如果被采纳，它将创建一个用更真诚的声音讲话的更统一的欧盟机构。不过，它的目标早已在文件和讲话中有了预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1999年5月在接受查理曼奖时说道，“对欧洲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即我们如何使欧洲变得强大和富有影响力，以及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欧洲所具有的潜力来永远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势力。”布莱尔后来强调，“这是一个有关集体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规划……此举可造就出一种超级势力。” 2000年9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发出指示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欧洲扮演一种全球性的角色，有着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分量，能用有力的声音讲话，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意味着将由来已久的主权让位于大欧洲一体化。因此，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在牛津大学举办的2000年查塔姆讲座上指出，“如果从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主权，那是胡说八道。一个赤身露体、饥肠辘辘、独自一人呆在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人倒是拥有主权——但却是必死无疑。”瑞典首相卡尔·比尔德也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已不存在。”
这种观点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客或政治家的兴趣的，然而，正如《时代周刊》的编辑约瑟夫·乔菲向我指出的那样，“欧洲领导人正在与自己的无能为力作斗争。”这种无能为力在整个冷战期间被掩盖起来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列强时代划上了句号，但欧洲作为冷战主战场的地位，以及随后美国需要与欧洲人商讨并密切合作的状况，使欧洲维持了仍居列强地位的幻觉。实际情况改变许久之后，这种幻觉仍然存在。苏联崩溃及美国人的兴趣转移之后，欧洲人的电话就没有以前响得那么频繁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