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争议不绝，还是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批准铺设横穿阿拉斯加的输油管，这样就能开发阿拉斯加的油田了；二是燃料效率法得以通过，要求到1985年新车平均每加仑行驶275英里。卡特总统1977年一就职，即把能源问题作为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政策称为“战争的道德对应物”。有些人打趣说，这几个词的首字母缩拼在一起意为“喵”，而这场争论有时也确实听起来像猫叫。除了对汽车燃效的要求外，在能源保护方面没作什么强调，石油实际上仍在实行价格控制。为了迎合公众，人为地将价格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卡特把设法使国内石油上升到世界市场价格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料却发现公众并不认为有危机存在。最终他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占了上风，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卡特的其它建议包括：对燃效确实不高的汽车征收“油老虎”税，对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高的汽车实行退还部分税款，增加汽油税，实行旨在促使转为烧煤发电厂的一系列税收优惠和规定，一项使能运行的核发电厂数目翻一番的计划，对太阳能设备和绝缘材料的投资实行课税扣除，将设备标准从自愿性改为强制性的，对新建楼房实行强制性性能标准，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资金和对再生性资源能源开发的优惠，消除公共系统网络中使用工业用电的障碍，建立可维持90天石油供应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那个让人不忍放手的老计划，即最终从落基山脉的页岩里一天生产250万桶油的那个200亿美元的合成燃料计划。
有趣的是，公共交通或铁路只字未被提及。即便提到了，也是在劫难逃。最后的结果是，国会删掉了汽油税和给高英里数车退还部分税款这两项。1978年三英里岛上核事故的发生，基本上堵死了发展核电力的可能。由于在环境方面有极其严格的新要求，在美国境内建核电厂成本高昂得无法承受，更不用说容易惹官司的事了。尽管如此，卡特的计划对高效能和从石油改用其它能源增加了大量优惠，而且确有成效。我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利用课税扣除这项政策，将家里的绝缘材料增加了一倍，还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我所在的纸业公司也采取了增加效能的重要措施。汽车的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1985年翻了一倍，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从18400英制热单位降到了13400英制热单位（日本从5000下降到了3946）。与此同时，随着阿拉斯加石油的开始输送，供应量也高了。高油价及其它优惠措施促使美国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不过，里根政府的上台使美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变得更加符合这个国家潜存的平民主义道德观念了。当时我担任商业部长的顾问。我还记得合成燃料计划等被放弃掉时的那份疯狂。在竞选期间，这份计划曾受到公众的嘲笑，被称为政府的大包袱。（加拿大这个石油出口国则坚持不懈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今天它出产的油中20%是合成油）。联邦政府对能源保护的资助削减了70%，能源研发被砍掉64%，对新车实行高节能标准的建议被删除了。强调的重点全都是供给方的经济学政策：用课税扣除和管制鼓励钻油，增加产量。供应量确有增加，不过主要是因为阿拉斯加输油管的关系，再就是沙特实行的将价格维持在低到非传统能源不再有吸引力程度的政策，另外还有北海、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墨西哥及其它地区产油量大增之故。
油价的下降，领导人对政府需要有工业政策的嘲笑，使得消费趋势开始发生逆转。随着老车逐渐被新车代替，以及新的建筑标准和新的工业流程不断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生产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美元所需能源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在变慢，即便是在美国的能效处于远低于其它工业国家的水平之时。人均能源用量从1973年的366亿英制热单位，降到了1983年的314亿英制热单位，但1997年又回升到了352亿——比日本和欧洲的比率高一倍还多，这两个国家分别为165亿和170亿英制热单位。新车、轻型卡车和休闲越野车的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1988年达到最高峰，为259，然后又跌落下来了，因为1加仑汽油的实际零售价1972年为108美元，1981年升到205美元，1997年又落回到115美元。经过1977至1987这段时间的下降后，石油进口重新开始稳步上升，1997年超过了1977年的水平。新车的平均马力在1982年后稳步上升。再生性能源的用量从1984年美国能源总消耗量的近10%，下降到了1997年的76%，而电的实际零售价，在1973年到1982年期间上升了53%之后，又于1997年回落到了接近1973年的水平。不管是不是偶然巧合，冷冻库在1972年到1993年间在节能上改进了294%，其后，一达到强制性标准，曲线就完全变平。1978年以来，没有订购过核电厂，现有的也在逐渐消亡。与此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从1985年115天之高的供应量，于 1999年底下降到了52天。总之，当美国迈进21世纪时，它的能源状况越看越像1973年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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