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整个讨论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性质。欧洲和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盟友，但是却为了排放量削减目标上15%的差异而相互攻击。长时间以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说，要想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以免到2100年人为地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需要马上削减60%～80%的排放量。但在京都，没人提出哪怕是近似的方案。另外，发展中国家即将超过发达国家，成为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国，这一点早已十分明显。因此，只要暖化是人为造成的，气温上升就会持续下去，京都议定书到2100年只会对气温产生零点几摄氏度的影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那些岛国，大部分国家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当然，欧洲方面很有诚意，但欧洲可能是在牺牲美国的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装好人。艾森施塔特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欧洲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将此看成一次能使美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机会。至于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采取那种方案，他们多半都是大输家。因此，它们采取的批判老殖民剥削者并拒绝与之合作的策略，也许在感情上能带给他们满足，但终将会自取灭亡。美国阵营的外围国家则尽力想讨各方喜欢——本国的选民、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促成这项协议的是日本人。美国人最后利用自己的机构设置和政治制度耍花招。他们与欧洲其它议会制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同。签署完协议之后，他们不一定能保证它在国会能通过。即使通过了，也保不准会闹上法庭。他们不得不一边向国会表明他们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一边还要向己方环保主义的支持者们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然而，大家共同的标准还是经济。谁也不是真想改变美国的制度，尽管他们会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抱怨美国人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批评美国以世界人口的4%占了全球废气排放量的25%强。正如前文所述，对后者的恰当回答是，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占了全球的25%强，并且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惟一发动机。难道有人想让这个发动机减缓速度吗？没有。即使是最最真正的环保主义者，他也要计算成本和收益。如果你真以为子孙后代会有大难，那就得接受科学家们提出的60%～80%的排放量削减幅度——当然，除非这意味着现在就大难临头。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连欧洲人提出的减幅都那么低。再说，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这项协议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这又进一步降低人们愿意为不确定的收益所付的价码。如果说京都议定书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能为惟一可行的补救措施即新技术的应用争取时间而已。但新技术的应用需要有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来配合，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感到满意，甚至于热衷于它。在京都，每个人都在原则上同意了，但实际的体系还有待于去设计。

　　正如事先所料，这项协议一到美国参议院就石沉大海了。多项研究均认为，为避免这个没有多少人相信会发生的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成本大概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4%。有一项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50%多的美国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仅有17%的人表示愿意为避免这个问题而每加仑汽油多付50美分。除了成本因素之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项协议肯定不会在美国的参议院获得通过。

　　然而，从京都会议到正式签署，这中间还有一系列的过渡性谈判会议，以便就细节问题达成一致，对任何一个地道的谈判代表而言，这样的“细节会议”一向是重开谈判的好机会。关键性会议是2000年11月13日至24日在荷兰的首都海牙召开的。当时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还有待法院裁定，这可能是世界各国最后一次能和一届真正支持环保事业的美国政府谈判的机会了。这次领导美国谈判代表团的是副国务卿弗朗克·洛伊，一位环保事业的资深人士和国际谈判老手。洛伊非常需要欧洲人伸出援手，需要他们慷慨地同意将森林二氧化碳汇计算在内，需要在排放量交易方面获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他还希望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施加一些压力，当时这些国家正由于自己的废气排放问题遭受漫天浓雾之害，这些烟雾一次能笼罩整个地区达几天之久。

　　洛伊后来向我承认，在这十年的谈判期间，美国在减少排放量方面所做太少，对美国自己的事业于事无补。另一方面，洛伊相信许多欧盟代表想强行改变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想惩罚美国。欧洲的谈判代表均来自环保部。洛伊注意到，当他遇到欧洲国家外交部或贸易部的官员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环保部总显得不屑一顾。

　　另一方面，欧洲谈判代表也真地害怕无所顾忌地缔结一项协议，到头来却因其自身的漏洞而作废。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任何欺诈行为都会使他们想让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希望破灭。不管怎样，经过几天艰苦的讨价还价之后，洛伊和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终于达成了一致，在二氧化碳汇和排放量交易方面对洛伊做一些让步，这虽不是他想要的全部，至少是他所需要的。感恩节的凌晨4点，英美草签了一份三页的工作文件，并再次开启了香槟酒庆祝。但普雷斯科特还必须说服其他所有欧盟代表，而第二天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整个谈判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美国产生了新的总统，他的名字不叫阿尔·戈尔。